二十一世纪以来，“平等”是个热门词，也是很多政治运动和政治势力的主题。除了传统的种族平等，性别平等，贫富平等种种之外，现在又冒出了气候平等，新冠平等这样的新名词。在基本生存需求满足后，平等成了社会幸福度的一个重要成分。

解决不平等有两招。一个是在政策和再分配上通过补偿来“纠正”不平等。另一个是消除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第二招显然更有吸引力，但前提是对于不平等的根源要有正确的认识，而那往往是非常困难且争议重重的任务。

经济学家戈尔丁（Claudia Goldin）通过解码历史数据探寻根源，在性别不平等问题研究中独辟蹊径，为此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戈尔丁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三位女性得奖人。她的研究成果涵盖很广。本文就以她对美国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探察为例，介绍戈尔丁“解码数据”的开创性成果。

性别不平等，英语叫gender gap，主要是指男女职场上的境遇差别。其中两个重要指标是参与率（进入职场的人数比例）和薪酬差别。通常后者是主要的关注对象。薪酬较低，显示女性受到了额外剥削，有违社会公正。以前，薪酬差别的研究注重于对女性不利的市场架构和社会性歧视。而戈尔丁出于她芝加哥学派的背景，超越道德问题而去研究市场和个人的理性选择。在这个框架里，她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不同时期的薪酬差别有着不同的原因，而且女性对职业生涯的计划和期望对于薪酬差别起着重要作用。

以前，普遍的观念是妇女的职场处境随着女权意识增长而逐步改善。但戈尔丁发现数据并非如此。过去一百多年来，虽然女权意识一直在成长，但美国妇女的职场参与率却呈U形曲线。通过更详细地分析有关数据，戈尔丁讲述了一个女性“理性选择”的故事。在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工业化进程开始，对职场劳动力需求大量增加，也吸引了大批女性。但是后来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丈夫工作妻子管家的模式更有吸引力。所以随后几十年中，已婚妇女回归家庭，职场参与率下降。到了二十世纪，更适合妇女的白领工作机会增加，工资水平也更高，又把妇女吸引回了职场。而到了六十年代，美国更是掀起一场“安静革命”：年轻女性开始建立终身工作的职业愿景，因此投资于自身教育和经验积累。从此之后，妇女不仅活跃于职场，而且进入高端职位，不让须眉。

通过U形曲线的发现和解释，戈尔丁指出性别不平等受着很多因素的影响，不光有社会机构和观念，也有女性自身不同选择的经济计算。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U形曲线，证明戈尔丁的发现具有普遍意义。

男女薪酬差别，也是个比较复杂的故事。在美国历史上，薪酬差别的改善也分不同阶段。十九世纪初期，职场主要是农业工作。妇女由于体力劣势，只能从事相对低强度和低工资的工作，其收入只有男子的三分之一。1820至1850之间，制造业的出现给妇女带来产出更高，报酬也更高的职位，使得她们的收入上升到男子的一半左右。之后从十九世纪末到1930年代，白领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妇女薪酬。这时候，薪酬差别的主要原因不再是男女的职业不同，而是女性通常只在婚育之前工作，不像男子得到长期的职业发展机会。

在此之后，薪酬差别就停滞不进，直到1980年代。那时候，新一代女性接受了良好教育，而且和男子一样一直工作或孩子上学后重回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男女在职场角色上的差别越来越小，女性薪酬也得到又一波提高。到现在，女性薪资水平大约为男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至于剩下的薪资差别，戈尔丁认为主要来自她称之为“贪婪的工作”（greedy jobs）。目前的社会分工，一般丈夫更专注于工作，而妻子需要比较灵活的时间安排来照顾家庭的不时之需。而职场上有些工作需要较长工作时间的投入。例如个性化服务和高层管理工作，都很难几个人分担，而要一个从业者投入大量时间才能胜任。也有些岗位需要面对面的合作交流而不宜远程工作。而且不管合理不合理，职场（特别是美国职场）流行把一个人投入的时间作为他或她“奉献精神”的标尺。这些要求都对妇女不利，让她们更难拿到高薪或高奖金的机会。而且在目前情况下，一个家庭选择让一个人（通常是丈夫）全身心工作而另一个退到提供弹性工作的岗位，其实会比两人平摊家务得到更高的总收入。这就造成了今天的薪资差别。当然，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经营模式的多样化，很可能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可以支持灵活工作时间，半时工作或远程工作，从而减小这部分差别。

戈尔丁的这些研究显示，各个时期的薪资差别有着不同的深层原因，因此所需的解决方法也不同。不光如此，判断一个政策的效果，也不简单。

人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往往取决于一辈子的职业规划。在年轻时看到可行的职业路径，才会为此进行人力投资（教育，训练，编织关系网等）。这样，在几年，几十年后才收获职业成功。在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年轻女性们看到很多职场机会开始向她们的同性前辈开放，阻碍女性就业的种种障碍被社会政策和观念改变所克服。于是，女大学生人数剧增（现在已超过男性），而且更多女生选择科学技术等通往高薪的专业。同时，避孕药的普及使女性可以晚婚晚育，有更大职业规划空间。这些变化，是二十年后（八十年代）女性参与率和薪资水平同时跳升的重要原因。所以，戈尔丁提出一个新观念：性别平等的变化是以“代”为时间尺度的。今天的市场条件和政策，可能要过几十年才显示效果。我们不能急功近利。

戈尔丁几十年的研究成果，给性别平等问题的研究领域带来重大影响。她不仅研究美国不同发展时期，也比较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结论是普遍的：性别不平等是市场与女性互动的结果。它可以有很多原因，有的是恶意的歧视，但大多数没有道德因素。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别差异的深层原因会不同，也就需要不同的政策应对。而那些政策的效果往往要一代人之后才会显示出来。所以运用经济学和数据分析技术去精准确定深层原因，对于改善性别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结论外，戈尔丁的研究方法也别具一格。业界评论说，她结合了经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她自己说是当“侦探”，把多个蛛丝马迹拼成完整自洽的图景。例如，她说十九世纪初，女性就业率其实比官方统计数据要高出很多（这就是她的U形曲线左半段）。原因是很多妇女在家庭作坊等地方从事非正式的雇佣劳动。其根据之一，就是当时的记录显示，很多妇女在丈夫去世后马上接管了丈夫的工作职责。这说明她们一直参与丈夫的工作，对之很熟悉。戈尔丁的论文中枯燥的图表不多，而是从头到尾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有很多别人做的统计支撑着，戈尔丁只是以她独特的视角编织整合。这也许就是大师的境界吧。

其实，不光性别不平等，其它不平等现象也有着深层原因。对于这些根源的认知，往往是不同政治营垒的基本分歧所在。戈尔丁的工作展示了不平等的深层原因可能是非直觉的，而且因时因地而异。如果我们少些口号，多些解码数据的“侦探”工作，也许会变得谦卑温和一些。与简单粗暴的“劫富济贫”相比，从深层原因来解决不平等问题，更有助于提高经济体系效率，在社会中实现双赢。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丁的得奖，对我们这个政治极度两极的时代也是一个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