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以來，“平等”是個熱門詞，也是很多政治運動和政治勢力的主題。除了傳統的種族平等，性別平等，貧富平等種種之外，現在又冒出了氣候平等，新冠平等這樣的新名詞。在基本生存需求滿足後，平等成了社會幸福度的一個重要成分。

解決不平等有兩招。一個是在政策和再分配上通過補償來“糾正”不平等。另一個是消除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第二招顯然更有吸引力，但前提是對於不平等的根源要有正確的認識，而那往往是非常困難且爭議重重的任務。

經濟學家戈爾丁（Claudia Goldin）通過解碼歷史數據探尋根源，在性別不平等問題研究中獨辟蹊徑，為此獲得了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戈爾丁是哈佛大學經濟系的第一位女性終身教授，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三位女性得獎人。她的研究成果涵蓋很廣。本文就以她對美國性別不平等問題的探察為例，介紹戈爾丁“解碼數據”的開創性成果。

性別不平等，英語叫gender gap，主要是指男女職場上的境遇差別。其中兩個重要指標是參與率（進入職場的人數比例）和薪酬差別。通常後者是主要的關注對象。薪酬較低，顯示女性受到了額外剝削，有違社會公正。以前，薪酬差別的研究注重於對女性不利的市場架構和社會性歧視。而戈爾丁出於她芝加哥學派的背景，超越道德問題而去研究市場和個人的理性選擇。在這個框架里，她通過數據分析，發現不同時期的薪酬差別有着不同的原因，而且女性對職業生涯的計劃和期望對於薪酬差別起着重要作用。

以前，普遍的觀念是婦女的職場處境隨着女權意識增長而逐步改善。但戈爾丁發現數據並非如此。過去一百多年來，雖然女權意識一直在成長，但美國婦女的職場參與率卻呈U形曲線。通過更詳細地分析有關數據，戈爾丁講述了一個女性“理性選擇”的故事。在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工業化進程開始，對職場勞動力需求大量增加，也吸引了大批女性。但是後來隨着人們收入的增加，丈夫工作妻子管家的模式更有吸引力。所以隨後幾十年中，已婚婦女回歸家庭，職場參與率下降。到了二十世紀，更適合婦女的白領工作機會增加，工資水平也更高，又把婦女吸引回了職場。而到了六十年代，美國更是掀起一場“安靜革命”：年輕女性開始建立終身工作的職業願景，因此投資於自身教育和經驗積累。從此之後，婦女不僅活躍於職場，而且進入高端職位，不讓鬚眉。

通過U形曲線的發現和解釋，戈爾丁指出性別不平等受着很多因素的影響，不光有社會機構和觀念，也有女性自身不同選擇的經濟計算。通過比較不同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U形曲線，證明戈爾丁的發現具有普遍意義。

男女薪酬差別，也是個比較複雜的故事。在美國歷史上，薪酬差別的改善也分不同階段。十九世紀初期，職場主要是農業工作。婦女由於體力劣勢，只能從事相對低強度和低工資的工作，其收入只有男子的三分之一。1820至1850之間，製造業的出現給婦女帶來產出更高，報酬也更高的職位，使得她們的收入上升到男子的一半左右。之後從十九世紀末到1930年代，白領工作進一步提高了婦女薪酬。這時候，薪酬差別的主要原因不再是男女的職業不同，而是女性通常只在婚育之前工作，不像男子得到長期的職業發展機會。

在此之後，薪酬差別就停滯不進，直到1980年代。那時候，新一代女性接受了良好教育，而且和男子一樣一直工作或孩子上學後重回職場的女性越來越多。男女在職場角色上的差別越來越小，女性薪酬也得到又一波提高。到現在，女性薪資水平大約為男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至於剩下的薪資差別，戈爾丁認為主要來自她稱之為“貪婪的工作”（greedy jobs）。目前的社會分工，一般丈夫更專注於工作，而妻子需要比較靈活的時間安排來照顧家庭的不時之需。而職場上有些工作需要較長工作時間的投入。例如個性化服務和高層管理工作，都很難幾個人分擔，而要一個從業者投入大量時間才能勝任。也有些崗位需要面對面的合作交流而不宜遠程工作。而且不管合理不合理，職場（特別是美國職場）流行把一個人投入的時間作為他或她“奉獻精神”的標尺。這些要求都對婦女不利，讓她們更難拿到高薪或高獎金的機會。而且在目前情況下，一個家庭選擇讓一個人（通常是丈夫）全身心工作而另一個退到提供彈性工作的崗位，其實會比兩人平攤家務得到更高的總收入。這就造成了今天的薪資差別。當然，隨着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和經營模式的多樣化，很可能有更多的工作崗位可以支持靈活工作時間，半時工作或遠程工作，從而減小這部分差別。

戈爾丁的這些研究顯示，各個時期的薪資差別有着不同的深層原因，因此所需的解決方法也不同。不光如此，判斷一個政策的效果，也不簡單。

人的職業發展和收入，往往取決於一輩子的職業規劃。在年輕時看到可行的職業路徑，才會為此進行人力投資（教育，訓練，編織關係網等）。這樣，在幾年，幾十年後才收穫職業成功。在美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年輕女性們看到很多職場機會開始向她們的同性前輩開放，阻礙女性就業的種種障礙被社會政策和觀念改變所克服。於是，女大學生人數劇增（現在已超過男性），而且更多女生選擇科學技術等通往高薪的專業。同時，避孕藥的普及使女性可以晚婚晚育，有更大職業規劃空間。這些變化，是二十年後（八十年代）女性參與率和薪資水平同時跳升的重要原因。所以，戈爾丁提出一個新觀念：性別平等的變化是以“代”為時間尺度的。今天的市場條件和政策，可能要過幾十年才顯示效果。我們不能急功近利。

戈爾丁幾十年的研究成果，給性別平等問題的研究領域帶來重大影響。她不僅研究美國不同發展時期，也比較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其結論是普遍的：性別不平等是市場與女性互動的結果。它可以有很多原因，有的是惡意的歧視，但大多數沒有道德因素。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性別差異的深層原因會不同，也就需要不同的政策應對。而那些政策的效果往往要一代人之後才會顯示出來。所以運用經濟學和數據分析技術去精準確定深層原因，對於改善性別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結論外，戈爾丁的研究方法也別具一格。業界評論說，她結合了經濟歷史學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她自己說是當“偵探”，把多個蛛絲馬跡拼成完整自洽的圖景。例如，她說十九世紀初，女性就業率其實比官方統計數據要高出很多（這就是她的U形曲線左半段）。原因是很多婦女在家庭作坊等地方從事非正式的僱傭勞動。其根據之一，就是當時的記錄顯示，很多婦女在丈夫去世後馬上接管了丈夫的工作職責。這說明她們一直參與丈夫的工作，對之很熟悉。戈爾丁的論文中枯燥的圖表不多，而是從頭到尾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有很多別人做的統計支撐着，戈爾丁只是以她獨特的視角編織整合。這也許就是大師的境界吧。

其實，不光性別不平等，其它不平等現象也有着深層原因。對於這些根源的認知，往往是不同政治營壘的基本分歧所在。戈爾丁的工作展示了不平等的深層原因可能是非直覺的，而且因時因地而異。如果我們少些口號，多些解碼數據的“偵探”工作，也許會變得謙卑溫和一些。與簡單粗暴的“劫富濟貧”相比，從深層原因來解決不平等問題，更有助於提高經濟體系效率，在社會中實現雙贏。從這個意義上說，戈爾丁的得獎，對我們這個政治極度兩極的時代也是一個啟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