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簡單介紹一下幾個並不是廣為人知的事實。伊斯蘭教是公元600年左右由莫哈默德創立的。“穆斯林”是指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和猶太教一樣信奉“唯一的上帝”。這後兩個宗教也被伊斯蘭稱為“得到聖經的人”(People of the Book)。雖然伊斯蘭教起源於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人，但“伊斯蘭世界”和中東地區並不能劃等號。除了中東阿拉伯國家外，在非洲，南亞和前蘇聯地區還有很多伊斯蘭國家和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事實上，穆斯林人口超過一億的國家都在亞洲：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國。其中除印度外的三個國家都是伊斯蘭國家。另外在世界其他各國，特別是歐洲和北美，也有大量穆斯林人口。
最出名的，當推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y Samuel Huntington）了。這本書的主要觀點是：文明（以宗教劃分）間的衝突是不可調和的。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衝突消失後，文明間的衝突將成為主導國際政治的力量。全球化的經濟融合使得各個文明之間的交往增多，而使得這些衝突更加激烈。該書發表於九十年代末，當時就引起熱烈關注。“九一一”事件更被認為是這一理論的證明。當然，對這個理論的批評也不少，主要是該書發表十多年來，沒有得到有力的事實支持。例如，冷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的衝突中，涉及“文明”間衝突的比例和絕對數都沒有增加。而涉及伊斯蘭世界的衝突中，與“西方世界”為敵的也是少數，更多的是內部極端與溫和勢力的爭鬥和與其他國家和種族的衝突。而且不同“文明”的民主國家之間都沒有發生過戰爭。相反，倒有不同“文明”的國家並肩作戰的例子，如美國和北約在歐洲和非洲的一些救援行動。但不管怎樣，“文明的衝突”理論對於人們的思路還是有很大的影響。
另一本類似立場的書是“美國單打獨鬥”（“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by Mark Steyn）。作者是加拿大的一個右派作家。這本書的主要論點是：伊斯蘭的坐大主要來源於西方的無能和軟弱。由於實行優厚的社會保障政策，西方國家（包括加拿大和日本）生育率下降，人口減少。而為了維持稅收來支持退休福利，這些國家不得不接納大批移民，其中很大部分來自生育率居高的伊斯蘭世界。所以不到幾十年，穆斯林人群就會在西方國家占主流，而只有生育率尚保持在可持續水平的美國可以與之抗衡。雖然沒有提供學術論證，這本書的基本假設就是穆斯林等於暴力和恐怖主義。例如，書中提到在西方被抓到的恐怖分子和嫌疑人都有伊斯蘭背景或阿拉伯姓名。
但是持相反立場的人也不在少數。我看到的最全面和有說服力的當推布托的“和解”（“Reconciliation: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West” by Benazir Bhutto）。作者是巴基斯坦前總理。這本書是她2007年重返巴基斯坦以後和被暗殺前夕完成的。該書首先從教義方面論證伊斯蘭教與現代民主觀念不衝突：伊斯蘭教義不否定基督教和猶太教，承認他們的先知和他們的救贖途徑；伊斯蘭提倡和實踐基於共識的社區管理模式；伊斯蘭教義的解釋權在於每一個信徒，而不是什麼世俗的權威，所以不應該是僵化的而是與時俱進的。然後，作者回顧了許多伊斯蘭國家的歷史和現狀。她指出，許多伊斯蘭國家沒有走上民主道路或沒有建立完善的民主體制，是因為西方國家的錯誤：在殖民地獨立時沒有成功扶持民主機制，為了短期利益而支持當地獨裁勢力，挑起或坐視當地種群衝突從而破壞了民主機制等。同時她也提到很多伊斯蘭國家實現了民主，或正在朝民主邁進，如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這也佐證了伊斯蘭教義與民主原則不衝突。她還指出，伊斯蘭世界的獨裁政府，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是相互依賴，相互扶持的“邪惡聯盟”。要幫助伊斯蘭國家融入民主潮流，應該主要從經濟社會援助着手，幫助教育事業，提高婦女地位，支持非政府組織等。我認為作者的地位決定了她的立場帶有利益背景。她中心論點就是：西方國家為了自己的安全，就應該支持她這樣的“溫和民主派”。而她對伊斯蘭教義的解釋和介紹，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吧，至少與我看到的實踐有相當距離。但她這本書的優點是提出很多具體的論點和論據，都是可以論證和批駁的“靶子”。所以這本書應該是為我們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奇怪的是，布托這本在我看來很有分量的書似乎並沒有引起很多重視。居然我們社區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都沒有收藏。但是持類似觀點有另一個熱門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他在“九一一”以後的兩本書：“Longitudes and Attitudes”和“Hot, Flat, and Crowded”都談到恐怖主義的根源問題。他認為，西方與恐怖主義之間的衝突是不可調和的。“他們不是仇恨我們的政策，而是仇恨我們的存在。”但是他並不把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混為一談。他的分析是：恐怖組織里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在西方國家生活或受教育的穆斯林。他們不能融入西方社會的主流，就反而轉向極端的宗教去尋找自我定位和認同。他們看到西方社會與伊斯蘭國家（這裡指阿拉伯國家）在進步程度上的巨大差別，而將之歸因於西方的種種政策和作為，由此產生強烈的仇恨。這些人由於他們的教育背景和閱歷，往往成為恐怖組織的領導人。而那些隨從者則往往是阿拉伯國家的青年。在那些國家中，政府靠石油收入來提供國民福利，但沒有給人民提供很多發展機會，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奇高，造成迷茫和不滿。而政府又樂得縱容鼓勵反西方的宣傳，把民眾的不滿引向國外。弗里德曼還進一步指出，西方對中東石油的依賴扭曲了當地的政治經濟互動，助長了獨裁政府，壓制了當地自由和民主的成長。統計表明伊斯蘭國家中，產油國家的“自由指數”是最低的。而除了產油國家外，其他伊斯蘭國家的“自由指數”並不比世界平均水平差。所以他也認為，剷除恐怖主義的途徑不是壓制或消滅伊斯蘭教，而是改變中東國家的政治經濟環境，特別是減少對中東石油的依賴。
另一本很值得一讀的書是“實力與上帝”（“The Mighty and the Almighty: Reflections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 by Madeleine Albright），前國務卿以親身經歷談外交政策與宗教和理念的關係，以及美國應該怎樣“輸出價值”。可惜我手頭沒有這本書，只好以後再評了。
我覺得，除了這些“大圖景”外，決定歷史發展的另一個重大因素是人性。歷史，政治，經濟，宗教都是舞台，而人性才是主角。而伊斯蘭和西方的人性到底有多少區別？這是另一個有趣的問題。這方面也有一些有趣的書。一本是我以前評論過的“三杯茶”（“Three Cups of Tea: One Man's Mission to Promote Peace . . . One School at a Time” by Greg Mortenson and David Oliver Relin），講一個美國人在阿富汗建學校辦教育的故事。另一本是“唯一倖存者”（“Lone Survivor: The Eyewitness Account of Operation Redwing and the Lost Heroes of SEAL Team 10” by Patrick Robinson and Marcus Luttrell ），講一個美國士兵在阿富汗居民的掩護下倖存的經歷。還有就是以前我評論過的“沒完沒了的戰爭”（“The Forever War” by Dexter Filkins）。看了這些書，我們會認識到那裡的人雖然處世方式與西方不盡相同，但也是有規律可循，有自己的原則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也和我們一樣關心着柴米油鹽，妻兒老小。如果西方能了解民心，贏得民心，那才是最好的取勝之道。當然，那又是另一個大題目了。
歐陽峰， 雖然沒給出明確答案，但是介紹了一些參考書，很有用的資料，謝謝。 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關係從來沒有這麼複雜，最後究竟是衝突還是和解，確實很難說。最近在看一本書，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Amy Chua 所寫的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and to Global Dominance and Why They Fall. 作者考察了人類歷史上的超級強權，包括波斯帝國，羅馬帝國、中國的唐帝國、蒙古帝國、英帝國，以及西班牙和荷蘭，認為宗教和民族寬容使這些帝國走向輝煌的先決條件，他們的衰落乃至分裂也是由帝國內部宗教和種族衝突造成的。Amy Chua 的寫作目的是為目前世界的唯一強權美國提供借鑑的，因為美國內部的宗教和種族衝突使這個超級大國也面臨着難以預測的未來。最近發生的軍營屠殺將促使人們反思，衝突還是和解，的確是一個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