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十年前讀到《怪誕行為學》(Predictably Irrational by Dan Ariely)時那種“腦洞大開”的感覺。基於那本書我寫了好幾篇博文。我的孩子也把它列為最喜歡的書之一。現在,“行為經濟學”已經不僅是學術概念,而是家喻戶曉了。201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又發給了一位行為經濟學的領軍者賽勒(Richard Thaler),表彰他在過去四十年中對行為經濟學發展的關鍵貢獻。 其實行為經濟學可以追索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工作。它是關於經濟活動中的決策過程的研究。經典經濟學認為,人的決策都是理性的,旨在將自己的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最大化。所以說,經濟學把人抽象為純理性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然而,後來種種研究發現人的行為偏離這個理性模型。這種偏離不是隨機而是系統性的。所以就有必要在經濟學中考慮到人的“非理性行為”,而不是將其當噪聲處理。這就是行為經濟學的基礎。在賽勒之前,諾貝爾經濟獎已有至少五次頒給行為經濟學工作。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關於資產定價,其中包括席勒(Robert Shiller)關於市場非理性行為的研究。2002年的得獎者之一卡尼曼(Daniel Kahnaman)還寫過一本通俗讀物《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 by Daniel Kahnaman, 2011)介紹行為經濟學。賽勒從研究生時代就通過自己的觀察對於非理性行為產生興趣,以其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後來他接觸到卡尼曼等人的工作並與之合作,對行為經濟學的各個方面做出很多貢獻。按照諾貝爾獎的官方介紹,賽勒被嘉獎的主要是因為三方面的貢獻。 首先是對於人的非理性行為的研究。這些非理性行為在上面提到的兩本書中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在維基上 “list of cognitive biases”詞條收集了上百種觀察到的現象。這其中就有不少是賽勒的貢獻。特別是所謂“擁有者偏見”(endowment effects),即人們覺得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更值錢,是現在廣泛研究的一個非理性現象。而這個名詞就是賽勒首創的。 然而嚴格地說來,了解人的非理性行為更多地是心理學,雖然這與經濟活動有密切關係。經濟學更關心的是人群或人的組織。賽勒的第二個貢獻就是如何用政策去影響人的行為。他的出發點是對於人的自制力的認識。我們常常明明知道什麼對自己有利,但卻不能做到。賽勒提出,其實有兩個“自我”,一個是“計劃者”,一個是“執行者”。計劃者着眼於長遠利益,而執行者則更注重於短期的獎賞和懲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能有遠大的志向卻沒有足夠的自制力去實現。這個理論指出了:為了自己的利益,我們不是應該隨時按照“自我”的意願行事,因為我們的“自我”不是統一的。相反,我們要給自己設置外來的限制,來保證自己的“執行者”不會拋開計劃自行其是。其實這個智慧我們的老祖宗就有了,所以才有“破釜沉舟”的故事。 基於這個理論,賽勒提出了用政策影響大眾經濟行為的主張,稱為“助推”(nudge)。和“破釜沉舟”不同,助推雖然目的是影響受眾的行為,但它的做法和目的都是公開的,而且受眾也有不接受的自由。一個膾炙人口的例子就是鼓勵員工為退休儲蓄。賽勒發現,雖然大多數員工都有儲蓄的願望(“計劃者”入伙!),但是管理退休儲蓄需要填寫很多表格和作很多投資的決定。這個任務往往讓“執行者”望而卻步。所以賽勒建議改變做法:如果員工啥都不做,就自動進入某個退休金計劃。若是員工不想加入或想改變投資決定,則可以通過填表等手續來實現。這種做法在經典經濟學看來毫無意義。因為員工所擁有的選項和以前是一樣的,他們基於理性的選擇也應該是一樣的。然而事實證明,如此改變了“缺省”選項,導致退休計劃的參與率大大提高。這個理念被賽勒的合作者孫士坦(Cass Sunstein)稱為“自由主義的家長式管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也被推廣到其他社會政策如醫療,教育等, 賽勒還進一步探討人性和社會互動對經濟行為的影響。一個廣為人知的心理學現象是人對公平的追求。實驗表明,絕大多數人願意去懲罰不公平的玩家,即使損失自己的經濟利益也在所不惜。甚至當自己不是受害者時也是這樣。賽勒以此來解釋市場上的一些“非理性”行為,如公司幾乎從來不降低員工工資,商家也不會在因為天氣等原因造成需求升高時馬上提價。這都是避免被視為“不公平”而遭到反彈。賽勒還開創了“行為金融學”,研究專業投資機構的非理性行為,例如過度重視短期盈虧。在社會行為層次去研究認知偏向,是賽勒的第三個重大貢獻。 其實,除了學術貢獻外,賽勒在行為經濟學中的“大佬”地位還來自於他推廣這個理念的努力。對此紐約時報雜誌在2001年有詳細的報道。雖然行為經濟學在五六十年代就建立了,但在很長一段時間並不為經濟學主流所接受。賽勒成功的秘訣不是數學分析(儘管他為行為經濟學開創了不少數學分析的方法和工具),而是他講故事的天才。在他1980年發表的劃時代論文中,他用故事展現了人(甚至是經濟學家)的非理性行為。隨後,他在一本經濟學雜誌上定期發表專欄文章,列舉各種非理性行為。這些文章後來被匯集成一本通俗讀物《贏家的詛咒》(The Winder’s Curse by Thaler, 1992)。賽勒還出版了兩本通俗讀物:《助推》(Nudge, 2009)和《不端行為》(Misbehaving, 2015)。前一本介紹上面介紹過的 “助推” 理念,後一本回顧了他自己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歷程。賽勒和行為經濟學的經歷有趣地反映了經濟學這個學科內部的互動和對於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的追尋。 賽勒是個很接地氣的經濟學家。除了寫通俗讀物和參與政策制定外,他還在電影“大空頭”(The Big Short)中實名出境,用賭博場景來解釋金融危機的起因。賽勒的諾貝爾獲獎演說簡單,風趣,易懂,很有觀賞價值。除了在“理性主義”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當一名“另類”經濟學教授外,他還經營一個基金管理公司(Fuller & Thaler Asset Management),利用他對於股市非理性行為的認識取得了不俗的投資表現。 雖然行為經濟學已經獲得了廣泛的認同,但反對者仍然不少。在我看來,行為經濟學的確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行為經濟學相對於新經典學派(假定人都是理性)來說是一個範式改變還是一個補充或修正?賽勒本人似乎就不是很確定。他在採訪中說過“人不是瘋子”,意即理性的作用還是主要的。但在諾貝爾演說的結束語中,賽勒說“我們可以不依賴於‘經濟人’來搞經濟學”,表示可以徹底拋開新經典學派。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取決於定量研究:非理性行為造成的經濟學影響到底有多大。而至少我在非專業的介紹中沒有看見有關的數據。當然,顯示非理性的定量心理學實驗很多。但那些數據要翻譯到經濟學關心的場景中去還是有相當難度的。 更難的是:雖然非理性行為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具體表現是非常因人而異的。例如實驗表明在上面談到的“擁有者偏見”中,職業收藏者的行為和普通人就很不一樣。那麼進一步,非理性行為與文化傳承有沒有關係?雖然有一些跨文化的研究(如人們對“公平”的追求),但目前絕大多數這方面的心理學研究是在歐美人群中做的。其結果(特別是定量的結果)是否能推廣到全球經濟活動?如果再加入作為個體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構(如公司,投資機構等),那行為的多樣性就更厲害了。當然,個體差異是經濟學的一個普遍問題。新經典學派中的“效用函數”也是因人而異的(2015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迪頓的一個工作就是關於這個問題,見文後所引有關博文)。但是非理性的個體差異更大,這個問題也就更突出。 其實關於那些觀察到的“非理性行為”,背後是否存在理性的解釋?這也是一個爭論的問題。例如,對於公平的追求雖然在單次交易中產生“損人損己”的非理性行為,但如同博弈論中關於囚徒困境的研究指出的,在多次交易的場景這是一種理性的(實際上是最優的)選擇。有一本暢銷書《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 by Lewitt and Dubner, 2005)就是探討那些表面“瘋狂”的經濟行為背後的理性考慮。把這本書(和它的續集)與賽勒的書對照會是很有意思的事。 如果說上面說的幾個問題還局限在學術探討的話,關於“助推”政策的爭議就更為敏感了。最重要的當然是:這樣的做法是否道德?雖然“助推”政策強調其透明性和自由選擇,但誰有這個權利去影響別人的行為?這種做法需要通過怎樣的法律和民主程序才適當?另一個有關的問題是:怎樣保證“助推”的效果一定是有益於受眾(符合他們的理性選擇)?影響消費者行為是商業行銷活動的精髓,其中就包括了很多基於心理學的技巧。怎樣劃分“引導”和“誤導”的界限?更具體地說,“助推”的目的是“抵消”政策對象的非理性傾向,使得他的決定符合理性選擇。但是上面說過,非理性傾向是因人而異的。同一個政策可能對一些人來說力度不夠,對另一些人又導致矯枉過正。而在公眾觀念中,對於潛在有害的政策的接受程度是很低的,所以醫學界要把“不傷人”(do no harm)作為最高信條。那麼怎樣保證“助推”的政策不傷害到某些人? 這些討論還可以更哲學化。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非理性行為?是不是應該去矯正去克服?我們都同意,一個人的行為應該讓幸福感最大化。但什麼是幸福感就是見仁見智了。古希臘的柏拉圖(Plato)認為,最高層的幸福感來自完美的理性。基督教哲學家奧古斯丁(Augustine)認為從上帝那裡才能得到最大的幸福。理性主義哲學家斯賓諾莎(Spinoza)認為幸福的定義可以從生存和繁殖的生物需求中推導出來。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Bentham)和密爾(Mill)認為幸福感是社會集體的,是經過政治過程來定義的。這些對幸福不同的理解,就決定了我們對非理性行為的不同態度。所以從這方面說,行為經濟學也可作為經濟學和政治的一個橋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性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自從現代科學興起以來,理性和邏輯越來越成為普世準則,這種趨勢肯定會影響到人的非理性成分的存在和表達。那麼隨着機器人的出現,也許越來越多理性的工作會交給機器人代勞,而人類會更注重藝術,哲學,政治那些“非理性”的思考活動。這是否會使得人的“非理性”肌肉更加發達?不管怎樣,行為經濟學雖然經過了半個世紀的發展,但還只是在初期。期待着未來它會讓經濟學變得更加精準,更加人性。 有關博文: 大數據經濟學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介紹) http://blog.creaders.net/u/1030/201602/2475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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