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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按：

 我想這裡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的目標是怎樣的社會制度，即甘陽筆下的“民主”和“自由”的關係。二是如何達到這個社會制度，即“英國”和“法國”的選擇。（我假定作者同意今天的英國和法國的制度並沒有本質的不同。所以他說的英，法區別只是社會變革過程的不同。）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的政治學知識不能了解“自由”與“平等”為何矛盾。我理解甘陽“自由”可能是“精英統治”的意思。這其實不是自由派的立場。西方的“自由主義”是反對政府管制，其實倒是反精英權力（但也許支持精英的話語權）的。其實，甘陽與其研究托克維爾，還不如研究美國建國初期聯邦主義和民主-共和黨的論戰。畢竟托克維爾的書是以記敘為主，不象聯邦主義的文章那樣值得仔細推敲。“人人平等”是一個美好的理想，實際上治理一個大國是不可能“人人平等”，總要有些人掌握更多的權力，作更重要的決定。問題是如何從民主到集中，和集中的程度。這一點，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地精英意識太濃，不注意超脫自身利益來為民眾說話。政府也有意識地把知識界培植成一個利益集團，把它與民眾隔離開來。所以甘陽提出這樣的問題還是很有意義的。只是把“自由主義”作為攻擊對象似乎有點文不對題。

 對於第二個問題，中國的社會轉制（假定這已經是共識）應該通過革命還是演變來實現？這又是另一個問題。“演變”就必然有妥協，如英國容許貴族繼續存在。革命是實現理想的快捷直接的途徑，但是其代價高昂，而且結果難料（法國革命的結果很難說是理想的吧）。這是另一個討論題目，與國情和國內各種勢力的互動很有關係。在理想和意識形態的層次討論這個問題，我看不出會得到什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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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

● 甘陽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的一個基本軌跡，大體上是從八十年代末開始的批判激進主義思潮出發，日益走向保守主義甚至極端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的基本形態則往往表現為以自由主義之名貶低和否定民主與平等，其結果是把所謂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一種少數人享有的 “特權”，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權利”。事實上，今日許多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闆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與此同時則閉口不談自由主義權利理論的出發點是所有的人的權利，而且為此要特別強調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人的權利：弱者的權利、不幸者的權利、窮人的權利、僱工的權利、無知識者的權利。如果說，一生致力於研究市場經濟與自由關係的芝加哥經濟學派開山祖奈特（ Frank Knight ）在其經典論著《競爭的倫理》中曾嚴厲警告所有經濟學家：“最大的謬誤莫過於把自由和自由競爭混為一談”（ No error is more egregious than that of confounding freedom with free competition ），那麼，“這種最大的謬誤”現在恰恰成了中國知識界的集體信仰，亦即把把自由歸約為市場的自由，認為自由經濟能自動地實現最大的自由。在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惡的，反倒是弱肉強食成了自由主義的第一原則。

     我把這種集體信仰稱為 “中國知識界的集體道德敗壞症”，因為這種信仰只能表明中國知識界幾乎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道義感和正義感。這種集體信仰同時還可以稱為“中國知識界的集體知性低能症”，因為它表明中國知識界沒有能力把握當代學術探討的基本問題意識和隱含共識前提，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會知識領域的探討幾乎無不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切入“每一個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個體”這一“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或探討什麼因素阻礙之，或探討什麼制度安排較能接近之，或探討這一理念本身的困難所在。但這樣的自由理念，在中國知識界幾乎渺無蹤跡。相反，中國知識界津津樂道的其實是“不平等的自由”。尤其滑稽的是，當少數人正在瘋狂掠奪多數人的財產並且日益威脅多數人的基本保障時，我們卻聽到許多人在那裡搖頭晃腦地談什麼“多數的暴政”，不知是要顯耀自己剛剛知道了民主會導致多數暴政，還是想標榜自己雖還不是大款但也屬於“少數”，決不屬於“多數”，不然如何高人一等呢？ 

     我想今日中國知識界不要再虛張聲勢地紮起一個叫做“官方”的稻草人從而來標榜自己是“民間”了，裝什麼腔，作什麼勢呢？難道中國知識界的這種市場經濟主義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幣了嗎？難道現在還有比市場經濟主義更主流的意識形態嗎？為什麼不誠實一點，承認自己早已是一半為官方一半為大款驅走的得力馬弁？為什麼不拿出點勇氣來深刻反省一下，現在的中國知識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識權力服務於少數人的“特權”，還是在伸張所有人的“權利” ？ 

        以上用“中國知識界”這一說法誠然未必適當，因為事實上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人不認同上述集體信仰。但我指的是主流傾向，並無意針對任何個人。 

    ◆　一

    本文因此試圖對九十年代中國保守主義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檢討。由於這種保守主義的基本論述形式並不僅僅在於市場經濟主義，而且更在於以自由主義的名義貶斥民主與平等，本文因此暫不直接討論市場經濟主義等問題，而試圖着重就自由主義與民主的關係重新提出一些討論。 

    自由主義與民主及平等的關係或張力是自由主義理論的老問題。泛泛而論，這一張力不可能以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方式來解決，亦即“不平等的自由”與“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關鍵因此在於如何在理論和實踐上儘可能保持這種張力的適當平衡。由於在以往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自由的理念特別收到排斥，而平等的理念則至少在理論上受到認可，因此知識界特別有必要高度突出自由的首要性。這事實上也是我個人以往的主要努力所在。 

    但我以後日益感到這種思路的局限性。因為沿着這一思路走下去，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陷入某種“時代錯亂症”（ anachronism ），這就是不由自主地膜拜“前民主時代”的英國自由主義即貴族自由主義，從而恰恰忽視了歐洲自由主義特別是英國自由主義在法國大革命以後逐漸走向“民主的自由主義”這一關鍵歷史轉變過程。如下面將會指出的，托克維爾當年之所以轉向研究“民主在美國”，而非“自由主義在英國”，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認為，大革命以前的英國自由主義（常以 1688 年革命為象徵）乃是前民主時代的自由主義，這種非民主的舊式貴族自由主義已經不足以幫助自由主義者面對民主時代提出的挑戰。托克維爾由此提出民主時代的來臨意味着“需要一種新的政治科學”，因為現代自由主義的“問題不在於重建貴族社會，而是要使自由從民主社會中生發出來”。換言之，自由主義在民主時代必須走向民主的自由主義。托克維爾因此高度評價並表示完全認同當時“英國激進派”（ English Radicals ）的改革理念即：“使公民大眾處於應有的統治地位並且使他們能夠統治”。就此而言，我以為對今日中國更有借鑑價值的英國自由主義經驗不是其 1688 年革命，而是其 1870 年代的格萊斯頓改革（ Gladstonian Reform,1867-1895 ），因為只是在此以後英國才逐漸開始進入民主政治，英國政治體制也相應發生根本大變。 

    我把自由主義從貴族政治形態轉向民主政治形態的問題稱為“托克維爾問題”，因為在自由主義思想史上，正是托克維爾第一個集中提出了揚棄貴族自由主義，走向民主自由主義的轉型問題，從而迫使所有自稱自由主義者的人都必須回答一個問題：你所自許的自由主義是一種什麼樣的自由主義？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 

    我在這裡提出“托克維爾問題”，同時也是因為托克維爾當年思索的問題與中國知識界今日思索的問題有相當的相似性和相關性。如果說中國知識界主要是由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陣痛而檢討法國大革命對中國的影響，那麼對於托克維爾而言法國大革命就意味着更直接的個體痛苦和家庭悲劇，因為托克維爾一家事實上與法國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維爾的曾外祖就是在革命恐怖時期挺身而出為法王路易十六擔任辯護律師從而被全歐貴族奉為偶像的著名法國貴族領袖梅爾歇布（ Malesherbes ），辯護失敗自己被送上斷頭台，連同托克維爾的外祖父也被一併處死；托克維爾的親身父母則在新婚蜜月時期被革命政府逮捕判處死刑，僅僅因為在等待處決時雅各賓專政倒台才虎口餘生，但托克維爾的母親已經為此而終身神經驚恐。托克維爾從小的家庭教育氛圍因此充滿憎恨大革命以及緬懷被處死的國王的氣氛。但托克維爾的不同尋常就在於，早在二十歲之前他就開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屬社會階層的狹隘貴族視野和保守主義立場，而逐漸形成了他自己認同法國大革命原則的立場並終生不渝，如他在私人信件中都一再強調的：“促使我們行動的並不是個人動機，而是堅定地要求我們的原則不受任何破壞，我們的原則說到底只能是 1789 年大革命的原則”。正是這種立場使得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檢討絕然不同於柏克（ Edmund Burke ）對法國革命的全盤否定，如托克維爾後來在評價柏克時所指出，柏克對大革命的分析雖然在許多局部問題上不乏洞見，但柏克所描繪的全景卻是“一幅全盤錯誤的圖象”（ a false picture altogether ），因為“大革命的一般品性、大革命的普遍含義，以及大革命的預兆，從而大革命的起點，完全都在柏克的視野之外”，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柏克生活並拘囿於尚處在舊世界之中的英國，因此不能把握法國大革命的全新之處和普遍意義”。托克維爾遠高出柏克之處就在於他最早慧眼獨具地看出，法國大革命的真正意義乃在於它標誌着“民主時代”的到來。 

    我以為中國知識界目前的保守主義將會導致的最大自我障蔽，即在於它將難以充分認識托克維爾意義上的“民主”問題的深刻性和複雜性，因為中國知識界的保守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柏克式的立場。中國知識界今天對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等問題的看法也仍然拘囿於柏克的視野內，並且是從這種被托克維爾稱為“尚處在舊世界之中”的狹隘視野出發而進一步引申出對自由主義與民主等更基本問題的片面看法。尤為重要的是，托克維爾突出地強調了所謂“民主”遠非只是一個政治範疇，而同時甚至首先是社會、文化、習俗，家庭、婚姻，以致知性活動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態結構等人類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範疇。確切地說，托克維爾是把民主作為現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來分析和考察的，也正是這樣一種考察視野，使他特別敏感地指出，民主將永不會在某一階段或某一領域就停步不前，而將成為對現代人和現代社會的永無止境的挑戰過程，如他以揶喻的口吻所言：“難道誰會以為，民主在摧毀了封建制度和打倒了國王以後，就會在中產階級和有錢人面前退卻？” 

    我個人以為，中國知識界近年來對革命和激進主義的反省現在已經走到了盡頭，而且開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為這種反省並沒有使中國知識界真正加深對自由主義的認識，尤其是，它並沒有促使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自由主義在現代條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義，反而得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結論。例如許多人都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完全走錯了道路，原因就在於很不幸地沒有走上英國道路，而是錯誤地模仿了法國模式。晚近以來的許多近代史研究因此往往以一種非歷史的方式追問為什麼近代中國人會走錯了路，例如為什麼中國人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漸進走激進，不愛自由愛平等，不追求“消極自由”而狂熱嚮往“積極自由”，等等。這種非歷史的歷史研究實際上只能促使中國知識界日益走向“前民主時代的自由主義”，並時時以此為名義貶低民主和平等，從而高抬保守主義甚至極端保守主義。 

    我認為，今天已特別有必要提出：拒絕以自由主義為名否定民主，拒絕以英國革命否定法國革命，拒絕以柏克否定盧梭，拒絕以所有這些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來的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史和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思想史。相反，所有這些都應該從托克維爾意義上的“民主時代來臨”這一廣闊歷史視野上來重新審視。我們需要的，不是從批判激進主義而走向擁抱保守主義，而是要同時“超越激進與保守”！ 

    ◆　二

    讓我首先指出，目前已為中國知識界相當熟悉的柏林本人，並沒有因為他對“積極自由”理念的深刻檢討就走向否定法國大革命，更沒有因為他對“消極自由”的闡發就擁抱柏克的保守主義，恰恰相反，他把柏克列入反動者的行列，以致引起他的朋友們的質疑。但柏林回答：“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國大革命，也是在這程度上不能不對尊敬的柏克有某種厭惡之心”。原因如他所言： 

    “在我看來法國大革命確實喚起了人民去攻擊偏見、攻擊迷信、攻擊蒙昧主義、攻擊殘忍、攻擊壓迫、攻擊對民主的仇視，從而為各種自由而鬥爭。……簡言之，象‘反德雷福斯案’這類傳統乃直接來源於法國大革命。在法國，意識形態的分野一向可大體劃分為擁護法國大革命與反對法國大革命，而那些反對法國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動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須要站隊，我站在法國大革命一邊，儘管所有那些荒繆與恐怖確實都與大革命同在。” 

    柏林在冷戰結束後的這番“站隊自白”真所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我認為，就中國知識界而言， 1989 年後許多人都不約而同地走向批判激進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以及重新檢討法國革命傳統和盧梭思想等，本來是非常必要的反省，但今日確實已不能不問，這種反省的水平如何，這種反省的結果又在把中國知識界引向何方？這種反省路向是否已經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亦即一方面從檢討法國革命的否面效果出發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國大革命本身的正當性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則把柏克對法國革命的批判當成所謂“英美自由主義”的真諦，甚至把“尊重等級制，尊重士紳精英的統治”這類“極端反自由主義”觀念統統都反變成了堂而皇之、天經地義的“自由主義”觀念？ 

    正是在這一點上，柏林對柏克的批判是極其值得今日中國知識界深思的，因為這一警告事實上提醒我們，自由主義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並不等同於柏克式的保守主義批判，更不能與“反動分子”對法國革命的全盤否定同流合污。應該一方面深刻總結大革命的教訓，另一方面則又以捍衛大革命的原則為己任。因此，如果說柏克仍是從舊秩序的立場來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法國自由主義則恰恰首先肯認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並從這一立場來批判檢討大革命。法國自由主義的史學重鎮基佐（ FrancoisGuizot,1787-1874 ）在西方史學史上首創“文明史”這一概念來連接“過去”與“現在”，強調大革命所標示的現代性並不是與過去的全盤斷裂，而恰恰是文明進展的“合法繼承人”，從而以自由主義史學對“歷史”的解釋破除了保守主義對“歷史過去”的獨占解釋權。基佐的父親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被送上斷頭台處死的並導致基佐七歲就隨母親流亡國外，但他在反駁保守主義對大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時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國自由主義強調大革命“合法性”的基本立場，他說即使把大革命期間發生的所有錯誤甚至罪行都加起來，他仍然要說“法國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戰鬥（ terrible but legitimate battle ），它是權利與特權之間的戰鬥，是法律自由與非法專橫之間的戰鬥；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節製革命的任務，也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純潔化的任務。” 

    換言之，只有首先“站在法國大革命一邊”才能真正批判檢討大革命。基佐的學生托克維爾很快把這一基本思想轉換為：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邊”才能真正批判檢討民主，因為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的本質是“民主革命”，法國大革命的問題因此說到底是民主的問題。托克維爾由此拈出了“民主時代來臨”這一概念：“一個偉大的民主革命正發生在我們中間……平等的逐漸擴展因此是某種命定的東西，這一擴展的主要特點是：它是普遍的、永不停歇的，而且每天都在突破人為的障礙”。 

    ◆　三

    今天的讀者一般不會問托克維爾當年為什麼要舍近就遠，不去英國考察自由主義，卻要去美國考察民主？換言之，托克維爾為什麼要寫“民主在美國”，為什麼不是“自由主義在英國”？事實上這一問題不但對了解托克維爾的思路極為關鍵，而且對了解自由主義本身的發展都非常重要。就托克維爾而言，他把視野轉向美國首先就是因為他認為，對於大革命以後的法國和歐洲，所謂英國光榮革命模式並不具有示範作用，恰恰相反，在他看來英國以往的革命由於是前民主時代的，因此只具有地方性、局部性的意義，法國革命則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因此他認為今後的問題並不是法國要效法英國，而是英國遲早要走上法國的路，惟一的問題只在於英國是否能避免法國那種狂風暴雨的形式。他在考察當時英國的改革後由此指出，英國在 1832 年“改革法案”以來的變革不同於英國以往的革命之處就在於它已經是歐洲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其實質是法國革命在英國的延續。 

    這裡應當指出，目前相當流行的所謂“英美自由主義”這個概念乃是一個非常含混而且不乏誤導性的術語，因為它極大地模糊了英國和美國之間的重大差異。首先，就托克維爾時代而言，沒有人會把英國和美國看成是同一類型，而是普遍被看成代表完全不同以致相反的政治方向，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了解托克維爾考察美國的歷史意義；其次，在英國 1870 年改革進入民主政治以後，英國和美國恰恰代表民主政體內的兩大極端，即美國是所謂“純粹總統制”，而英國則是“純粹議會制”。這一差異絕非無足輕重之事，而是深刻影響兩國從制度安排到思想意識形態的方方面面。例如所謂“三權分立”人們常以為是民主政治的普遍制度安排，其實只是美國總統制下的制度，而決非英國“議會至上”制度下的安排。總之，泛泛空談所謂“英美自由主義”只能使人一切都不甚了了。 

    這裡更需要強調的是，在托克維爾的時代，美國和英國事實上代表兩種非常不同的政治選擇。在法國大革命以後，法國以致歐洲的一般思想氛圍就象今日中國思想界，充滿了關於英國模式和法國模式的比較，充滿了以英國 1688 年光榮革命為樣板的嚮往。柏克對法國革命的批判在當時尤其對整個歐洲都具有籠罩性的影響，人們幾乎很自然地都以英國為模式來思考歐洲在大革命以後的重建問題。因此，如果托克維爾也是這樣看問題，那麼他也就根本不必去考察美國的“民主”，而應該去考察英國的自由主義。但托克維爾恰恰從很早開始就非常懷疑當時這種言必稱英國的傾向，並在他訪美以前寫下的重要長文“英國歷史反思”中得出了自己的基本結論。意味深長的是，托克維爾在那裡給予正面評價的是英國 1640 年革命，而對 1688 年革命即所謂“英國光榮革命”的評價卻是否定性的，因為他認為 1640 年革命是英國平民的勝利並建立了共和， 1688 年革命則是封建貴族的回潮，從而使 1640 年革命成為未完成的革命，因此在該文結束前他特別表示他看不出當時法國人期待法國的 1688 年革命有什麼益處，並說他在總結了英國史後反覺得“更加驕傲自己出生在海峽的這一邊（即法國）”。毫不奇怪，兩年後法國爆發七月革命，當許多自由派都將之看成是法國的 1688 年革命時，托克維爾卻以更加認定“英國不足以被看成樣板”的心情離法赴美。 

    這裡尤可一提的是，托克維爾在訪美歸來後，在正式動手寫《民主在美國》以前，終於下決心非親赴英倫考察以後才能下筆，以便印證他的基本信念，即貴族自由主義制度即使在英國也已不可能再持存下去。這次考察的結果完全證實了他的預感，即英國本身已處在民主革命的漩渦中。托克維爾訪英回來後，再無猶豫，開始全力投入《民主在美國》的寫作。 

    這裡有必要指出，托克維爾這本名著的書名不宜譯為《美國的民主》，而只能譯為《民主在美國》，因為正如托克維爾特別強調的，他這本書要表述的只有“一個思想”（ a single thought ），這就是：“在全世界範圍，民主都在不可抗拒地普遍來臨”。換言之，托克維爾的中心問題首先是民主時代的來臨問題，並強調民主問題將是“普遍而持久的”（ universal and permanent ），惟其如此，他才反覆強調，他這本書要提出的問題“並非僅關美國，而是與全世界相關；並非關乎一個民族，而是關乎全人類。”民主“在美國”的情況之所以特別引起他的興趣是因為他認為，“民主時代”來到歐洲無一例外要以摧毀貴族制度為前提，從而以“民主革命”為必經階段，美國則因為歷史短暫是一個沒有“貴族時代”的國家，因此“民主在美國”的獨一無二性就在於它不需要以推翻貴族制度為前提從而避免了歐洲那種民主革命。托克維爾認為，由於民主在歐洲是伴隨革命而來，因此許多人已習慣於認為民主與動亂及革命之間有某種必然聯繫，而他對美國的考察則要告訴人們，民主帶來的動亂只是在轉型時期的暫時現象而非民主的本質，因為民主與革命的真正關係毋寧是：民主越發達，動亂越少，革命越不可能。 

    ◆　四

    我們知道，托克維爾決不是“民主萬能論者”，相反，他着重的是民主時代來臨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結果的多重複雜性。他預見到他對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來辯護民主又可以被用來反對民主，因此說他自己毋寧懷有一種雙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擁護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麼美好，而那些反對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麼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熱，後者少一些抵制，那麼社會或許可以更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達的命運終點。”本文不可能詳加討論托克維爾的民主理論，但希望在這裡指出其最基本之點，即他所謂“民主”的對立面是指“貴族制”（ aristocracy ），而非泛泛與專制相對而言。事實上托克維爾的所有論述都建立在一個非常基本的分析構架上，即民主制與貴族制的對反。因為在他看來正是這種作為與貴族制相對立意義上的“民主”才是現代最根本的問題性所在。因此他把“民主”主要看成是一種“現代”特有的狀況，認為古希臘城邦和羅馬共和都不是民主制，而只是“貴族共和國”。因為就所謂“古代最民主的”雅典而言，“公民”本身就是一種特權的標誌：“三十五萬以上的總人口中只有二萬人是公民，其他都是奴隸”；而在羅馬，所謂“大戶”（ patricians ）和“平民”（ plebeians ）的鬥爭在托克維爾看來只是同一大家庭內部之爭，因為“他們全都屬於貴族階層”。他因此強調，古代所謂的“人民”本身就是指貴族，其含義與現代所謂“人民”乃截然不同。 

    現代性的最大挑戰在托克維爾看來恰恰就在於，現在每一個人都要求被作為平等的個體來對待，這是古希臘羅馬人在理論上就不能接受，而中古基督教則只能在理論上承認但無法落實在“現世”而只能寄予“彼岸”。歐洲舊式貴族自由主義不再能適應民主時代的原因也就在於它乃以“不平等的自由”為基礎，即自由只是少數人的特權，而非每個人的權利。而“民主時代”即現代的根本訴求恰恰在於它只承認“平等的自由”（ equal freedom ），即自由必須是每一個人的自由，而且這種每個人的平等權利日益成為人們在一切領域一切方面的訴求。 

    托克維爾對民主理論的重大發展，在於他不象以往那樣單純把民主看作一種政體形式，而是把民主看成是從政治、法律、社會構成一直到人的思想、情感、心態、以致文化和學術活動方式等一切領域一切方面都將發生的一種深刻變化。晚近十餘年來托克維爾在西方學界受到的重視日益有超出其他經典思想家的趨勢，其原因實際也在於，托克維爾指出的這種民主永不會停步的特性，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在本世紀後半葉才變得越來越突出。所謂後現代主義的挑戰，女性主義的挑戰等等，事實上都是托克維爾所謂“文化民主化”問題的日益尖銳化表現，從而也就使“民主”的問題在今天更加複雜化了。托克維爾的中心關切是他所謂“民主人”（ democratic man ）即現代人的基本“心態”即追求“各種條件的平等”的強烈“欲望”與民主社會的“制度”之間的持續張力。但他指出，現代“民主”的一個悖論在於，當 “民主”即 “各種條件的平等”不斷進入所有其他領域時，民主卻可能在“政治”領域反而停步不前。正是在這裡托克維爾提出了他著名的關於民主時代的人愛平等遠甚於愛自由的理論。托克維爾這裡所強調的“自由”恰恰是“積極自由”（即政治參與的自由）。 

    貢斯當已經指出，法國大革命的重大失誤之一在於革命者仍從亞理斯多德觀點出發把人看成“政治的動物”，從而把“自由”主要理解為“政治自由”即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視了“現代人”所嚮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個人權利的保障。貢斯當因此強調，“古代自由”的危險就在於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沒了個人生活的空間，但他同時強調，“現代自由的危險則在於，由於人們一味沉浸於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個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們太輕易地放棄了分享政治權力這一本屬於他們的政治權利。”換言之，現代社會有兩種危險，即社會生活的“過度政治化”（ over politicization ）和“過度私人化”（ over privatization ），而且常常是從前者轉向後者，例如法國大革命期間是“過度政治化”，導致人人厭惡政治而走向“過度私人化”從而有拿坡倫的上台。貢斯當由此突出強調，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乃以政治自由為保障，如果公民們都不參與政治從而放棄有效制約公共權力，那麼歸根結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沒有保障的；第二，一個民族的偉大素質只有其公民充分參與行使政治權力才能發展起來，因為“政治自由擴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層次，並型塑該國公民的一種群體性知性素質從而奠定該民族的光榮和昌盛。”因此，所謂私人生活的自由與政治參與的自由這所謂“兩種自由”的關係，在貢斯當看來決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重要的是“要學會把兩種自由結合起來”。 

    在托克維爾那裡，社會生活“過度私人化”而導致政治生活萎縮這一危險成為更突出的主題。他所謂民主時代需要“一門新的政治科學”也正是針對這個問題而言，亦即因為在民主時代人們有自然地更關心非政治領域的“平等”而同樣自然地不關心政治的傾向，只有非常的努力才能防止政治的失調。半個世紀後，韋伯對民主化問題提出了和托克維爾完全一致的論述，並突出地強調了，一個非政治的民族是沒有資格參與世界政治的民族。不妨就讓我在這裡用韋伯在“普選與民主在德國”一文的結尾來結束這篇文章：  

    民主化意味着國家機器必然要夷平社會等級結構，這是無可改變的事實。唯一可選擇的是：或者公民大眾在一隻有議會制外表的科層制“威權國家”中既無自由也無權利，國家就象管理牛羊般對公民們進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國家以使公民們成為“共同統治者”（ co-rulers ）的方式把他們整合到國家之中。一個“主宰民族”對此只可能選擇後者，因為只有這樣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在“世界政治”中進行角逐。誠然，民主化可以被一時阻擋，因為有權者的利益、各種偏見、以及恐懼症在這裡全都聯合起來反對民主化。但為此很快就會付出代價：大眾的全部精力都會用來與國家作對，因為這國家乃外在於他們，大眾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部分。這種不可避免的政治後果或許會使某些社會集團得益，但卻斷然違背整個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