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强盛”和“一个人怎样才能健康”一样，是千古难题。人类不停地提出各种理论和理念，但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答案还很遥远。在古代，人们相信国家的兴亡在于天象，在于神助，或在于统治者的德行睿智。在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是分水岭。取决于你的教育，你会认为两大阵营中的一方代表了兴盛之道而另一方必然灭亡。然而冷战结束后，人们发现世界原来要复杂得多。“民主”并非国家兴盛的灵丹妙药：有很多民主制度的国家陷于长期的经济低迷发展乏力，甚至陷入内战动乱；而有些专制国家却呈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局面。于是，其它种种理论相继出现。有人认为地缘地理是最重要的因素：自然资源和国际政治大势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也有人认为文化和民族性是最根本的：勤劳和聪明程度是一个族群不可改变的基因。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兴盛的关键是正确的发展战略，于是各种顾问和国际机构试图指点发展中国家，提供快速发展的“独门秘籍”。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也有一定的事实来支持。但它们也面临很多反例的挑战。本文要介绍的，是关于国家兴盛之道的另一种说法。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ğlu）是土耳其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MIT讲席教授。他以研究发展经济学和殖民主义对经济的影响而著名。2013年，他出版了《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对于国家兴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阿西莫格鲁认为，关键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实现持久的经济发展和创新，关键在于其经济体制是榨取型（extractive）还是包容型（inclusive）。

在榨取型经济体制下，极少数人掌控了经济命脉。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力和地位从其它民众那里掠夺经济利益。这种特殊地位可以来自政治军事权力（独裁政权），种族（殖民地），或者市场能力（垄断）等。而在包容型经济体制下，大多数人都有参与经济的权利和能力，没有人能阻止别人的经济活动。虽然通常说到包容型经济我们都会想到市场经济，但并非所有市场经济都是包容型。市场运作中的垄断，腐败和缺乏法治，会导致榨取型经济的发生和发展。

榨取型经济是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大多数人，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和大多数人的贫困。真正创造财富的工人，农民因为不能分享劳动成果而缺乏动力，造成生产率低下。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

然而阿西莫格鲁指出，榨取型经济的恶果还远不止如此。他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也就是完全新型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或社会结构。只有颠覆性创新才能带来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持久的经济发展依赖于不断出现的颠覆性创新。当然，并不是每个成功的经济体都必须作出自己的创新，因为这种创新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接受采纳别人的颠覆性创新，也是经济发展之途。

在压榨型经济体制中，统治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会极力压制和抵制颠覆性创新，不管是自身产生的还是外来的。这是因为颠覆性创新虽然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益处，但肯定会导致独立于统治者的新经济力量的兴起，而冲击既得利益者。例如工业革命就是发生在包容型经济的英国，而榨取型经济当道的匈奥帝国，东欧诸国和俄国则一直站在对立面。不仅如此，榨取型经济的统治者还会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社会的生产机制。如荷兰殖民者为了把南亚诸国建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强行摧毁了当地其它的产业和已经初现繁荣的本土经济机构。南非的殖民者为了保持廉价劳动力供应，制定种族歧视法律，使得本地黑人没有其它的谋生手段，而造成乡村的极度贫困。殖民者在非洲推行的奴隶贸易更是摧毁了当地的健康经济体制，把无数部落拖入几百年的战乱和贫困之中。在阿西莫格鲁看来，颠覆性创新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榨取型经济是这种创新的天敌。

当然，并不是说榨取型经济体制下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前苏联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强国。这个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六，七十年代。按照阿西莫格鲁的分析，苏联的高速发展是因为国家强行推行工业化。虽然其中严重缺乏效率，但毕竟工业经济比原先的半农奴体制要先进很多，所以总体经济水平还是大大提高了。然而，这种经济发展终究会丧失动力。事实上，苏联除了航天与国防等孤立的行业外，普遍缺乏创新。斯大林的独裁式统治更造成从上到下违反经济规律办事，生产效率低下。所以工业化的“红利”消耗完之后，经济也就失去了活力。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发展历程也是类似。由于缺乏创新，在现有优势（如资源）消耗殆尽后，经济成长就不能维持。

经济特权需要政治特权来保护。所以榨取型经济与集权型政治是如影随形的。反过来，只有少数人参与的政治体系必然导致腐败而产生榨取型经济。另外，在榨取型经济体制中，当权者能得到的利益非常诱人，而导致政治权利的争夺非常激烈，而政治运作也变得残酷暴力。这在某些国家导致了独裁者的恐怖型统治，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因政治妥协无法达成而形成长期的分裂和内战局面。这两种情况都造成政府的执政信誉和执政能力缺失，而不能保证市场和合同的正常运作。政府的“失能”进而导致市场经济的异化甚至崩溃，经济体制更加滑向榨取型。榨取型经济与集权型政治相互依附，形成一个正反馈的“超稳定”系统，使得那些国家的厄运很难改变。在拉美和非洲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由于榨取型经济体制没有得到改变，新建立的“民主政权”很快就演变变成了集权型，甚至在有些国家，当权的还是殖民地时期的精英集团。在美国，虽然十九世纪的内战结束了黑奴制度并且在宪法上保证了黑人的政治权利，但是由于南方的农场主精英仍然掌控着当地的政治和经济，那种榨取型经济体制直到一百年以后的民权运动才真正结束，而完全消除种族歧视至今仍是未完成的任务。

由此可见，榨取型经济体制中一小撮权贵掌控了经济命脉。他们剥削大众，压制创新，甚至故意制造贫困，在自己获得暴利的同时把国家带上发展缓慢甚至倒退的道路。由于榨取型经济体制和集权政治相互依附相互支持，这种状态很难改变。所以这样的国家很难摆脱长期落后衰退的命运。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却形成了包容型经济呢？阿西莫格鲁认为，从历史上看，这两条道路的选择的往往不是由于“总设计师”睿智的选择，是在一些历史机遇面前的偶然事件，以及长期历史发展中“随机运动”的积累所造成的。其中有两个例子很说明问题。一个是南美和北美的对比。这两个地区的现代历史都始于殖民统治。南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殖民者在那里找到了金矿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于是他们强迫当地土著提供劳力为他们开采矿产，攫取暴利。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殖民者精英掌控了所有经济决定权，形成了榨取型经济。而北美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开始时他们也曾想仿效南美的做法，但是殖民地时期在北美没有找到丰富的自然资源，土著也不那么顺从。于是殖民者只能自力更生养活自己。殖民者之间无法靠强迫来组织生产，只能采用比较民主的管理体制，实行按劳分配和自由交换，从而养成了包容型经济的雏形。北美和南美最初殖民条件的差别，通过几百年发展成了今天美国，加拿大和南美诸国的区别（北美洲的墨西哥，古巴等国家也是西班牙或葡萄牙殖民地，在我们的讨论中应该被归于南美）。另一个例子是英国。罗马帝国倒台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也是榨取型的封建领主制度。在十四世纪蔓延全欧洲的“黑死病”时期，欧洲由于大量人口死亡而造成劳动力短缺。由于英国封建领主的力量稍弱，他们不能像其它欧洲国家那样强迫农奴加大劳动量，而只能通过妥协让步的方法阻止农奴流失，从而造成皇室地位下降，地方势力趋强。这个变化虽然是微小的，但为三百年后的光荣革命埋下了种子。而十七世纪的光荣革命让英国走上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大大限制了皇室的集权能力，让民间力量在政治上取得发言权，并在经济上获得很大自由。这就形成了包容型经济体制。在面临全球贸易的发展和蒸汽机，纺织器械的发明等契机时，英国相对民主的政治催生了具有广泛参与面的工业经济，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世界强国。类似的例子还有澳大利亚的建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

那么这种良性的转型是否可能在外力下完成呢？当然成功的例子也有，如内战后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南方社会在全国舆论和联邦政府的压力下逐步废除了剥削，压迫黑人的体制，不仅社会公正大大改善，也使得南方的经济改变了落后于北方的状况。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也是在外力下改变了政治经济体制，加入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但是总的来说，外力很难打破榨取型经济和集权型政治之间的正反馈而使得一个国家改弦易辙。往往结果是新的权贵集团代替了旧的，而被“解放”的国家仍然处于贫困和动乱之中。

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发展并非总是从专制到民主，从榨取到包容。开倒车的例子也很多。罗马共和国的崩溃和罗马帝国的出现就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在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城市国家威尼斯也从包容型经济中生长出了固定的政治精英，从而形成经济上的垄断和压抑，而使得国家滑向榨取型经济体制。当然，包容型经济体制也有自己的强韧性。人民一旦取得了政治经济权利，要再夺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美国在历史上就赢得了几次对其包容型体制的挑战。但事实上，任何政治体系都有可能滋生出独掌大权的权贵阶层。如果这个阶层得以永久化而且逐步击败了制衡机制，那么历史的“倒退”就发生了。

《国家为何失败》这本书对于国家的兴亡之道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首先，作者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在经济上成功的关键不是自然资源，生产力或者贸易机会，而是“颠覆性创新”，也就是发明和采用革命性的新技术和新社会机制。这种创新不是少数人能完成的，不管他们有多少资源。颠覆性创新依赖于大众的参与。也就是说必须有很多人有动力，有能力去进行创新，而且创新的成果能得到保护和接纳。由于这种创新的“颠覆性”，它必然会冲击现有社会的利益集团结构和利益分配模式。所以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就取决于它的政治经济权力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还是有一个广泛分布的基础。所以作者认为“榨取型”和“包容型”经济，“集权型”和“包容型”政治的区别是国家兴亡的分水岭。当然这种分类是很粗略的。例如“榨取型”经济就有很多种形式：殖民主义，金融寡头，腐败的独裁者等等。同一个经济体制内也可以有多种“榨取型”的成分。但是由于作者提出的“超稳定”现象，这些机制和成分相互依存相互加强，形成了一些这本书所描述的共同特征。

从静态分析来说，这本书的启示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也许是国家兴盛的必要条件，因为现代的包容型经济和政治依赖于这样的运行机制。但这不是充分条件。民主和市场并不能保证广泛的民众参与。政治和经济权利仍然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形成榨取和集权的局面。这就可以解释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无缘进入强国之列的原因。今天的美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别导致大众对经济活动特别是创新的参与程度减少，而金钱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政治立场的两极分化也影响到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行，这些都是对包容型政治和经济的威胁。即使不说社会公正，光从保持经济的发展和创新这个角度，美国也需要改革，以免重蹈罗马共和国的覆辙。

在动态角度上，这本书对于“输出价值观”的屡屡失败给出一个解释：对于大多数国家的转型，不是推翻一个政权或改变一些政策那么简单。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形态是由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决定的，它具有“超稳定”性，不是谁能通过设计来改变的。一个社会变革要能成功而且持久下去，有赖于很多偶然的，不可预见的因素。作者特别回顾了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虽然毛泽东的逝世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改弦易辙的契机，但随后的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改革派对保守派占上风等都不是必然发生的事。而这一系列的“偶然”带来了中国向开放和高速发展的转型。但是作者没有讨论到的一点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影响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如中国的高速发展就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跟上全球化的潮流有很大关系。目前国际油价的变化，对于中东国家和俄国的政治经济演化也可能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如作者所说，一个国家作为封闭体系来看可能是“超稳定”的，但国际大局也会提供一个促进改变的持续性压力。虽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人为地设计或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但在预计未来时，我们不能忽略了国际环境的作用。

在论述风格上，《国家为何失败》这本书主要通过历史事例来阐述和支持自己的观点。这种“案例分析”的方法比起经济学上常用的统计分析来说更能确认因果关系，对读者来说也更为有趣。但作为学术工作来说，其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就取决于选材是全面，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是否忠于事实。因为我对世界历史不熟悉，在这方面没有确定的判断。在选材方面，作者主要是基于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地历史以及欧洲十九世纪以前的发展史。这两个领域都是作者学术研究的领域。但是作者没有认真应对任何潜在的反例，让我感到有点缺乏信心。例如，新加坡是一个集权的政治体制，它是不是带来了榨取型经济体制和对创新的压制？而且作者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以验证的预言（按作者的立场，由于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所以是无法预言的）。所以这个理论的实际价值也就有限。在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方面，我觉得它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回溯是西方作者中比较真实到位的。然而，对于北美殖民地历史，作者可能有失偏颇。在书中，作者根据佛尼尼亚的詹姆斯城及周边地区殖民地的经历，认为北美殖民地因为经济条件而不得不采用民主的管理方式，而这是美国后来摒弃君主制，采取共和制立国的原因。但作者没有提到同时期来到宾夕法尼亚和新英格兰的移民，他们是在欧洲受到排斥和压迫的宗教团体。他们的反权威心态对美国的建国理念也有着重大影响。从这两个例子看，对于作者的历史故事也许有核实的必要。

但是不管怎样，《国家为何失败》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和国家的发展历程提出了独特有趣的思考角度。当然在我们读者看来，他的思想也不是普适真理而只是一家之言。在当前国际形势眼花缭乱，美国国运也前途未卜的时候，读一读这本内容深刻却又有趣易懂的论著，还是很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