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強盛”和“一個人怎樣才能健康”一樣，是千古難題。人類不停地提出各種理論和理念，但我們都知道真正的答案還很遙遠。在古代，人們相信國家的興亡在於天象，在於神助，或在於統治者的德行睿智。在冷戰期間，意識形態是分水嶺。取決於你的教育，你會認為兩大陣營中的一方代表了興盛之道而另一方必然滅亡。然而冷戰結束後，人們發現世界原來要複雜得多。“民主”並非國家興盛的靈丹妙藥：有很多民主制度的國家陷於長期的經濟低迷發展乏力，甚至陷入內戰動亂；而有些專制國家卻呈現經濟高速發展的局面。於是，其它種種理論相繼出現。有人認為地緣地理是最重要的因素：自然資源和國際政治大勢決定了國家的命運。也有人認為文化和民族性是最根本的：勤勞和聰明程度是一個族群不可改變的基因。經濟學家們認為，國家興盛的關鍵是正確的發展戰略，於是各種顧問和國際機構試圖指點發展中國家，提供快速發展的“獨門秘籍”。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也有一定的事實來支持。但它們也面臨很多反例的挑戰。本文要介紹的，是關於國家興盛之道的另一種說法。

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ğlu）是土耳其出生的美國經濟學家，MIT講席教授。他以研究發展經濟學和殖民主義對經濟的影響而著名。2013年，他出版了《國家為何失敗》（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書，對於國家興亡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阿西莫格魯認為，關鍵是一個國家是否能實現持久的經濟發展和創新，關鍵在於其經濟體制是榨取型（extractive）還是包容型（inclusive）。

在榨取型經濟體制下，極少數人掌控了經濟命脈。他們利用自己的特殊權力和地位從其它民眾那裡掠奪經濟利益。這種特殊地位可以來自政治軍事權力（獨裁政權），種族（殖民地），或者市場能力（壟斷）等。而在包容型經濟體制下，大多數人都有參與經濟的權利和能力，沒有人能阻止別人的經濟活動。雖然通常說到包容型經濟我們都會想到市場經濟，但並非所有市場經濟都是包容型。市場運作中的壟斷，腐敗和缺乏法治，會導致榨取型經濟的發生和發展。

榨取型經濟是少數人剝削和壓迫大多數人，從而造成社會的不平等和大多數人的貧困。真正創造財富的工人，農民因為不能分享勞動成果而缺乏動力，造成生產率低下。這些都是我們所熟知的。

然而阿西莫格魯指出，榨取型經濟的惡果還遠不止如此。他提出，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於“顛覆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也就是完全新型的生產技術，生產方式，或社會結構。只有顛覆性創新才能帶來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持久的經濟發展依賴於不斷出現的顛覆性創新。當然，並不是每個成功的經濟體都必須作出自己的創新，因為這種創新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接受採納別人的顛覆性創新，也是經濟發展之途。

在壓榨型經濟體制中，統治集團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會極力壓制和抵制顛覆性創新，不管是自身產生的還是外來的。這是因為顛覆性創新雖然會給社會帶來極大益處，但肯定會導致獨立於統治者的新經濟力量的興起，而衝擊既得利益者。例如工業革命就是發生在包容型經濟的英國，而榨取型經濟當道的匈奧帝國，東歐諸國和俄國則一直站在對立面。不僅如此，榨取型經濟的統治者還會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而破壞社會的生產機制。如荷蘭殖民者為了把南亞諸國建成自己的原料產地，強行摧毀了當地其它的產業和已經初現繁榮的本土經濟機構。南非的殖民者為了保持廉價勞動力供應，制定種族歧視法律，使得本地黑人沒有其它的謀生手段，而造成鄉村的極度貧困。殖民者在非洲推行的奴隸貿易更是摧毀了當地的健康經濟體制，把無數部落拖入幾百年的戰亂和貧困之中。在阿西莫格魯看來，顛覆性創新是任何國家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榨取型經濟是這種創新的天敵。

當然，並不是說榨取型經濟體制下就不可能有經濟發展。最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前蘇聯了。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工業強國。這個發展勢頭一直持續到六，七十年代。按照阿西莫格魯的分析，蘇聯的高速發展是因為國家強行推行工業化。雖然其中嚴重缺乏效率，但畢竟工業經濟比原先的半農奴體制要先進很多，所以總體經濟水平還是大大提高了。然而，這種經濟發展終究會喪失動力。事實上，蘇聯除了航天與國防等孤立的行業外，普遍缺乏創新。斯大林的獨裁式統治更造成從上到下違反經濟規律辦事，生產效率低下。所以工業化的“紅利”消耗完之後，經濟也就失去了活力。拉丁美洲很多國家的發展歷程也是類似。由於缺乏創新，在現有優勢（如資源）消耗殆盡後，經濟成長就不能維持。

經濟特權需要政治特權來保護。所以榨取型經濟與集權型政治是如影隨形的。反過來，只有少數人參與的政治體系必然導致腐敗而產生榨取型經濟。另外，在榨取型經濟體制中，當權者能得到的利益非常誘人，而導致政治權利的爭奪非常激烈，而政治運作也變得殘酷暴力。這在某些國家導致了獨裁者的恐怖型統治，而在另一些國家則因政治妥協無法達成而形成長期的分裂和內戰局面。這兩種情況都造成政府的執政信譽和執政能力缺失，而不能保證市場和合同的正常運作。政府的“失能”進而導致市場經濟的異化甚至崩潰，經濟體制更加滑向榨取型。榨取型經濟與集權型政治相互依附，形成一個正反饋的“超穩定”系統，使得那些國家的厄運很難改變。在拉美和非洲許多殖民地國家獨立後，由於榨取型經濟體制沒有得到改變，新建立的“民主政權”很快就演變變成了集權型，甚至在有些國家，當權的還是殖民地時期的精英集團。在美國，雖然十九世紀的內戰結束了黑奴制度並且在憲法上保證了黑人的政治權利，但是由於南方的農場主精英仍然掌控着當地的政治和經濟，那種榨取型經濟體制直到一百年以後的民權運動才真正結束，而完全消除種族歧視至今仍是未完成的任務。

由此可見，榨取型經濟體制中一小撮權貴掌控了經濟命脈。他們剝削大眾，壓制創新，甚至故意製造貧困，在自己獲得暴利的同時把國家帶上發展緩慢甚至倒退的道路。由於榨取型經濟體制和集權政治相互依附相互支持，這種狀態很難改變。所以這樣的國家很難擺脫長期落後衰退的命運。那麼為什麼有的國家走上這條道路，而另一些國家卻形成了包容型經濟呢？阿西莫格魯認為，從歷史上看，這兩條道路的選擇的往往不是由於“總設計師”睿智的選擇，是在一些歷史機遇面前的偶然事件，以及長期歷史發展中“隨機運動”的積累所造成的。其中有兩個例子很說明問題。一個是南美和北美的對比。這兩個地區的現代歷史都始於殖民統治。南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殖民者在那裡找到了金礦等豐富的自然資源。於是他們強迫當地土著提供勞力為他們開採礦產，攫取暴利。在這個過程中，少數殖民者精英掌控了所有經濟決定權，形成了榨取型經濟。而北美是英國人的殖民地。開始時他們也曾想仿效南美的做法，但是殖民地時期在北美沒有找到豐富的自然資源，土著也不那麼順從。於是殖民者只能自力更生養活自己。殖民者之間無法靠強迫來組織生產，只能採用比較民主的管理體制，實行按勞分配和自由交換，從而養成了包容型經濟的雛形。北美和南美最初殖民條件的差別，通過幾百年發展成了今天美國，加拿大和南美諸國的區別（北美洲的墨西哥，古巴等國家也是西班牙或葡萄牙殖民地，在我們的討論中應該被歸於南美）。另一個例子是英國。羅馬帝國倒台後，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也是榨取型的封建領主制度。在十四世紀蔓延全歐洲的“黑死病”時期，歐洲由於大量人口死亡而造成勞動力短缺。由於英國封建領主的力量稍弱，他們不能像其它歐洲國家那樣強迫農奴加大勞動量，而只能通過妥協讓步的方法阻止農奴流失，從而造成皇室地位下降，地方勢力趨強。這個變化雖然是微小的，但為三百年後的光榮革命埋下了種子。而十七世紀的光榮革命讓英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大大限制了皇室的集權能力，讓民間力量在政治上取得發言權，並在經濟上獲得很大自由。這就形成了包容型經濟體制。在面臨全球貿易的發展和蒸汽機，紡織器械的發明等契機時，英國相對民主的政治催生了具有廣泛參與面的工業經濟，成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和世界強國。類似的例子還有澳大利亞的建國和日本的明治維新。

那麼這種良性的轉型是否可能在外力下完成呢？當然成功的例子也有，如內戰後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南方社會在全國輿論和聯邦政府的壓力下逐步廢除了剝削，壓迫黑人的體制，不僅社會公正大大改善，也使得南方的經濟改變了落後於北方的狀況。二戰後的德國和日本也是在外力下改變了政治經濟體制，加入了世界現代化的潮流。但是總的來說，外力很難打破榨取型經濟和集權型政治之間的正反饋而使得一個國家改弦易轍。往往結果是新的權貴集團代替了舊的，而被“解放”的國家仍然處於貧困和動亂之中。

更重要的是，歷史的發展並非總是從專制到民主，從榨取到包容。開倒車的例子也很多。羅馬共和國的崩潰和羅馬帝國的出現就是一個大家熟知的例子。在十三世紀到十六世紀之間，城市國家威尼斯也從包容型經濟中生長出了固定的政治精英，從而形成經濟上的壟斷和壓抑，而使得國家滑向榨取型經濟體制。當然，包容型經濟體制也有自己的強韌性。人民一旦取得了政治經濟權利，要再奪走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美國在歷史上就贏得了幾次對其包容型體制的挑戰。但事實上，任何政治體系都有可能滋生出獨掌大權的權貴階層。如果這個階層得以永久化而且逐步擊敗了制衡機制，那麼歷史的“倒退”就發生了。

《國家為何失敗》這本書對於國家的興亡之道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首先，作者認為一個國家或社會在經濟上成功的關鍵不是自然資源，生產力或者貿易機會，而是“顛覆性創新”，也就是發明和採用革命性的新技術和新社會機制。這種創新不是少數人能完成的，不管他們有多少資源。顛覆性創新依賴於大眾的參與。也就是說必須有很多人有動力，有能力去進行創新，而且創新的成果能得到保護和接納。由於這種創新的“顛覆性”，它必然會衝擊現有社會的利益集團結構和利益分配模式。所以一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就取決於它的政治經濟權力是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還是有一個廣泛分布的基礎。所以作者認為“榨取型”和“包容型”經濟，“集權型”和“包容型”政治的區別是國家興亡的分水嶺。當然這種分類是很粗略的。例如“榨取型”經濟就有很多種形式：殖民主義，金融寡頭，腐敗的獨裁者等等。同一個經濟體制內也可以有多種“榨取型”的成分。但是由於作者提出的“超穩定”現象，這些機制和成分相互依存相互加強，形成了一些這本書所描述的共同特徵。

從靜態分析來說，這本書的啟示是：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也許是國家興盛的必要條件，因為現代的包容型經濟和政治依賴於這樣的運行機制。但這不是充分條件。民主和市場並不能保證廣泛的民眾參與。政治和經濟權利仍然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而形成榨取和集權的局面。這就可以解釋世界上很多民主國家無緣進入強國之列的原因。今天的美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別導致大眾對經濟活動特別是創新的參與程度減少，而金錢對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政治立場的兩極分化也影響到民主體制的有效運行，這些都是對包容型政治和經濟的威脅。即使不說社會公正，光從保持經濟的發展和創新這個角度，美國也需要改革，以免重蹈羅馬共和國的覆轍。

在動態角度上，這本書對於“輸出價值觀”的屢屢失敗給出一個解釋：對於大多數國家的轉型，不是推翻一個政權或改變一些政策那麼簡單。由於經濟和政治的形態是由整個社會的權力和利益分配決定的，它具有“超穩定”性，不是誰能通過設計來改變的。一個社會變革要能成功而且持久下去，有賴於很多偶然的，不可預見的因素。作者特別回顧了七十年代後期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雖然毛澤東的逝世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改弦易轍的契機，但隨後的粉碎四人幫，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改革派對保守派占上風等都不是必然發生的事。而這一系列的“偶然”帶來了中國向開放和高速發展的轉型。但是作者沒有討論到的一點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影響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也是至關重要。如中國的高速發展就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跟上全球化的潮流有很大關係。目前國際油價的變化，對於中東國家和俄國的政治經濟演化也可能有深遠的影響。雖然如作者所說，一個國家作為封閉體系來看可能是“超穩定”的，但國際大局也會提供一個促進改變的持續性壓力。雖然這不意味着我們可以人為地設計或影響一個國家的發展，但在預計未來時，我們不能忽略了國際環境的作用。

在論述風格上，《國家為何失敗》這本書主要通過歷史事例來闡述和支持自己的觀點。這種“案例分析”的方法比起經濟學上常用的統計分析來說更能確認因果關係，對讀者來說也更為有趣。但作為學術工作來說，其結論是否站得住腳，就取決於選材是全面，以及對歷史事件的描述是否忠於事實。因為我對世界歷史不熟悉，在這方面沒有確定的判斷。在選材方面，作者主要是基於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地歷史以及歐洲十九世紀以前的發展史。這兩個領域都是作者學術研究的領域。但是作者沒有認真應對任何潛在的反例，讓我感到有點缺乏信心。例如，新加坡是一個集權的政治體制，它是不是帶來了榨取型經濟體制和對創新的壓制？而且作者也沒有提出任何可以驗證的預言（按作者的立場，由於國家的發展和轉型取決於很多偶然因素，所以是無法預言的）。所以這個理論的實際價值也就有限。在對於歷史事件的描述方面，我覺得它對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回溯是西方作者中比較真實到位的。然而，對於北美殖民地歷史，作者可能有失偏頗。在書中，作者根據佛尼尼亞的詹姆斯城及周邊地區殖民地的經歷，認為北美殖民地因為經濟條件而不得不採用民主的管理方式，而這是美國後來摒棄君主制，採取共和制立國的原因。但作者沒有提到同時期來到賓夕法尼亞和新英格蘭的移民，他們是在歐洲受到排斥和壓迫的宗教團體。他們的反權威心態對美國的建國理念也有着重大影響。從這兩個例子看，對於作者的歷史故事也許有核實的必要。

但是不管怎樣，《國家為何失敗》對於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和國家的發展歷程提出了獨特有趣的思考角度。當然在我們讀者看來，他的思想也不是普適真理而只是一家之言。在當前國際形勢眼花繚亂，美國國運也前途未卜的時候，讀一讀這本內容深刻卻又有趣易懂的論著，還是很合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