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仔细审视的话，这些高科技得来的结论并非那么可靠。特别是对于意义重大的结论，我们还是需要小心对待。《性别的错觉》（Delusions of Gender by Cordelia Fine, 2010）就是一本与“神经心理学”唱反调的书。作为一个神经生理学家，作者范恩评述了大量关于性别差别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从学术上挑战“男女之别来自天然”的流行观点。她的综述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表现出目前神经生理学研究的一些薄弱环节。她的思路也可应用在其它心理学问题上。

为了区分男女行为差别中先天与后天的因素，一个理想的方法是观察新生的婴儿，来排除后天教育，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有人研究说男婴对活动的玩具如挂铃的注意时间比对洋娃娃长，而女孩却相反。由此可见男人的“系统能力”和女人的“感觉能力”较强是先天的。但显然，把挂铃等同于“系统能力”是相当牵强的。也许那个实验只能证明男女婴儿有区别，但不能说明那个区别是什么。这其实是很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弱点。为了“科学”的重复性，人们喜欢在实验室的可控环境下进行试验研究。但那就必须使用一些大大被简化的测试指标（如上述研究中婴儿对玩具的注意时间）来“代表”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特征（如“系统能力”）。而这种“代表”的精确性可能是个问题。

在我以前介绍过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 by Daniel Kahnaman）中，作者介绍了很多关于冒险与回报的心理实验，似乎也有这个问题。那些“假如你有X的机会损失Y元”的问卷调查，也许与人们真实的冒险行为有相当大的区别。因为输赢的机会由别人告诉你，和由你自己从经验中体会出来，也许对于决策过程的影响会不同。另外“假设”的输赢与影响实际生活的输赢，也可能激发不同的应对心态。当然，不是说这类研究没有价值。在实验室环境下，还是能揭示人们行为的非理性，和各种因素对人们思维决策的影响程度。但要把实验室结果直接“翻译”成社会学结论，那就需要特别小心了。很多时候，实验室的结果也许只是一种“提示”而已。

近几十年来，很多脑研究的技术快速兴起。最引人注目的是脑部造影和功能核磁共振。脑部造影可以精确显示个人脑结构的特征和变化。例如人们发现因为需要记忆大量街道和商店信息，伦敦出租车司机的脑部海马体比较大。这说明了海马体与空间记忆功能有关，而且训练和经验能引起脑部结构性的改变。功能核磁共振（fMRI）可以实时观察大脑在执行某项任务时，各部分的活动水平。例如，功能核磁共振发现人在面对不公正的情况时，大脑的活动区（前脑岛）与面对令人恶心的物体时相同。这显示了人对于“公正性”的反应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这些技术的发展为很多心理学理论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基础。但是范恩指出，对于这些技术有过度解读的危险。毕竟目前对大脑的观察相比于神经元层次来说还是十分粗糙的，不仅空间分辨率有限，而且对于状态的区分也很初级，再说很多人脑活动并不限于一个区域，同一个区域也有不同的功能。而且，我们对于脑部各区域的功能并不完全了解，而往往是通过活动区域与思维活动的对应来推论的。那么接下来用功能区的活动水平来推论思维活动的种类，不小心就会陷入循环论证。所以神经生物学的观察到底说明什么心理学问题，是需要特别小心考虑的。

进一步说：即使人脑的结构和活动形态有不同，也不一定是先天差异的证明。大脑是高度可塑的。大脑的不同可能是教育，文化和经验的结果。范恩的另一本书《自行其是的大脑》（A Mind of Its Own）可能更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总之，即使观察显示男女的大脑结构或活动模式有区别，也不能表明男女之别是天生的，甚至不能证明男女的某种特定的能力差别（如数学分析能力）是固定在大脑里的。

另一个问题是随机涨落。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都存在着个体差异，需要对大量受试者的结果进行统计处理。要说两组受试者（例如男人和女人）结果不同，它必须在统计上有意义，即不大可能是随机涨落的结果。两组数据的平均值相差越大，组内的数据一致性越强，或者组内的人数越多，结果就越可靠。典型的心理学实验要求“显著性水平”为0.05。也就是说，假如两组人其实没有区别的话，因为随机涨落而在实验中观察到区别的几率是5%。这在通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由于观念或政治环境对结论的发表有选择的话，它的可靠性就不好说了。例如，假定我们要测试男人和女人的数学能力，设计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实验。如果实际上男女没有区别，那么平均来说20个这样的实验中就会有19个显示无区别，而1个因为随机涨落而显示有区别。但是“无区别”的结论没有人感兴趣，研究者就不会发表。所以我们看到发表的结果只有1个，其结论与现实是相反的。“选择性发表”是影响结论可靠性的因素。这方面只有专业内部的评估才能量化。

除了脑研究本身的问题以外，把脑研究的结果转化成大众读物这个过程也是问题重重。上面说到的很多过度解释，实际上不是科学家所为，而是通俗作者对研究成果的曲解。更有甚者，不少通俗作家和演讲者甚至捏造神经科学结果，用科学词汇忽悠大众。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领域科学内容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遇到与直觉和常识距离太远的“研究成果”，至少要查查原著。

男女之间的行为特征与能力差别之生物学基础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by John Gray）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流行不衰，在出版近二十年后作者还在炒冷饭出续篇。这本书从大脑结构和身体激素等生物基础来解释男女行为的差别，影响了无数人对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看法和做法。但同时，这个问题也是政治上的“高压线”。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提出男女科学能力的分布不同（而不是平均值不同）是女科学家人数偏少的原因之一，就引起了强烈反弹，最终导致他辞去哈佛大学校长的职务。《性别的错觉》的写作动机，也是作者认为男女之别来自天生的说法不利于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公正目标。可见在很多时候，道义考量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动力。

但另一方面，道义考量也可能带来学术讨论的偏见。《性别的错觉》作者范恩是专业人士，这本书也相当注重学术严格性，基本上所有陈述都有参考文献支持。但作者本人的政治倾向还是非常明显的。据专家的书评，这本书从学术上说主要有三个缺失。一个是以一些有缺陷的研究来否定整个研究领域（不仅是男女差别的生物基础而且是整个神经心理学），而忽视了大多数的站得住脚的研究结果。第二是对有些工作的批评有失公允。（该书出版后，作者与主要的批评对象之一巴伦库恩（Simon Baron-Cohen）在专业杂志上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论战。在我看来，她对后者工作的两个主要批评中一个坐实，另一个落空。）第三是她常常把批评对象的立场推向极端，采用“稻草人战术”。在我看来，作者的政治动机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她在书中普遍使用讽刺的语气，影响了自身内容的表达。不仅是我在很多地方需要来回看几遍才知道她的真实用意和立场，媒体上很多书评文章对作者立场的陈述也大相庭径。所以，学术和政治结合太紧密，也不见得是好事。

但是政治立场到底对学术有没有影响呢？在本书发表后的讨论中，作者范恩一方面坚持她的作品是学术著作，一方面也指出政治对学术结论有影响：研究人员的政治立场会影响他对某一个研究成果是否可信的判断（心理学，社会学中很多研究成果的可信性不是黑白分明的），而且也可能影响他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选择（不在最后论文中体现出来），从而影响研究的结果。但范恩并没有举出证据来证明这些事确实发生。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承认男女生理上有天生区别，就会影响男女平等吗？从极端的例子说，男女体力上的先天差别早就被公认了，所以体育比赛要男女分开。这并不影响男女平等。那么这种差别扩大到智力范围就是大问题吗？你可以说，社会上本来存在对女性的歧视，承认先天差别会让这种歧视合理化。这也不见得。举一个不很恰当的例子：认可同性恋的先天因素（其主要发现者就是上面说到的《与基因共存》的作者）其实是消除对其歧视的重要一步。如果男女之间的确存在先天的差别（例如普遍认为的，男性长于逻辑分析，女性长于感性直觉），那么据此来发挥个人的长处，是不是比严格的“一视同仁”对个人和社会更有好处？（当然，即使存在这些差别那也是统计意义上的。个体见的差异更大也更重要。所以我们要避免“刻板印象”，更注重个人的资质。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所以我认为，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重要的不是“是”还是“否”的结论，而是这个结论是否符合事实。从这点上说，即使是由于政治的动机，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也是好事。关键是最后的评判还是要基于科学证据而不是“政治正确性”。

《性别的错觉》不是绝无仅有，但也是一本很重要的关于男女性别差异的书。书中还提到很多科学实验证明文化对男女行为和能力的影响，对我们思考两性的社会角色，特别是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如何充分发挥他们的个人潜力很有启发性。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涉猎，不敢妄加评论。这篇书评注重的是对于神经科学的整体评价以及科学与学术的关系。从这两方面说，性别差别这个问题都是个难得的“麻雀”，值得好好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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