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近十年来，收入差别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近代史上少见的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运动。这次总统竞选中，民主党的“愤老”桑格斯居然能挑战为当总统苦心经营十几年，无论人脉财力都难以匹敌的克林顿，而且得到大多数年轻人的支持。这都因为“收入差别”挑动了民众的心弦。“百分之一”（指社会中收入最高的阶层）已经成为“人民公敌”，也是美国社会病入膏肓的代名词。

收入差别也是美国政坛左右之争的焦点之一。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派认为，“发展是硬道理”，经济的“饼”做大了，人人都能多分，至于怎么分并不重要。而收入差别作为鼓励个人努力的机制，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而左派则认为，超高程度的收入差别是一种社会不公。富人的财富来自对穷人的剥削和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所以政府应该通过税收和救济进行财富再分配，减少收入差别。换句话说，收入差别只有而且也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左派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007年出版的《一个自由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就持这种观点。左，右派的这两种观点之争就是经典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看来两者之间是“零和”游戏，只有权衡，没有互补。

但也不是人人都从这种“零和”角度看问题。右派一个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掌门人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 ）就提出，要把穷人看成资产而不是负担，帮助他们自食其力，和其余民众一样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见篇末所引博文“保守主义该怎样帮助穷人？”）按照他的看法，公平和效率是不矛盾的。帮助穷人要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帮助穷人也有助于市场经济。他的观点越来越被共和党的主流派（如众议院议长雷恩）所采纳。在左派阵营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把收入差别看成是道德问题。前几年风靡世界的皮克提的书《二十一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Thomas Piketty）把贫富差别看成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后果。皮克提认为，市场运作必然导致资本的无限积累，从而资本的收入越来越超过劳动力的收入。由于资本总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个过程也就带来了财富的集中，而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皮克提的观点我另外介绍过了（见篇末所引博文“资本：贫富差距之源？”）。在这篇文章里，让我们看看另一位左派经济学家的见解。

斯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得诺贝奖之前，他就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和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的学术生涯始于对市场缺陷的研究。传统经济学，如自由派经济学家佛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倡导的，认为：“完美的市场”是现实的一个很好的近似。在“完美市场”中，所有交易都是公平的，任何不是最佳的资源配置和得益分配都会很快被纠正。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人可以持续地获得超额利润。但斯蒂格里兹认为，市场的缺陷是永久的，完美的市场是不可能的。斯蒂格里兹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就是研究市场缺陷的一个原因：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双方各种“完美市场”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行为。在那以后，斯蒂格里兹进一步研究市场缺陷与收入差别的关系。他在2012年出版了畅销书《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又在2016年出版了减缩版《重写美国经济的游戏规则》（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阐述他这方面的观点。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说法，市场的缺陷不一定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市场中有些成员为了获利而有意造成和维持的。这种缺陷造成了收入差别的剧增。他的观点与皮克提有所不同。皮克提认为收入差别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所以解决办法在市场之外（通过政府税收）。斯蒂格里兹则认为收入差别是市场缺陷所致。要解决就要纠正这些缺陷（通过政府法规和管制）。

斯蒂格里兹并不否定市场经济，也不认为要公平就必须损失效率。相反，他认为目前的收入差别是市场运作中种种问题的一个症状。治理这个收入差别，正是为了使得市场更有效率地运作，而给所有人（不仅是穷人）带来更多的福祉。具体地说，斯蒂格里兹认为收入差别反映了美国经济体系中的三个问题：寻租行为，企业管理，以及对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系统性歧视。关于企业管理，主要问题是投资机构作为大股东过于重视短期收益，对企业的长期发展重视不够，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管也不够。这是导致企业主管收入超高的主要原因，也导致金融交易过分活跃和投机成风。这个问题十多年前鲍格尔（John Bogle）就深入分析过（见篇末所引博文“书评：《讨还资本主义的灵魂》”）。斯蒂格里兹的阐述并没有超过鲍格尔，所以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关于歧视问题，那更多地是一个社会政策问题，与市场运作关系较小，所以也放下不提。下面主要介绍和讨论斯蒂格里兹对于寻租行为的观点。

所谓寻租，就是借助某种权力或地位来获取利益，而不是通过创造对社会有用的价值来得到回报。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中，劳动力和资本在各个公司，各个行业中自由流动，追逐最大的利润和工资。其结果就是各处行业的利润趋向平均（当然要扣去个别公司经营好坏造成的影响）。斯蒂格里兹说的寻租，主要就是在这种流动中制造壁垒，造成超额利润。这种利润的差别可以导致行业报酬的差别（如金融行业工资超高），或某些企业主管的超高报酬。这些都推高了收入差别。寻租当然包括了传统的垄断，即大公司保持在市场上唯一或少数的买家或卖家的地位，以便左右市场价格。斯蒂斯格尔指出，这种垄断现象在最近几十年来比以前严重得多。这其中有自然的经济因素，例如高科技产品的高昂研发费用和用户聚堆的倾向使得市场占有率越大的公司优势也越大，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但也有人为的因素，包括大公司使用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排挤竞争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药厂依靠药品专利而维持天文价格。而里根以来联邦政府屡次放松管制，助长了这些垄断行为。

斯蒂格里兹的“寻租”还包括了其它一些经济现象。一个是金融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投资银行和服务商利用顾客对于错综复杂的金融产品缺乏认识而让他们承受额外的风险，并对金融服务收取超高费用。这等于是整个行业联手坑害客户。另一个是大公司通过金钱和其它手段左右政府政策，并在获得政府资助和政府采购上占有特殊地位。还有就是随着工会的衰弱，失业率的增长和全球化，雇主对于工资和福利的支配权越来越大，而工人得不到企业获利的合理分成。

显然，这些现象都是违背“完美市场”理念的。它们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别，而且也扭曲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严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是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向收入差别开战，不仅不会影响，而且还会提高市场和经济的效率。这就是斯蒂格里兹的主要观点。

那么怎么纠正这些寻租现象呢？斯蒂格里兹的药方无非是增加政府管制。用反垄断法压制商业垄断，用税收和法规制止银行界过度冒险和过度杠杆并迫使他们披露有关信息供客户自己判断，用劳动法保护工会和强制实行工资和福利的最低标准等。作为经济学家，他在这些政策讨论上是比较虚的。但其思路的独特性还是很明显。虽然他和其他左派一样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念，但他不是把市场视为敌人而是视为帮助对象。

虽然斯蒂格里兹挑战一些主流观点，但他始终保持学者的态度，对于反对者的意见也给予承认和反驳。对自己的论点，他一般会提供比较扎实的支持材料或理由。虽然强烈的正义感显然是他的一个重要动机，但他的立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数据和逻辑。这一点和上面提到的克鲁格曼的《一个左派的良心》很不一样。那本书充斥了道德评判，让人无从争辩。

作为例子，我核查了其中一个论述。在《不平等的代价》中，作者提到小布什年代的医疗照顾药物保险法（Medicare Part D）中特意禁止政府出面与药厂讲价（但提供具体服务的保险公司可以与药厂讲价），说如此限制造成每年500亿美元的额外药物支出。作者认为这是药厂通过立法过程寻租的案例。这个论述是基于一篇参考文献：Baker, Dean, The savings from an efficient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n。这是一篇白皮书（即未经同行审议的文章），发表者是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一个著名的左派思想库。Baker是该思想库的创始人和共同主任。这篇白皮书发表于2006年1月，这也正是Medicare Part D开始生效的时间。所以该文完全是基于预测而不是实际数据。（斯蒂格里兹的书是2012年出版的。）论文的主要根据是几个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发表的报告，其中把美国现有药价与其它国家的药价作比较，得出每年500亿美元的差别。但是， CBO同时指出，不能肯定美国采用同样药价的话药厂还能生存。即使这个药价在经济学上能持久，也不能肯定政府参与讲价就能得到如此减价。（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未考虑的问题是在Medicare Part D实行后，保险公司有更大的讲价能力，可能会把药价压到低于当时水平。）这篇白皮书使用了CBO的数据但不同意CBO的结论。它没有任何关于药品市场经济状况的分析，唯一的论辩根据是：目前药品售价是制造成本的两倍以上（博主注：事实上远远不止两倍）。如果政府参与讲价，应该能把药价压到比制造成本稍高。这个观点远远不是共识：大家都知道药品的研发费用和临床试验费用是非常高的，不可能售价等于制造成本。（白皮书在一个脚注里提到了研发费用，但只是说它相信目前的研发模式并非最佳，而没有说它准备如何在药价之外支持研发。）可见，这篇白皮书对斯蒂格里兹的论点是一个很弱的支持。但是值得称道的是，斯蒂格里兹书中的脚注不但给出了这篇参考文献，还比较忠实地概括了白皮书的主要论点和论据。所以，读斯蒂格里兹的书，查阅脚注是很值得的。

对我来说，斯蒂格里兹的重要贡献是指出市场不完美是“常态”。市场本身不会走向完美，因为市场参与者有各种机会和动力去维持和创造各种缺陷，来达到寻租的目的。所以市场不会“自我完善”，而是需要一个外部的制衡。而政府就是最方便，最实用的制衡了。通过政府的法规，税收和社会政策，我们能同时做到控制收入差别，提高市场经济效率和维护社会公义。这是支持左派关于政府介入经济理念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但我认为，至少在目前这个理论尚不完整。

首先，政府也远远不是“完美”的。政府法规是一把双面刃。在遏制市场缺陷的同时，它也会扭曲市场经济，特别是遏制市场创新。最近保守派思想库The Heritage Foundation统计表明，2015年所增加的重大法规将给美国经济增加每年220亿美元的成本（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6/05/red-tape-rising-2016-obama-regs-top-100-billion-annually）。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政府法规（从水管工执照到银行储备金规则）常常起到了阻挡新来者加入行业，从而维持垄断压制竞争的作用。所以，政府也需要制衡。例如，有人提出所有法规必须有期限，到期后或者自动失效，或者通过立法过程延长。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斯提格里兹也反复批评大公司等市场成员通过影响政府政策而获利。但他没有指出这种决策过程有何改善的可能。加上现实上目前美国政坛这个样子，民众还能信任政府扩大管理经济的权力吗？

第二，对抗垄断也并非只有管制一途。的确，新技术的发展造成“赢者通吃”的现象，使得垄断很难避免。但另一方面，更加新的技术又来颠覆（disrupt）现有的格局，带来新的竞争局面。三十年前政府强迫垄断电话服务的AT&T分解，开放了长途电话的竞争市场。但电信市场垄断的彻底打破和电话费更大幅度的下跌（到今天的基本免费），是由于互联网电话的兴起。今天的Uber在挑战缺乏竞争的出租车市场。社会媒体界的“老大”Facebook也时时面临下一代新兴媒体的威胁。目前随着移动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行业都面临着颠覆的可能。如何借助和鼓励创新，来增加市场竞争和市场活力，也值得认真考虑。维护市场秩序和培育创新颠覆，是政府法规必须注意平衡的两个侧面。

另外，斯蒂格里兹对于全球化的讨论也不够深入。他承认全球化对于收入差别的影响，特别是对低收入层次工人保护的削弱。但他的对策只限于在谈判贸易协定时包括最低工资和劳动保护。考虑到斯提格里兹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高层官员，这个缺失有些令人意外。

本文所评的斯蒂格里兹的两本书间隔四年，但内容相差无几。事实上这段时间内，收入差别虽然一直是个流行词，但它日益扩大的趋势也无多大变化。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两党立场僵硬，缺乏妥协的空间。其实，双方阵营中都有比较温和理性的学者。如本文中提到的右派的布鲁克斯和左派的斯提格里兹，双方都在道德上同情穷人和在经济学上接受市场经济。这就提供了一个共同出发点。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左派看重政府主导，右派政府对法规持怀疑态度，这是一种健康的张力，导致大家都能接受的权衡。从这次大选的情况看，左右两派的政治合作还只是一个梦想。但如果双方的学者能接受一些共同的基本理念，而且遵循共同的学术研究准则，那么至少能为未来的政治合作奠定一个基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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