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諾貝爾獎是以獎勵科學領域的最高成就而著名。“正宗”的諾貝爾獎包括物理,化學,醫學,文學與和平獎,是1901年開始頒發的。其中以前三個獎“含金量”最高。而諾貝爾經濟獎是1969年開始頒發的,它是由瑞典中央銀行的捐款提供的,全稱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所以,可以說這個經濟獎是來蹭科學獎的熱度的。 但是2018年的經濟獎卻充滿了科學元素。首先,它褒獎的工作都與科學有關。一個是研究科學研究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另一個是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把科學和經濟聯繫在一起。而且,這兩個工作的着重點也是科學性的:建立定量的模型。用經濟學的語言說:就是將經濟外部性模型化。 在討論政府在市場經濟的作用時,一個經常出現的詞是“經濟外部性”,或簡稱外部性(Externality)。它是指經濟活動給沒有參與和控制的第三者造成的利害,例如工廠生產對周圍社區造成的環境污染,或者一個大商店對於周圍的人氣提升。外部性不能通過市場交易來體現和補償,但會造成經濟運作的扭曲,也就是造成對社會非最優的結果。例如,環境污染是一個負面的外部性,污染者給別人帶來成本(例如健康損害或農作物產量降低),但不在市場上付出代價。這樣大家就沒有降低損害的動力,因而污染者會越來越多。而一個正面外部性的例子是商家為門前的道路掃雪。他的動力自然是為了自家的生意。但隔壁的商店也從他的行為中得益。這時理性的做法就是“搭便車”,也就是讓別人去做,反正得益是一樣的。結果就是誰都不去做了。所以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來介入。對於負面的外部性需要由政府立法來制止或強制收取補償。而正面的外部性往往就由政府直接提供,如國防,法制管理,教育科研等。通常我們講到市場的不完美或市場的失敗,很多都與外部性有關。所以對於外部性的認識,在我們的政治和政策討論中都十分重要。 雖然外部性這個概念在二十世紀初就提出了,但如何用數學來描述它的行為和影響一直是個困難的問題。2018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默(Paul M. Romer)和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就是為外部性建立定量模型的開創者。 羅默的研究對象是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關於長期經濟發展的動力,業界沿用的是索羅(Robert Solow, 1987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建立的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經濟產出是資本投入和人力投入的函數。而經濟產出又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消費,另一部分是第二年的資本投入。顯然,經濟產出的增長會造成未來資本投入的增長,從而帶來新的經濟產出增長。但從數學上說,這樣的增長有個限度,因為資本增加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是逐步減少的。如果你花一萬元購買機器,會顯著提升生產力。如果再多花一萬元買更高級的機器,對生產力的提升就不如前一萬元。所以資本增加帶來的生產力增加會越來越慢。這樣下去,我們終究會達到一個點,使得資本投入剛夠維持目前的生產水平,而沒有繼續增長的可能。為了解釋我們的經濟在幾千年內持續增長(即使扣除人口增長的因素),索羅模型引入了一個外加因子,描寫人均生產力的持續提高。這樣即使人力投入不增加,人力對經濟的貢獻也在隨時間增加。問題是觀察表明,各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可以差別非常大,即使在同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也是如此。怎樣解釋那個因子在各個國家中的差異呢?另一個問題是:如果人力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那麼人力投入在經濟中的重要性應該越來越大。但事實上,隨着經濟的發達,資本占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所以索羅的模型需要修正。 羅默認為,人均生產力提高的原因是技術創新。而且創新不是外加的,而是經濟活動中自己產生出來的。所以索羅的模型需要擴展來包括創新這個因素。但是創新本身就是個複雜的活動,它的模型化自然很困難。羅默的模型抓住了創新活動的三個特徵。首先,創新成果和一般的資源不同,它是非消耗性的。也就是說,一個人使用創新成果時,並不妨礙其它人使用同一個成果。所以創新是一種正面的“外部性”。創新成果在經濟中傳播和分享的程度對於經濟增長速度有很大的影響。第二,創新成果也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例如,可以通過專利和商業機密等手段來使得只有一個人或一部分人得以享用某一個成果。這種知識產權保護為創新者提供了動力(減少了搭便車效應),但也降低了創新對整個經濟的貢獻。所以這裡需要一個權衡。第三,創新有規模效應。積累的創新越多,經濟規模越大,就會產生更大量更有益的創新。所以創新是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合適的解釋。除此之外,羅默的模型還考慮了創新的生成機制,也就是每個參與者在研發的投入程度上有個理性選擇。而這個選擇取決於他自己的預期收益。本來索羅模型是純粹宏觀經濟的,不考慮個體的選擇。所以羅默在這方面擴大了索羅模型的功能。 根據這個模型,羅默發現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中,對於研發的投入會低於最優水平,因為投入者無法收回通過正面外部性產生的價值。所以需要由政府通過政策(如稅收優惠)或直接參與(如資助研究)來加大研發投入,促進經濟發展。而各個社會在這方面的做法就帶來了不同的經濟發展速度。 羅默研究的是正面外部性,而諾德豪斯研究的卻是負面外部性:環境問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諾德豪斯就對二氧化碳排放引起氣候變化的問題感興趣,試圖建立一個經濟學模型來描述經濟,污染和氣候變化的相互影響。顯然,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諾德豪斯的解決方案是建立四個相互連接的子模型:碳循環對大氣中碳含量的影響,大氣中碳含量對氣溫的影響,氣溫對經濟的影響,和經濟對碳循環的影響。這最後一個環節可以受到政策的調控。而諾德豪斯的目的就是找到最優的政策,來平衡經濟發展和環境。諾德豪斯的模型在國際上被廣為採用,為對抗氣候變化的努力提供了有效的工具。當然,這四個子模型的每一個都很複雜。初始的模型在幾十年中經歷了重大的改進。但是這個總的架構仍然有效。這也是諾德豪斯工作神奇的地方。 由於環境問題是一種外部性,諾德豪斯認為政府的干預是必要的。他認為最好的方法是收取碳排放稅,來體現污染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因為氣候變化是全球問題,這個外部性有點大了。除了政府行動外,還需要政府之間的合作。所以諾德豪斯提出將環保政策與貿易掛鈎,吸引更多國家加入環保陣營。 這兩位經濟學家的工作有個共性,就是指出由於外部性的存在,在市場經濟下每個玩家的決策不是總體最優的,所以需要政府來介入,扶助正面外部性,制止負面外部性。這個其實不是新聞了。但和以前的“外部性”概念不同的是:他們的工作是定量的,其“最優決策”是假定有個中央計劃者,通過政策和投資來把某個效用函數最大化。然後他們證明了光靠市場達不到那個最優點,而且損失了多少也可以計算出來。那麼他們的工作是否意味着我們應該走“計劃經濟”的路呢?其實並非如此。 首先,這些模型還是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就羅默的創新模型來說,創新活動有很多種。有的是提高目前生產過程的效率,得益者是現有的公司,而有的是用新產品或新工藝取代目前的,其結果是現有公司被淘汰出局。而且隨着技術和文化的演化,創新活動的形式和規模也在不斷變化。所以要精確地把創新活動模型化,至少現在還做不到。目前為止關於羅默模型的量化驗證還很初步,誰也不敢說它的定量預言(如果存在的話)是可靠的。而諾德豪斯的氣候模型更是在不斷發展之中,而且顯示了很大的不確定性。例如,如果把折現率(把未來得益換算到當前)從1.5%改成0.1% (兩個都是可信的選項),最優的碳排放稅水平會相差8.2倍。在估計溫度變化對經濟的影響時,如何包括人類的自然適應行為(如遷徙,出生率變化和農業結構改變)也是尚未解決的問題。這還不包括碳對氣候影響這些科學問題中的不確定性。例如,最新的觀點認為主要問題不是氣溫升高而是災難性氣候現象增加。所以靠這些模型來指導“計劃經濟”還是不現實的。這些不確定現象是否會隨着未來的研究而改進?我本人覺得不樂觀。要改善模型的精確度,就需要包括越來越多的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就是這個方向。但包括的因素越多,需要的參數也就越多。而這些參數的評估又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理論上是否真的能建立準確的經濟模型,我很懷疑。 更重要的是:這些經濟模型只關注整體最優化,而不管經濟體內部的利益分配。國家干預的結果,不管是研發投資還是碳排放稅,對各個群體的人的影響都是不同的,所以各個群體的人也不會都“顧全大局”,而是要根據自己的利益投票。所以,經濟模型的結果即使很優美,要轉化成政策決定還需要經過混亂醜惡的政治過程,其結果也難以樂觀。當然,這個政治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散布信息和引導民意。為了這個目的,“諾貝爾獎”的光環還是有些幫助的。 而且 “外部性”在整個經濟活動中是很小一部分。所以政府介入的必要也是在有限的方面,而不是需要前蘇聯那樣全面的計劃經濟。政府應該是市場的支持者和補充,而不是市場的主宰。 總之,2018年諾貝爾經濟獎所表彰的兩個工作代表了經濟外在性模型化努力中的兩個開創性成果,也代表了目前仍然很活躍的兩個研究方向。這兩個工作的價值不在於其具體結論,而是為後來研究提供的框架。定量地研究經濟外在性,對於引導公共政策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但要使公眾討論和政治互動從這些成果得益,特別是在目前這個(至少在美國)煽動重於事實的年代,我們還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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