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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近日报道，AIG高层主管因不满政府限制他们的报酬而扬言集体辞职。这使我想起今年初AIG一位主管发表辞职公开信，引起热议的故事。当时我收集了一些讨论，现在重新贴出来，希望引起新的讨论。】
【引言】
2009年3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AIG执行副总裁JakeDeSantis的辞职信。这是我看到的华尔街高层面对公众关于高层奖金的愤怒的首次公开回应。这封信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以下收集了我和一些朋友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从这些讨论，可以看到人们观点差别的巨大。这也提醒我们，在一个民主社会，个人的经验和处境对于其观点的影响。原信请见http://www.nytimes.com/2009/03/25/opinion/25desantis.html，中文翻译附于本文最后。
【阮一峰的评论，引于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9/04/jake_desantis_aig_resignation_letter.html】
首先，我必须承认，JakeDeSantis先生非常聪明，写了一封看似非常有力、能够博取同情的抗议信。当然，这不奇怪，搞金融投机的人总是很聪明的，要不然他们怎么能拿到“远比大多数人优渥”的薪水呢？要是他们不聪明，又怎么能把整个国家拖入泥潭、让我们所有人跟着一起受罪呢？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如果DeSantis先生真的那么聪明，他为什么就看不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呢？那就是，他拿到的年终奖，不是AIG的钱，而是政府的钱。如果不是美国政府援助，6个月前AIG就已经破产了，他一分钱都拿不到，早早就失业了。换句话说，他口口声声遭到背叛的“年终奖合同”其实早不存在了，如果知道自己的钱会被用来支付奖金，纳税人还会同意援助吗？纳税人凭什么向他提供742,006.40美元的年终奖呢？奖励他把整个国家搞垮了？……所以我觉得，他用到了“背叛”这个词，实在太可笑了。我不确定，他到底是不够睿智呢，还是故意混淆视听。
DeSantis先生声称自己从未介入那些导致亏损的交易，所以对公司的困境毫无责任，不应该被惩罚。那么我要问，那些因为金融风暴失去工作或住房、对未来感到绝望、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贫苦人们，又有什么责任呢？他们做错了什么，要受这样的惩罚？难道是他们要对金融风暴负责吗？
DeSantis先生还强调，自己是一个具有爱心的人士，响应政府的号召，愿意接受1美元的年薪，并且还要把年终奖全部捐给金融风暴的受害者。真是太感人了，但是我仔细一看，怎么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呢。首先，他真正的报酬除了1美元之外，还有742,006.40美元的奖金。原来在他看来，奖金不是报酬。其次，他真正捐的钱比这个数额少得多，因为国会准备征收90%的奖金税，他真正能捐的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钱，何况还有检察官威胁要公布姓名，那么捐款简直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最佳策略了。
总之，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明摆着的事实面前，DeSantis先生居然能够写出这样义正词严、振振有词的抗议信，还向《纽约时报》投稿。他是不是太狂妄自大了？或者因为没有拿到742,006.40美元的奖金而懊恼不已，昏了头，把世人都当作傻瓜了？
不错，DeSantis先生可以声称自己也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但是让他愤愤不平的遭遇，同其他人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他确实是一个受害者，不过，是一个比其他受害者舒服得多的受害者。
《奖金税法案》的提出者之一、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议员艾伦•格雷森有一句话，可以送给DeSantis先生自省：“任何人都无权利用纳税人的钱致富。任何人都不应从严重的错误中致富。”
最后，我还有一些话想说。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私欲膨胀、贪得无厌、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并且因此获得高薪奖赏的金融从业者和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们这个社会才像现在这么糟糕。金融证券业是一个鼓励投机、奖励贪婪的行业，人人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动用所有社会资源为私利服务。当经济繁荣时，投机的暴利被少数人攫取，而一旦经济发生危机，他们种下的恶果就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尤其是主要由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有害的。有句话说“危机毁灭了一切，但也创造了一切”，我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期望就是，它至少可以改变一些事情，不要危机结束以后，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我的评论】
我觉得这封信是关于金融界问题的一份极好教材。多读几遍，肯定会感触很深。
1. 德山迪的信中充满了entitlement和骄横的感觉。从他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到他对AIG的"贡献"，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对社会，对机遇的感激之情。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自己聪明和奋斗的结果，都是他理所应得的。而他对于"公司和政府"作出的"贡献"，也是理所应当得到高额报酬的。其实，这种心态并不是异数，而是华尔街的"共识"。正因为此，德山迪才毫无顾忌地表达他的感受。也正因为此，华尔街才"理直气壮"地贪婪投机，置社会与大众的利益而不顾。
2.德山迪的主要论据，就是他对金融危机和AIG的垮台没有责任，因为他没有参与CDS的交易。这里又反映了两个问题。
a。作为AIG的高级主管，德山迪实际上是在经营自己的"德山迪公司"，而AIG只是一个客户或合伙人。当AIG表现好时，他利用这个平台尽可能从中得益。而当AIG陷入困境时，他眼中只有AIG与他的"合同"。不是他对AIG的困境负有责任，而是AIG"背叛"了他。我在想，AIG的股东们是不是知道，他们每年几百万所雇来的是这样的"管理层"？
b。尽管德山迪的开脱对他自己不成立，但是对于AIG的低级职员是成立的。的确，在奖金引起的全民愤怒中，很多人被不公平地包括进去了。这其实是任何政府管制的必然后果：一刀切，外行领导内行。但是，这次政府介入华尔街运作，实际上是华尔街自己酿成的苦酒：是他们捅出这么大的乱子而需要纳税人的援手。但是他们至今不反省，这也是十分可悲的。
我对于"奖金门"的更多评论，请见
http://www.de-sci.org/blogs/fouyang/archives/27671。当然，关于"华尔街高管无人回应"的说法，现在是过时了。
【朋友的评论】
2008,是我在大摩的第四个年头. 当年60块买的公司股票跌到过10块以下; 一起打牌的兄弟上了英国报纸的头条-- 他从雷曼大楼走出来后, 被记者抓了个正着. 更讽刺的是, 在租房子的时候, 本来最受欢迎的banker, 现在被要求先付六个月房租, 不然免谈.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受到了冲击. 但我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因为我还有一份工作; 我不像雷曼的董事们, 几百, 几千万的股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 更重要的是这次经历, 从中所学到的东西, 一定能让我受用无穷; 以后拿出来给孙子讲讲故事, 应该很好用. 但如果他问我2008金融危机的原因的话, 我应该不会把全部责任归咎于华尔街.
思考了很久, 有以下几个很零星的观点, 请前辈指正.
1. 问题的爆发点(in this case, Wall Street), 往往不是问题的起始点.
2. 和传统东方教育相比, 西方的确更注重"entitlement", "pride" 和 "contract". 这不是华尔街独有.
3. 你的上司不止一次向你保证, 你会得到承诺的奖金, 最后一刻, 他食言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有理由表达愤怒和不满
4. 如同购房者, 房屋中介, 存款人, 投资人一样, 所谓的华尔街也只是系统中的一部分. 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也没有能力独立捅出这么大的乱子.
5. 纳税人不应该在wall st. 表现好的时候, 从这个平台尽可能地获得利益; 而当wall st. 陷入困境时, 和它划清界限; 毕竟, 救它也是救自己. 拆了它, 日子也没法过. wall st. 的所有人， 都也是纳税人
6. 当我每天工作的时候, 我不知道, 也不认为我在做对社会大众不利的事; 但如果wall st. 这个子系统让我们这些人的工作, collectively, 对社会造成了"危害", 那么, 要检讨的恐怕就不只是这个子系统里的人了.
7. 刺激购房的政策从clinton时候就有了; 低利率从911以后就一直存在; 穷人靠买房, remortagage过日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中国买美国国债几十年了吧. 那么, 华尔街以外, 究竟还有谁该检讨?美国总统? 中国总理? 美联储? 财政部? 证监会? 合同法的起草人? 哲学家? 人的贪婪? 人的从众本性? 中国人爱储蓄的习惯？美国鼓励消费的政策？再说下去, 好像人人都有责任了; 不是吗?
出了问题, 如果能找到是谁错了, 那么问题都好解决. 怕的就是, 谁都没觉得错, 问题还是出了, 怎么办? 说小了, 就是policy 和 procedure 的问题了; 说大了, 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系统的问题; 不过找个替罪羊永远是最容易的了.
每个人的思维都有它的局限性, 和他所处的角色, 教育背景, 成长环境都有直接的关系. 这也是很多相左意见的起源. 以上所有, 仅为个人意见.
由此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人到底能靠争论说服对方吗？ 我悲观地认为不能；因为在没有逻辑错误的前提下，想对称的信息应该推出一样的结论．不同观点的来源，在于信息不对称；而人从来就是更相信自己亲自掌握的信息，而不是别人口头提供的．
【我对另一位朋友的回应】
"制度决定一切"是标准的一阶近似。但到了更高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考虑。
完全涵盖一切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不说执行成本，我们也有以下的权衡：管得太死，使得被管理者没有犯错的余地，也就同时压制了他的创造力，降低了他的价值。这条线划在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被管理者的信任（包括能力和职业道德）程度。所以，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大损失还不是上万亿的金钱，而是"信任和信用"。从今以后，政府会对金融业严加管制，而这对华尔街未来的发展有长远的负面影响。
华尔街和山西煤矿的情况有点不同。在华尔街存在着更大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称。华尔街提供的产品是知识和服务。它的客户没有能力完全了解这些产品的实际价值，而只能信任华尔街的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会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华尔街更像医疗业，其中双方的信任是业务运行的必要条件，不管制度有多严密。
【附：JakeDeSantis辞职信的中文翻译：引自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9/04/jake_desantis_aig_resignation_letter.html】
亲爱的Mr.Liddy，
我很遗憾地在此递交辞呈。我决定从“AIG金融产品部”（译者注：后文简称AIG-FP）离职。我希望您能抽出一些时间，将整封信看完。在我详细叙述辞职的理由之前，请允许我说一些心里话：
我对于自己在AIG-FP的商品与权益部门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导致AIG大幅亏损的CDS交易，我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是应该对此负责。现在AIG-FP的400多位员工中，和此事有关的人员屈指可数。大部分应该负责的人都早已离职，而且显然躲过了如今外界公众的咆哮。
经过了12个月的辛勤工作——其间公司多次跟我们保证，我们将在2009年3月获得年终奖——现在，我们这些AIG-FP部门的员工，感觉自己被公司出卖了，而且还遭受到政府和国会的不公平对待。作为对此的回应，我准备离开公司，并且把我得到的税后奖金，全数捐献给因为这次金融风暴受害的人。对于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留。
在做出这个决定前，我已经为公司奉献了11年高质量的服务。但是如今我没有办法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下继续善尽我的职责，而且公司也不再为此付我薪水了。和你一样，我也被要求以年薪1美元的代价工作，而且我也同意了，因为我认为我不只对公司有责任，而且也对提供援助的政府有责任。但是现在两者都让我失望了，我没有办法再每天花上10个、12个、甚至14个小时，不陪伴家人，却为了让我失望的人的利益继续工作。
你和我从来没有单独见面或交谈过，所以我想和你谈谈我自己的一些背景。我的父母都是学校教师，我是在钢铁厂里长大的，那些厂如今都倒闭了。我努力学习，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靠奖学金读完了大学。我在自己身上实现了美国梦。
1998年，我作为一个债券交易员，加入了AIG。随后，成为了商品和权益交易部门的主管。在危机发生的的数年前，被提升为商品部门的业务开发主管。在这段时间内，我的部门持续盈利，大部分的年头都能获利超过1亿美金。最近，在AIG-FP解体的过程中，我也是主要负责把声誉良好的商品指数部门卖给瑞士银行的人。如你所知，类似这样把业务单位卖掉的交易，对于AIG的生存、以及将来偿还美国纳税人的援助，是非常必要的。
显而易见，我的薪资报酬主要来自于我们部门的高盈利。我从来没有从现在导致公司巨额亏损的CDS交易中领过1分钱。而且，我和许多AIG-FP部门的同事一样，在这些亏损的CDS交易中，损失了不少毕生积蓄，因为我们都把推迟支付的工资，投资在AIG-FP中。如同广大的美国纳税人一样，我们从未从CDS交易中获利，却深受其害。
我对你目前在AIG的角色，抱着崇高的敬意。因为在CDS交易上，你和我一样无辜，而且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勇敢地站出来响应政府的号召，但是现在却因此而饱受抨击。
你也相当清楚，这个部门内大部分的员工都和这些巨额亏损毫无关联。你没有站在我们一边，让我感到相当失望。上周三，你面对国会议员和媒体关于我们年终奖的不实指控、以及后来纽约检察官发表一些无事实根据的评论的时候，却没有办法挺身而出为我们辩解。我们AIG-FP部门的同仁深深感觉自己被背叛了。
去年10月，当你知道这个年终奖的发放计划时，我猜想，你认为AIG-FP部门的人员需要一些诱因才能够留下来。而且，这个年终奖，既合乎道义又有实际效果，应该得到执行。这大概就是公司在那个月里，先后三次跟我们保证会履行诺言，发放年终奖的原因。
这大概也是你决定让这些年终奖提早3个月发放的原因。这个决定让我们感受到你对我们的支持，这一点都不像一个真心认为这些合约“难以接受”的人会做的事情。(译按：AIGCEO在被炮轰的时候，曾经这样形容这些年终奖合约。)
最后，这大概也是你在3月13日最终授权支付这些年终奖的原因。
在过去6个月你领导AIG的期间，你从没有要求我们修改、重谈、或是放弃这笔年终奖，直到你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数小时前。
我想你刚开始的想法是，既然这些年终奖原则上没错、在财务上也说得过去，那么应该给予尊重。但是这个做法现在看来在政治上不讨好。那么显然，你要么是误解了同联储、纽约州检察官、国会议员、财政部之间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要么就是不够坚定，无法抵挡这些政治压力。
现在，你要求AIG-FP部门的同仁缴回这些他们应得的年终奖。你可以想像，我们对你破坏了大家对公司的信任是多么怒火中烧，怨声载道。
既然我们大部分员工都是无辜的，罪恶感当然不是让我们缴回年终奖的动机。我们勤奋工作了12个月，现在理应按照合同被支付薪酬。这就好像一个水管工修好了水管以后，一个粗心的电匠却把房子烧毁了，水管工不应该被责怪一样，我们这些员工也是无辜的。
过去六个月当中，许多部门内的同仁，因为这份年终奖的缘故，拒绝了许多比AIG更稳定的工作机会。AIG高层一直不断保证，这笔年终奖会如期支付。同仁们现在因为被骗，而感到非常愤怒，不愿意为了帮你的忙就把奖金缴回公司。
现在唯一让他们缴回奖金的动机其实只有恐惧。检察官已经放话，威胁要公布所有得到奖金的“可耻的人的姓名”。可是，检察官的正确做法，理应是在法庭上处理案件，而不是诉诸媒体。
所以，我该怎么办？这不是轻松的决定。我知道，在此前经济繁荣的时候，由于我的辛勤工作，我的生活要比大多数人过得优渥，我也仍然有足够的储蓄让我的家人不至于在这次风暴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有些人可能会批评我们这行业的人报酬过高，我对此没有异议。
这就是我决定把税后奖金100%地捐出来、帮助受到金融风暴打击的人的原因。这不是什么避税花招；我只是希望，我最低限度能够对自己的红利奖金应该怎么使用做主，而不是听任这些钱消失在AIG复杂的帐务中，或是消失在政府预算中。我们的年终奖吸引了太多大众的注意力，让大家没办法把目光放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我希望能够尽点力量，帮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3月16日，我收到了公司支付的税后年终奖，总计$742,006.40。因为目前相关税务和法规还不确定，所以我实际捐赠的金额可能会小于这个数字。事实上，很可能是远小于，如果国会现在关于这笔奖金的90%惩罚性税法通过的话。总之，当我把这笔钱尽数捐出以后，你会立刻收到收款对象和捐款明细。
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对的。我祝其它AIG-FP的同仁好运，希望他们能够心情平和地在这个困难的处境下做出决定，但愿他们不要被恐惧的阴影围绕。
Liddy先生，我也祝你好运，祝你能够实践把红利退回给政府的承诺，也祝你能够继续把AIG整顿好，尤其是那些不好处理的CDS交易。短期内，我会继续帮忙确保没有什么问题发生，但是在这周发生的事情以后，我没办法再留下来很长时间了，因为有太多嫌隙和不信任。我不知道你将如何看待我的离职信，但是我想纽约检察官应该会感到欣慰，因为我是自愿离职的，而不是如他所威胁的让他“扫地出门”。
JakeDeSantis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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