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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註：近日報道，AIG高層主管因不滿政府限制他們的報酬而揚言集體辭職。這使我想起今年初AIG一位主管發表辭職公開信，引起熱議的故事。當時我收集了一些討論，現在重新貼出來，希望引起新的討論。】
【引言】
2009年3月24日，《紐約時報》發表了AIG執行副總裁JakeDeSantis的辭職信。這是我看到的華爾街高層面對公眾關於高層獎金的憤怒的首次公開回應。這封信在全國引起了熱烈的討論。以下收集了我和一些朋友們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從這些討論，可以看到人們觀點差別的巨大。這也提醒我們，在一個民主社會，個人的經驗和處境對於其觀點的影響。原信請見http://www.nytimes.com/2009/03/25/opinion/25desantis.html，中文翻譯附於本文最後。
【阮一峰的評論，引於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9/04/jake_desantis_aig_resignation_letter.html】
首先，我必須承認，JakeDeSantis先生非常聰明，寫了一封看似非常有力、能夠博取同情的抗議信。當然，這不奇怪，搞金融投機的人總是很聰明的，要不然他們怎麼能拿到“遠比大多數人優渥”的薪水呢？要是他們不聰明，又怎麼能把整個國家拖入泥潭、讓我們所有人跟着一起受罪呢？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如果DeSantis先生真的那麼聰明，他為什麼就看不出一個簡單的事實呢？那就是，他拿到的年終獎，不是AIG的錢，而是政府的錢。如果不是美國政府援助，6個月前AIG就已經破產了，他一分錢都拿不到，早早就失業了。換句話說，他口口聲聲遭到背叛的“年終獎合同”其實早不存在了，如果知道自己的錢會被用來支付獎金，納稅人還會同意援助嗎？納稅人憑什麼向他提供742,006.40美元的年終獎呢？獎勵他把整個國家搞垮了？……所以我覺得，他用到了“背叛”這個詞，實在太可笑了。我不確定，他到底是不夠睿智呢，還是故意混淆視聽。
DeSantis先生聲稱自己從未介入那些導致虧損的交易，所以對公司的困境毫無責任，不應該被懲罰。那麼我要問，那些因為金融風暴失去工作或住房、對未來感到絕望、不知道明天在哪裡的貧苦人們，又有什麼責任呢？他們做錯了什麼，要受這樣的懲罰？難道是他們要對金融風暴負責嗎？
DeSantis先生還強調，自己是一個具有愛心的人士，響應政府的號召，願意接受1美元的年薪，並且還要把年終獎全部捐給金融風暴的受害者。真是太感人了，但是我仔細一看，怎麼就不是那麼一回事呢。首先，他真正的報酬除了1美元之外，還有742,006.40美元的獎金。原來在他看來，獎金不是報酬。其次，他真正捐的錢比這個數額少得多，因為國會準備徵收90%的獎金稅，他真正能捐的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錢，何況還有檢察官威脅要公布姓名，那麼捐款簡直是保護自己利益的最佳策略了。
總之，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在明擺着的事實面前，DeSantis先生居然能夠寫出這樣義正詞嚴、振振有詞的抗議信，還向《紐約時報》投稿。他是不是太狂妄自大了？或者因為沒有拿到742,006.40美元的獎金而懊惱不已，昏了頭，把世人都當作傻瓜了？
不錯，DeSantis先生可以聲稱自己也是金融危機的受害者，但是讓他憤憤不平的遭遇，同其他人相比，簡直就不值一提。他確實是一個受害者，不過，是一個比其他受害者舒服得多的受害者。
《獎金稅法案》的提出者之一、來自佛羅里達州的民主黨議員艾倫•格雷森有一句話，可以送給DeSantis先生自省：“任何人都無權利用納稅人的錢致富。任何人都不應從嚴重的錯誤中致富。”
最後，我還有一些話想說。我覺得，就是因為有這樣私慾膨脹、貪得無厭、將個人利益置於社會公共利益之上、並且因此獲得高薪獎賞的金融從業者和這樣的一個行業，我們這個社會才像現在這麼糟糕。金融證券業是一個鼓勵投機、獎勵貪婪的行業，人人都在不顧一切地追求利潤，動用所有社會資源為私利服務。當經濟繁榮時，投機的暴利被少數人攫取，而一旦經濟發生危機，他們種下的惡果就要由整個社會來承擔，尤其是主要由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來承擔。這是不公平的，也是有害的。有句話說“危機毀滅了一切，但也創造了一切”，我對這次金融危機的期望就是，它至少可以改變一些事情，不要危機結束以後，一切又回到原來的樣子。
【我的評論】
我覺得這封信是關於金融界問題的一份極好教材。多讀幾遍，肯定會感觸很深。
1. 德山迪的信中充滿了entitlement和驕橫的感覺。從他個人成長經歷的回顧，到他對AIG的"貢獻"，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對社會，對機遇的感激之情。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自己聰明和奮鬥的結果，都是他理所應得的。而他對於"公司和政府"作出的"貢獻"，也是理所應當得到高額報酬的。其實，這種心態並不是異數，而是華爾街的"共識"。正因為此，德山迪才毫無顧忌地表達他的感受。也正因為此，華爾街才"理直氣壯"地貪婪投機，置社會與大眾的利益而不顧。
2.德山迪的主要論據，就是他對金融危機和AIG的垮台沒有責任，因為他沒有參與CDS的交易。這裡又反映了兩個問題。
a。作為AIG的高級主管，德山迪實際上是在經營自己的"德山迪公司"，而AIG只是一個客戶或合伙人。當AIG表現好時，他利用這個平台儘可能從中得益。而當AIG陷入困境時，他眼中只有AIG與他的"合同"。不是他對AIG的困境負有責任，而是AIG"背叛"了他。我在想，AIG的股東們是不是知道，他們每年幾百萬所雇來的是這樣的"管理層"？
b。儘管德山迪的開脫對他自己不成立，但是對於AIG的低級職員是成立的。的確，在獎金引起的全民憤怒中，很多人被不公平地包括進去了。這其實是任何政府管制的必然後果：一刀切，外行領導內行。但是，這次政府介入華爾街運作，實際上是華爾街自己釀成的苦酒：是他們捅出這麼大的亂子而需要納稅人的援手。但是他們至今不反省，這也是十分可悲的。
我對於"獎金門"的更多評論，請見
http://www.de-sci.org/blogs/fouyang/archives/27671。當然，關於"華爾街高管無人回應"的說法，現在是過時了。
【朋友的評論】
2008,是我在大摩的第四個年頭. 當年60塊買的公司股票跌到過10塊以下; 一起打牌的兄弟上了英國報紙的頭條-- 他從雷曼大樓走出來後, 被記者抓了個正着. 更諷刺的是, 在租房子的時候, 本來最受歡迎的banker, 現在被要求先付六個月房租, 不然免談.
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這次金融風暴中受到了衝擊. 但我又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因為我還有一份工作; 我不像雷曼的董事們, 幾百, 幾千萬的股票一夜之間變得一文不值; 更重要的是這次經歷, 從中所學到的東西, 一定能讓我受用無窮; 以後拿出來給孫子講講故事, 應該很好用. 但如果他問我2008金融危機的原因的話, 我應該不會把全部責任歸咎於華爾街.
思考了很久, 有以下幾個很零星的觀點, 請前輩指正.
1. 問題的爆發點(in this case, Wall Street), 往往不是問題的起始點.
2. 和傳統東方教育相比, 西方的確更注重"entitlement", "pride" 和 "contract". 這不是華爾街獨有.
3. 你的上司不止一次向你保證, 你會得到承諾的獎金, 最後一刻, 他食言了. 在這種情況下, 我想任何一個人都有理由表達憤怒和不滿
4. 如同購房者, 房屋中介, 存款人, 投資人一樣, 所謂的華爾街也只是系統中的一部分. 它不是獨立存在的, 也沒有能力獨立捅出這麼大的亂子.
5. 納稅人不應該在wall st. 表現好的時候, 從這個平台儘可能地獲得利益; 而當wall st. 陷入困境時, 和它劃清界限; 畢竟, 救它也是救自己. 拆了它, 日子也沒法過. wall st. 的所有人， 都也是納稅人
6. 當我每天工作的時候, 我不知道, 也不認為我在做對社會大眾不利的事; 但如果wall st. 這個子系統讓我們這些人的工作, collectively, 對社會造成了"危害", 那麼, 要檢討的恐怕就不只是這個子系統裡的人了.
7. 刺激購房的政策從clinton時候就有了; 低利率從911以後就一直存在; 窮人靠買房, remortagage過日子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中國買美國國債幾十年了吧. 那麼, 華爾街以外, 究竟還有誰該檢討?美國總統? 中國總理? 美聯儲? 財政部? 證監會? 合同法的起草人? 哲學家? 人的貪婪? 人的從眾本性? 中國人愛儲蓄的習慣？美國鼓勵消費的政策？再說下去, 好像人人都有責任了; 不是嗎?
出了問題, 如果能找到是誰錯了, 那麼問題都好解決. 怕的就是, 誰都沒覺得錯, 問題還是出了, 怎麼辦? 說小了, 就是policy 和 procedure 的問題了; 說大了, 是人類生存,經濟發展系統的問題; 不過找個替罪羊永遠是最容易的了.
每個人的思維都有它的局限性, 和他所處的角色, 教育背景, 成長環境都有直接的關係. 這也是很多相左意見的起源. 以上所有, 僅為個人意見.
由此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人到底能靠爭論說服對方嗎？ 我悲觀地認為不能；因為在沒有邏輯錯誤的前提下，想對稱的信息應該推出一樣的結論．不同觀點的來源，在於信息不對稱；而人從來就是更相信自己親自掌握的信息，而不是別人口頭提供的．
【我對另一位朋友的回應】
"制度決定一切"是標準的一階近似。但到了更高階，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考慮。
完全涵蓋一切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不說執行成本，我們也有以下的權衡：管得太死，使得被管理者沒有犯錯的餘地，也就同時壓制了他的創造力，降低了他的價值。這條線劃在哪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對被管理者的信任（包括能力和職業道德）程度。所以，我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的最大損失還不是上萬億的金錢，而是"信任和信用"。從今以後，政府會對金融業嚴加管制，而這對華爾街未來的發展有長遠的負面影響。
華爾街和山西煤礦的情況有點不同。在華爾街存在着更大程度上的信息不對稱。華爾街提供的產品是知識和服務。它的客戶沒有能力完全了解這些產品的實際價值，而只能信任華爾街的專業能力和職業道德，會為客戶提供最好的產品。在這個意義上，華爾街更像醫療業，其中雙方的信任是業務運行的必要條件，不管制度有多嚴密。
【附：JakeDeSantis辭職信的中文翻譯：引自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9/04/jake_desantis_aig_resignation_letter.html】
親愛的Mr.Liddy，
我很遺憾地在此遞交辭呈。我決定從“AIG金融產品部”（譯者註：後文簡稱AIG-FP）離職。我希望您能抽出一些時間，將整封信看完。在我詳細敘述辭職的理由之前，請允許我說一些心裡話：
我對於自己在AIG-FP的商品與權益部門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導致AIG大幅虧損的CDS交易，我沒有以任何形式參與，或是應該對此負責。現在AIG-FP的400多位員工中，和此事有關的人員屈指可數。大部分應該負責的人都早已離職，而且顯然躲過了如今外界公眾的咆哮。
經過了12個月的辛勤工作——其間公司多次跟我們保證，我們將在2009年3月獲得年終獎——現在，我們這些AIG-FP部門的員工，感覺自己被公司出賣了，而且還遭受到政府和國會的不公平對待。作為對此的回應，我準備離開公司，並且把我得到的稅後獎金，全數捐獻給因為這次金融風暴受害的人。對於這筆錢，我一分錢都不留。
在做出這個決定前，我已經為公司奉獻了11年高質量的服務。但是如今我沒有辦法在這種不正常的環境下繼續善盡我的職責，而且公司也不再為此付我薪水了。和你一樣，我也被要求以年薪1美元的代價工作，而且我也同意了，因為我認為我不只對公司有責任，而且也對提供援助的政府有責任。但是現在兩者都讓我失望了，我沒有辦法再每天花上10個、12個、甚至14個小時，不陪伴家人，卻為了讓我失望的人的利益繼續工作。
你和我從來沒有單獨見面或交談過，所以我想和你談談我自己的一些背景。我的父母都是學校教師，我是在鋼鐵廠里長大的，那些廠如今都倒閉了。我努力學習，被麻省理工學院錄取，靠獎學金讀完了大學。我在自己身上實現了美國夢。
1998年，我作為一個債券交易員，加入了AIG。隨後，成為了商品和權益交易部門的主管。在危機發生的的數年前，被提升為商品部門的業務開發主管。在這段時間內，我的部門持續盈利，大部分的年頭都能獲利超過1億美金。最近，在AIG-FP解體的過程中，我也是主要負責把聲譽良好的商品指數部門賣給瑞士銀行的人。如你所知，類似這樣把業務單位賣掉的交易，對於AIG的生存、以及將來償還美國納稅人的援助，是非常必要的。
顯而易見，我的薪資報酬主要來自於我們部門的高盈利。我從來沒有從現在導致公司巨額虧損的CDS交易中領過1分錢。而且，我和許多AIG-FP部門的同事一樣，在這些虧損的CDS交易中，損失了不少畢生積蓄，因為我們都把推遲支付的工資，投資在AIG-FP中。如同廣大的美國納稅人一樣，我們從未從CDS交易中獲利，卻深受其害。
我對你目前在AIG的角色，抱着崇高的敬意。因為在CDS交易上，你和我一樣無辜，而且在國家需要你的時候，你勇敢地站出來響應政府的號召，但是現在卻因此而飽受抨擊。
你也相當清楚，這個部門內大部分的員工都和這些巨額虧損毫無關聯。你沒有站在我們一邊，讓我感到相當失望。上周三，你面對國會議員和媒體關於我們年終獎的不實指控、以及後來紐約檢察官發表一些無事實根據的評論的時候，卻沒有辦法挺身而出為我們辯解。我們AIG-FP部門的同仁深深感覺自己被背叛了。
去年10月，當你知道這個年終獎的發放計劃時，我猜想，你認為AIG-FP部門的人員需要一些誘因才能夠留下來。而且，這個年終獎，既合乎道義又有實際效果，應該得到執行。這大概就是公司在那個月裡，先後三次跟我們保證會履行諾言，發放年終獎的原因。
這大概也是你決定讓這些年終獎提早3個月發放的原因。這個決定讓我們感受到你對我們的支持，這一點都不像一個真心認為這些合約“難以接受”的人會做的事情。(譯按：AIGCEO在被炮轟的時候，曾經這樣形容這些年終獎合約。)
最後，這大概也是你在3月13日最終授權支付這些年終獎的原因。
在過去6個月你領導AIG的期間，你從沒有要求我們修改、重談、或是放棄這筆年終獎，直到你出席國會聽證會的數小時前。
我想你剛開始的想法是，既然這些年終獎原則上沒錯、在財務上也說得過去，那麼應該給予尊重。但是這個做法現在看來在政治上不討好。那麼顯然，你要麼是誤解了同聯儲、紐約州檢察官、國會議員、財政部之間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協議，要麼就是不夠堅定，無法抵擋這些政治壓力。
現在，你要求AIG-FP部門的同仁繳回這些他們應得的年終獎。你可以想像，我們對你破壞了大家對公司的信任是多麼怒火中燒，怨聲載道。
既然我們大部分員工都是無辜的，罪惡感當然不是讓我們繳回年終獎的動機。我們勤奮工作了12個月，現在理應按照合同被支付薪酬。這就好像一個水管工修好了水管以後，一個粗心的電匠卻把房子燒毀了，水管工不應該被責怪一樣，我們這些員工也是無辜的。
過去六個月當中，許多部門內的同仁，因為這份年終獎的緣故，拒絕了許多比AIG更穩定的工作機會。AIG高層一直不斷保證，這筆年終獎會如期支付。同仁們現在因為被騙，而感到非常憤怒，不願意為了幫你的忙就把獎金繳回公司。
現在唯一讓他們繳回獎金的動機其實只有恐懼。檢察官已經放話，威脅要公布所有得到獎金的“可恥的人的姓名”。可是，檢察官的正確做法，理應是在法庭上處理案件，而不是訴諸媒體。
所以，我該怎麼辦？這不是輕鬆的決定。我知道，在此前經濟繁榮的時候，由於我的辛勤工作，我的生活要比大多數人過得優渥，我也仍然有足夠的儲蓄讓我的家人不至於在這次風暴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有些人可能會批評我們這行業的人報酬過高，我對此沒有異議。
這就是我決定把稅後獎金100%地捐出來、幫助受到金融風暴打擊的人的原因。這不是什麼避稅花招；我只是希望，我最低限度能夠對自己的紅利獎金應該怎麼使用做主，而不是聽任這些錢消失在AIG複雜的帳務中，或是消失在政府預算中。我們的年終獎吸引了太多大眾的注意力，讓大家沒辦法把目光放在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我希望能夠盡點力量，幫到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3月16日，我收到了公司支付的稅後年終獎，總計$742,006.40。因為目前相關稅務和法規還不確定，所以我實際捐贈的金額可能會小於這個數字。事實上，很可能是遠小於，如果國會現在關於這筆獎金的90%懲罰性稅法通過的話。總之，當我把這筆錢盡數捐出以後，你會立刻收到收款對象和捐款明細。
這個決定對我來說是對的。我祝其它AIG-FP的同仁好運，希望他們能夠心情平和地在這個困難的處境下做出決定，但願他們不要被恐懼的陰影圍繞。
Liddy先生，我也祝你好運，祝你能夠實踐把紅利退回給政府的承諾，也祝你能夠繼續把AIG整頓好，尤其是那些不好處理的CDS交易。短期內，我會繼續幫忙確保沒有什麼問題發生，但是在這周發生的事情以後，我沒辦法再留下來很長時間了，因為有太多嫌隙和不信任。我不知道你將如何看待我的離職信，但是我想紐約檢察官應該會感到欣慰，因為我是自願離職的，而不是如他所威脅的讓他“掃地出門”。
JakeDeSantis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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