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怎樣才能繁榮”，和“人如何保持健康”一樣，是一個永恆的難題。儘管幾千年來各種理論層出不窮，但真相似乎依然撲朔迷離。早年間，人們常把國運歸因於天象、神明庇佑，或君主個人的道德與智慧。後來進入現代，尤其是冷戰時代，意識形態成為衡量制度優劣的核心標準。冷戰結束後，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一度風靡，將自由民主看作通向繁榮的終極路徑。然而，一些民主國家陷入了經濟困境甚至動盪，而部分威權體制卻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這使得“民主即繁榮”的論斷也遭遇了嚴峻挑戰。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被用來解釋國運。有人強調地理與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有人更看重文化和歷史的“民族基因”，也有經濟學家堅信發展戰略才是關鍵，由此催生了各種“快速發展”的“獨門秘籍”。這些理論此起彼伏，卻又各有局限，難以形成統一的解釋框架。

就在這種爭論不斷的背景下，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三位長期合作的學者——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肯定他們關於“政治制度與經濟繁榮之間關係”的研究。這個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超乎尋常，僅諾貝爾獎的官方介紹就引用了他們二十一世紀以來十多年間的２４篇著作。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僅在學術界廣受重視，也通過阿西莫科格魯和羅賓遜合著的暢銷書《國家為什麼失敗》(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被更廣泛地傳播，引領了關於制度設計的公共話語與認知框架。

一、制度決定命運？從包容與榨取談起

三位學者的核心觀點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其經濟發展的方式和結果。他們提出兩個概念，來劃分國家制度的根本差異：一種制度鼓勵廣泛參與、激勵創造；另一種制度則服務於少數人對資源的壟斷與控制。他們將前者稱為“包容型”（inclusive），後者稱為“榨取型”（extractive）。

榨取型體制的核心特徵，是少數掌權者通過政治力量壟斷經濟活動，將資源與機會集中在手中。這種壟斷可以經由軍權、種族優勢、殖民地體制，甚至市場壟斷來實現。在這種體制中，掌權者組織和控制生產活動，並攫取大部分產出。而大部分民眾則無力參與政治決策，而且在經濟活動中也面對非常有限的機會和選擇空間。

包容型體制致力於賦權於廣大民眾，讓人們能夠平等，自由地參與政治過程和經濟活動。它通過開放的市場、公正的制度和法治的保障，為人才和創新提供充分空間。其中尤為關鍵的，是對私人財產的保護。例如當年英國率先推出專利制度（先是由皇家頒發，而後成為法律），讓發明者有動力投資研發並公開成果，為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

但值得警惕的是，市場經濟或民主制度並不自動等於“包容型”結構。歷史與現實中，市場機制常常被壟斷、尋租與腐敗所劫持；而形式上的選舉制度，也可能掩蓋深層次的信息封鎖與公共討論空間的缺失。真正的包容型制度，不僅需要形式上的開放，更需要制度性基礎設施的支持，包括法治、透明治理、輿論自由與公共協商機制。

這些差異的現實影響，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小城諾蓋爾斯（Nogales）體現得尤為鮮明。城市兩側共享地理與文化背景，卻因分屬不同的國家制度而產生了巨大的發展鴻溝。這種強烈反差，為我們理解制度類型對社會結構與經濟成果的深刻影響，提供了一個生動註腳。

這套制度分類框架為我們理解歷史上的經濟興衰提供了一個清晰視角。接下來的部分將聚焦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某些制度更有利於創新與繁榮？而另一些則阻礙進步、製造不公？

二、創新為何受阻？榨取型體制的代價

榨取型體制的影響遠不止勞動者缺乏動力而造成的效率低下和分配不均帶來的貧困和不公正。得獎者特別強調它對“顛覆性創新”的壓制。

顛覆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也就是完全新型的生產技術，生產方式，或社會結構。只有顛覆性創新才能給經濟帶來深刻而持久的活力和動力。顛覆性創新通常意味着打破舊有秩序，催生新興力量，而這種“洗牌”過程對於掌握既得利益的統治集團來說是極大的威脅。所以在榨取型制度中，統治者往往會極力打壓或抵制創新，哪怕是犧牲國家的長遠發展。

很多歷史事例證實了這個觀點。

在包容型制度如何激發創新方面，英國是最早出現的典型案例。工業革命之所以率先在英國發生，重要原因就是英國當時擁有相對包容的經濟制度，能夠支持並接納新興的生產方式。與西班牙的皇家主導模式不同，英國的對外貿易有廣泛的民眾參加。相對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也鼓勵了大批技術創新，啟動了工業革命。

而相較之下，那些受限於榨取型體制的國家——像匈牙利-奧地利帝國、東歐諸國以及沙俄——卻把創新視為威脅而躲避和抵制，最終與工業化的浪潮擦肩而過。

還有一些南美國家，在發展初期依賴自然資源出口快速起步，但由於缺乏包容型制度的加持，沒有內在的投資和創新動力。於是在資源價格下跌或礦產枯竭後便陷入長期停滯甚至倒退。目前靠石油致富的中東國家和俄國，也面臨着同樣的挑戰。

更有甚者，榨取型統治者不僅會扼殺創新阻礙發展，甚至還會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主動破壞已有的經濟結構造成社會倒退。像荷蘭殖民者為了讓東南亞成為自己的原料基地，不惜摧毀本地已初具規模的產業；白人統治時期的南非則通過立法讓黑人陷入制度性貧困，以維持廉價勞動力來源；非洲大陸的奴隸貿易更是徹底瓦解了原有的社會和經濟組織，令無數地區陷入長期戰亂與貧困。

但歷史並非總是如此簡單：某些榨取型體制在特定階段，確實取得了顯著的發展。這方面，榨取型體制的前蘇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需要解釋的例外。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通過國家主導的工業化政策，實現了從落後農業國向工業強國的躍升。這種發展勢頭持續了數十年，至少到六七十年代都還保持強勁。根據得獎者的分析，雖然這種強制性的經濟轉型缺乏效率，但因為工業經濟本身遠比原有的半農奴體制優越，所以在那個時期蘇聯仍然實現了總體經濟水平快速增長。

但這種表面輝煌掩蓋了結構性的問題：這種增長模式缺乏內在的可持續性。蘇聯體制高度集權，壓制市場機制和個人創造力，使得創新難以展開。除了航天、軍工等戰略性行業有些突破外，絕大多數經濟部門長期缺乏技術進步。斯大林時期的極權統治實行從上到下的命令式管理而忽視經濟規律，信息流轉不暢，導致效率低下與資源浪費並存。等到工業化的“紅利”消耗殆盡，蘇聯經濟也逐步熄火了。

既然榨取型體制的害處如此明顯，人們不禁要問：為何這種體制仍能在歷史上長時間維繫，甚至在不少國家延續至今？為了回答這一問題，下一節將進一步分析榨取型的經濟和政治體系如何互相強化，形成難以打破的結構性困局。

三、權力與財富如何互鎖：榨取型體制的自我強化

榨取型經濟與集權政治往往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經濟特權必須依賴政治權力加以鞏固和延續；另一方面，政治壟斷則天然地滋生腐敗與排他性的經濟機制。

而且在榨取型經濟下，權力所帶來的利益極具吸引力，因此往往引發激烈的權力爭奪。這種爭鬥有時表現為獨裁者的恐怖統治，有時則體現在長期無法達成妥協的分裂甚至內戰。無論是哪種形式，結果都是政府失去治理的合法性與治理能力，致使契約無法執行、市場機制失靈。這樣，無權無勢者參與經濟活動愈加困難，經濟體制繼續滑向榨取型深淵。

正因如此，榨取型經濟與集權政治之間常常形成一個互為因果、強化自身的正反饋機制。得獎者將這種緊密耦合的狀態稱為“超穩定系統”——一旦建立，就極難憑藉內部機制來改變。

我們在歷史中可以看到印證。例如，許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國家，在取得獨立後，在形式上雖已建立民主制度，但權力很快重新落入殖民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或其繼承者手中。體制看似更新，實則延續舊有的榨取模式。

超穩定的榨取型體制並不僅限於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在發達國家裡局部存在。這方面美國的種族歷史頗有啟發性。雖然十九世紀的美國南北戰爭終結了奴隸制度，黑人獲得了憲法上的平等權利，但南方的種植園主階層仍在相當長時間內掌握着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命脈。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維持着榨取型體制，剝奪黑人的參政權利和經濟發展機會，嚴重阻礙了南方地區的發展。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民權運動的興起，才真正開始打破這種根深蒂固的榨取型結構。而即便在今天，種族不平等的問題依然在某些層面上延續着，提醒我們榨取體制的頑固性。

另一方面，包容型體制也有其強韌性。從開放的經濟活動中收益的民眾，通常也會努力維護其所依賴的包容型政治架構。這種架構反過來又保護了大眾參與創新與經濟活動的空間，進一步鞏固了制度的開放性。美國歷史上曾經歷多次這樣的制度挑戰。例如二十世紀初的“鍍金時代”，少數大資本家試圖壟斷市場、操縱政策，或小羅斯福總統試圖通過擴充最高法院來突破制度制約。但這些衝擊最終都未能撼動包容型制度的核心結構。今天與未來，這種挑戰仍在持續，但也說明制度的韌性並非虛妄。

當然，”超穩定“並不意味着絕對不能改變。那麼，怎樣的因素能影響甚至改變一個國家的發展途徑呢？我們將在下一節中進一步探討。

四、命運的分岔口：制度為何走向不同

那麼，是什麼最終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得獎者的回答是：國家制度的分化往往不是源於“總設計師”的遠見卓識，而是在某些關鍵節點上，由偶然事件與歷史積累交匯作用的結果。

北美與南美的對比，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南美在十五至十七世紀主要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統治，殖民者在那裡發現了大量金銀礦藏等自然資源。他們的殖民策略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主要依賴當地土著居民乃至非洲奴隸為其開採礦產。這種高集中度的經濟活動，使得少數殖民精英掌握了幾乎所有的經濟與政治權力，從一開始便形成了典型的榨取型制度結構。

反觀北美，英國殖民者最初也希望複製西班牙的掠奪模式，但他們未能在早期發現足夠的自然資源，也未能完全控制和奴役當地土著。因此，殖民者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勞動與組織能力生存下來。他們之間的關係更傾向於平等協作而非等級壓迫，逐漸發展出較為民主的管理形式與按勞分配的經濟實踐，走上包容型的道路。

這種北美與南美的政治體制差異在數百年的制度演化中逐漸固化，在殖民化結束後的今天仍然如此。（在這個語境中，“北美”主要指英國殖民地後裔國家。而像墨西哥、古巴等國家，雖地理上屬北美，但其歷史上同屬西班牙或葡萄牙殖民地，在制度演化上應歸入“南美模式”。）

歐洲大陸內部也曾經歷類似的制度分野，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是英國。羅馬帝國滅亡後，英國和歐洲大陸的許多國家一樣，進入了以封建領主為核心的榨取型制度結構，貴族控制土地，依靠農奴勞動獲取經濟收益，社會流動性極低。

十四世紀，橫掃全歐洲的“黑死病”導致人口銳減，勞動力極度短缺。在這種壓力下，英國的封建領主因為勢力較弱，無法像歐洲大陸上的貴族那樣強行壓榨農奴，而是不得不做出妥協，例如提高工錢、放寬束縛，以防止農奴流失。這種變化雖起初微不足道，卻在政治上削弱了中央王權的絕對控制力，增強了地方與普通民眾的議價能力，也為後來的制度變革埋下了伏筆。

幾百年後，這條漸進式路徑最終促成了十七世紀的“光榮革命”。它確立了君主立憲制，限制了皇室的權力，提升了議會和民間力量的地位。在隨後的歲月里，英國的包容型制度框架不斷鞏固，普通人開始參與發明、投資、創業等活動。正是這種制度的開放性與可參與性，為工業革命的發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使英國成為現代工業國家的發源地。

即使是已經形成榨取型體制的國家，也在特定條件下有着打破“超穩定”更弦易張的機會。

中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就是一個例子。在毛澤東去世，國民經濟面臨危機的情況下，中國處於一個集權被削弱的“節點”。而那時候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四人幫”被打倒，主張改革的鄧小平重新掌權，在美蘇爭霸背景下的中美解凍等，其實都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這些“可遇不可求”的因素，把中國帶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

澳大利亞的建國過程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類似的路徑。它們雖然起點和條件不同，但都在原有體制相對脆弱的關鍵時刻引入了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安排，從而釋放了經濟潛力。

有時外部力量確實可以推動體制變革，上世紀美國聯邦政府對南方的強制改革、二戰後盟軍對德國與日本的制度重建，都是正面例證。然而總體而言，外力往往難以真正撼動榨取型經濟與政治之間的正反饋機制。即便政權更替，若未重塑權力結構，新的掌權者也極可能繼承舊的權力結構，成為“新貴”。國家仍然在老路上。

同樣值得提醒的是，歷史不一定進步——倒退也時有發生：從羅馬共和國變成羅馬帝國，從開放的威尼斯共和國轉向家族寡頭統治……這些都說明包容型制度並非一勞永逸。一旦權貴階層固化，破壞制衡機制，國家仍可能重新滑入榨取型軌道。幸運的是，有過包容制度經驗的國家，即便遭遇倒退，也較難徹底剝奪民眾所爭取的權利。

從這些例子可見，制度演進雖充滿不確定，但並非不可理解。“節點”與“偶然”固然無法設計，卻常是推動制度轉型的關鍵契機。理解這些歷史邏輯，正是我們在未來改革中把握機遇的關鍵。

改革的過程，正是各種勢力博弈最激烈的時候。而得獎者的另一個工作，就是指出了“法治”在選擇博弈模式，促成雙贏結果中的重要作用。這一點會在下一節中進一步闡述。

五、法治重要性何在？制度設計中的博弈考察

為了進一步說明精英和大眾如何圍繞資源與權力進行互動，得獎者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博弈論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精英”指的是那些掌握絕對權力、可以決定產品與資源如何分配的少數人；而“大眾”則是沒有分配權力但承擔生產任務的絕大多數人。

若大眾預期精英將在分配過程中攫取所有價值，他們就可能轉向精英難以控制但效率較低的黑市和非正規經濟，甚至在壓力積聚到一定程度時訴諸起義或革命。在這種局勢下，精英面臨兩種策略選擇：一是維持現狀，繼續從黑市或地下經濟中儘可能攫取收益；二是在革命威脅下主動退讓，向大眾讓渡部分權力，也就是推動民主轉型。這兩種選擇決定了榨取型體制是得以維持，還是轉向包容型結構。

理想情況下，還存在第三種選擇：精英與大眾能夠達成一種可持續的妥協或承諾，在不徹底民主化的前提下，建立相對均衡的資源分配製度。這類安排既能激發生產潛力，又能避免暴力衝突，實現穩定與增長的雙重目標。某些國家，如新加坡，很可能就接近這種模式。

然而，這種妥協高度依賴雙方之間的信任，而信任又必須由制度來保障。在此背景下，“法治”成為關鍵機制：法律體現和保障彼此的承諾，是實現可持續社會妥協的基礎。事實上，得獎者早期的研究就考察法治指數與經濟績效之間的關係，並把法治係數作為“社會機構”質量的一個標誌。從博弈論角度來看，法治提升了承諾的可信度，使雙贏妥協成為可能，從而避免國家陷入長期對抗與低效博弈的困境。當然，這裡所說的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即獨立實施、為精英與大眾所共同接受的規則體系。如果法律僅是精英意志的工具，就無法贏得大眾信任，也就失去了制度調節的功能。

當然，這些討論都比較學術化，那麼它們沒有現實意義呢？我們在下一節來探討一下。

六、當下的關鍵抉擇：制度的啟示與現實的挑戰

在前幾節中，我們已經大致梳理了這項諾獎研究的主要內容。但對這樣一項雄心勃勃的理論建構，它如何幫助我們提升對現實挑戰的認知和應對？以下這部分內容，試圖結合我的理解與觀察，給出若干初步的思考。

獲得2024年諾貝爾獎的這項研究，為理解國家繁榮與失敗提供了一個引人深思的新框架。它的核心觀點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顛覆性創新”——即能夠打破舊有結構、激發新生產力的技術、制度或社會變革。而這種創新並不是少數精英就能單獨完成的，它需要廣泛的社會參與、自由的思想環境和對失敗的容忍度。唯有包容型制度，才能為這樣的創新提供必要的土壤和持續動力。

然而，制度的形成與演化高度依賴於一個國家的歷史經驗、社會結構和政治文化，而不是外部設計或政策輸入就能一蹴而就的。正因如此，這項研究特別強調了制度結構的“超穩定性”——也就是說，一旦形成某種政治經濟格局，它往往會通過自我強化機制持續存在，很難被外力輕易改變。這也解釋了為何“輸出民主”或“價值觀外交”屢屢失敗：沒有內在社會力量的支持和制度演化的積累，再美好的制度設計也難以落地。

不過，在全球化的今天，外部環境對制度進程的影響也不容小覷。例如，中國的高速發展不僅源於國內改革，也與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入全球市場密切相關。同樣，國際油價的劇烈波動、新型能源的崛起，也深刻改變了中東國家與俄羅斯的經濟結構與政治方向。雖然這些變化並非源於外力“設計”制度，但後者卻實實在在地塑造了制度演化的土壤與邊界條件。

即便是那些已經建立起現代民主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也有可能在利益固化、權力集中和社會流動停滯的背景下逐漸退化，失去原本的包容性，陷入“倒退”。今天的美國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例子。近年來，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普通大眾對經濟活動，尤其是創新的參與程度明顯下降。同時，金錢對政治的影響愈發突出，導致選舉和政策制定過程越來越受特定利益集團左右。再加上黨派之間的極端對立，使得政治協商和共識越來越難以達成，影響了整個民主體制的正常運作。這些趨勢，不僅削弱了美國社會的包容性，也對其維持創新能力和經濟活力構成了實質性威脅。即使不談社會公平，單從經濟持續增長的角度來看，美國也亟需制度層面的反思和改革，以避免重蹈羅馬共和國權貴固化、制度退化的覆轍。

《國家為何失敗》這本書採用了“歷史案例分析”的寫作方式，鮮明而直觀。這種方式比傳統的統計分析更便於揭示因果關係，也更容易吸引普通讀者的興趣。但這並不意味着作者完全依賴於定性描述。事實上，他們提出的所有觀點背後，都有長期累積的實證研究基礎和嚴謹的計量分析作為支撐。對此感興趣的讀者，不妨參考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官方網站介紹，那裡詳細列出了他們多年來發表的學術論文。

不過，這項研究也面臨典型的社會科學挑戰：反例與替代解釋問題。首先，雖然他們在定量研究中確實發現了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性，但這些數據的離散程度也很高，存在不少偏離趨勢的數據點，也就是他們理論的“反例”。因此，我們只能將他們的結論理解為“總體上的平均效應”，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鐵律。

其次，對於同一歷史現象，也存在其他有信服力的解釋。例如，得獎者在多個研究中比較了北美與南美的殖民歷史及經濟表現，並將差異歸因於制度的不同。但類似的分析也可以從文化、宗教等角度進行。像二十世紀初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就曾強調新教倫理對美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激勵作用。

其實，得獎者自己也意識到制度發展的複雜性，並在《國家為何失敗》出版八年後，推出了另一本書《窄走廊》（The Narrow Corridor）。在這本書中，他們沒有討論榨取和包容，而是強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力量平衡是自由與繁榮的關鍵。他們指出，民主制度本身不是靈丹妙藥；制度能否能保證自由和發展，取決於權力制衡機制的長期維護與修正能力。

這些不同理論之間並不需要分出“對錯”：它們從不同維度切入共同問題，構成了一個多元互補的分析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諾貝爾獎對這項研究的表彰，並不意味着它就是終極真理；它是眾多理解國家命運的“拼圖”中一塊重要但仍有限的部分。

有一種批評認為，《國家為何失敗》雖然解釋力很強，但缺乏預測力。因為作者強調，制度的路徑依賴常常由一些不可預測的“關鍵節點”決定。這使得理論本身難以被直接用來“設計未來”。這一批評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過度解讀。歷史上的確存在一些“關鍵節點”——偶然與積累交匯之處，為制度變革打開了突破口。而恰恰在這些“節點”時刻，我們有了比平時大得多的選擇空間，而我們做出的選擇也至關重要。此時能理解制度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就可能對未來產生深遠影響。

今天，我們正處於這樣一個節點上。全球化遭遇瓶頸，人工智能改變了人類的生產與分配邏輯，經濟與社會結構正在經歷劇烈重構。在這種背景下，如何設計出既能激勵創新，又能確保公平參與的制度體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保持制度的包容性，避免落入新的榨取型陷阱，也許正是引導我們度過這場結構性轉型的重要指針。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傳遞了一個格外值得關注的信號：制度不僅關繫到當前的治理效率，更在無形中勾勒出一個國家未來的可能軌跡。在當下這個政治格局劇烈震盪、技術變革洶湧而至的時代，如何在變動中保持制度的包容性、激勵機制的有效性，成為各國共同面對的關鍵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嘉獎這一研究成果，不僅具有學術意義，更有現實的啟示價值，可謂恰逢其時。

附註：有興趣進一步了解這些研究的讀者，可以參考許成鋼教授的訪談與文章。他作為得獎者的同行和長期合作者，對其理論框架及其在中國背景下的應用有深入而生動的闡釋。

本文及插圖使用了AI工具的幫助，但作者起草和審閱了全文並對之負責。部分內容來自以前發表過的博文：https://blog.creaders.net/u/1030/201704/2888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