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山报》上周六6月20日下午发表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Li Qiang）的评论－－“中国企业无法再在海外肆意侵害劳工权益”：

北京可以控制中国国内发生的大部分事情。但当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本月，匈牙利劳工监察机构对参与比亚迪塞格德电动车工厂建设的三家承包商实施了处罚。在巴西，法院裁定比亚迪巴西工厂的承包商支付超过700万美元赔偿金，其中一半用于赔偿受影响工人。

本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对外投资条例》，并将于7月1日起正式生效。外界评论大多聚焦于国家安全和投资审查问题。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点：这是首次在国务院层级的对外投资监管框架中，明确要求企业保护劳动者权益并遵守东道国法律。

这绝非巧合。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向海外扩张，它们所面对的信息环境由独立工会、自由媒体、监管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组织所塑造，而这些力量并不受北京控制。

过去几年里，中国海外项目的劳工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媒体报道中。《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和路透社都曾报道过中国企业海外运营中的拖欠工资、强迫劳动指控、工伤事故以及劳工权利纠纷。

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会传回中国国内。2024年，当巴西当局从巴伊亚州一个比亚迪建设工地解救出160多名工人——其中大多数为中国公民——时，当地劳工监察人员形容他们的工作条件与奴役状态相类似。

这一事件迅速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并引发许多网民尖锐的提问：为什么中国企业视为司空见惯的做法，一旦跨出中国国境，就会被认定为强迫劳动？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利用民族主义叙事来强化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同感。但当中国工人在中国企业经营的海外项目中遭受劳动侵害时，这类事件会引起更大的公众关注，也更难被归咎于外国干涉或地缘政治动机。

与此同时，国际监管与司法体系也正在提高违规行为的代价。从美国因玲珑轮胎塞尔维亚项目涉及劳工侵害指控而实施进口限制，到北马里亚纳群岛法院裁定帝国太平洋国际公司向中国工人支付540万美元赔偿金，再到欧盟《强迫劳动条例》即将在2027年实施，劳工问题正越来越多地超越工作场所本身，进入贸易政策、法律责任和市场准入领域。

在匈牙利比亚迪案件发生后，欧洲议会议员提出质疑：现有欧盟法律和执法机制是否足以监督在欧盟境内运营的第三国企业。围绕中国企业海外劳工实践的讨论，正在从建筑工地转移到欧洲政策制定机构之中。

这些案件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罚款金额的大小，而在于它们所揭示的新现实。海外劳工违规行为正在产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可以量化的成本，同时不断削弱中国政府关于中国企业全球扩张的积极叙事。

北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2025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在国际劳工组织支持下发布了《中国企业境外经营劳动合规指南》。随后，商务部也出台了针对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相关指引。今年，矿业领域的一项行业标准草案开始纳入禁止强迫劳动以及人权尽职调查要求。

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新的标准仍然缺乏明确的投诉机制、监督体系和处罚程序，这意味着其实际效果仍将继续取决于东道国执法、进口国监管以及持续的外部监督。它们所表明的是，海外劳工问题已经开始影响中国对外投资治理体系。

对于华盛顿而言，这提供了一个机会。劳工权利执法已经从一种道德诉求演变为一种经济杠杆。通过将市场准入与劳工合规挂钩，美国及其盟友能够施加中国企业无法轻易忽视的成本。他们能够以传统外交压力往往无法做到的方式影响企业行为。

北京能够管理国内的异议声音。但它无法同样轻松地管理其企业在匈牙利、巴西或墨西哥必须面对的监管环境。

国际社会无须在接触与对抗之间二选一。但它必须停止假装仅凭善意就能推动改变。海外劳工条件正在成为制约中国对外投资的真实约束因素——而在规则固化、供应链进一步深化之前塑造这一局面的窗口期，正在不断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