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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及其随行打击群在海上部署320天后返回美国。这次部署接近现代美国军队的最高纪录，并已引发争议。随着该打击群的舰艇一个月又一个月没有停靠港口，舰上状况急剧恶化。水兵报告称，舰上出现物资短缺、管道系统故障和水源污染等问题。士气明显下降；甚至有八名水兵试图自杀。当这些舰艇最终离开中东时，它们所面临的困境已经成为美国各地的新闻头条。

自去年2月伊朗战争开始以来，“林肯”号的困境绝不是唯一引发警觉的美国军队问题。军事分析人士对其他航母打击群的长期部署表示担忧。他们对川普政府决定将驻扎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军人和武器撤出该地区并部署到中东感到忧虑。或许最重要的是，随着美国不断消耗其先进弹药库存，他们对此越来越担心。

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美国军队并不是为应对几十年来几乎不间断的使用而建立的。自冷战以来，美国国防规划人员一直按照同时应对两场重大冲突的要求来构建美国武装部队。实际上，这意味着华盛顿建立的是一支旨在赢得短暂而激烈战争的军队。因此，美国军队没有足够的部队、武器或人员来应对永无休止的冲突，同时又在世界各地运用其军事力量胁迫敌人并安抚伙伴。

美国官员现在正试图适度扩大军队规模。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通过投入巨额资金来提高现有武装部队的能力。但是，实施这些改革将面临极其艰巨的挑战，而且这些改革并无必要。美国是一个安全程度很高的国家，拥有许多能力强大且富裕的伙伴。它不需要一套能够同时在世界各地作战的国防体系。相反，如果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在范围更小的一组问题上，并相应缩减军队规模，其处境将会好得多。

捉襟见肘

美国的非核力量消耗了80%以上的国防预算，其结构和规模是根据特定的突发情况设计的——目前主要是与中国、俄罗斯或几乎同时与两国发生冲突。因此，美国军队的武器被设计成能够在军事规划人员预计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发挥最大的杀伤力和生存能力。为此，五角大楼一直强调采购精确、远程和隐形武器。这些武器旨在打开敌方防御体系的缺口，使其他昂贵的先进平台，例如F-35战斗机、B-2或B-21轰炸机，能够投放大量技术复杂程度略低、但仍然具有相当强大杀伤力的精确武器。

华盛顿从未预期这些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相反，它设想，在此类冲突产生的猛烈压力下，对手将认输，或者战争将升级到核威胁的程度，甚至更糟糕，发展到实际使用核武器。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国曾计划与苏联进行一场极其激烈、持续约30天的冲突。今天的军事规划人员很可能对与北京或莫斯科发生战争作出了类似的假设。按照美国的思路，能力强大的常规部队和核升级风险应该能够威慑攻击。如果威慑失败，美国规划人员希望能够立即阻止敌人的进攻，并制造如此巨大的升级风险，以至于对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试图改变方向。

但是，这种思维意味着华盛顿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长期的大国冲突。作为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主力装备的F-35战斗机，每架造价高达1亿美元，根本不是为大规模生产而设计的。在此类战争初期将成为首选弹药的远程防区外导弹也同样如此。美国军队已经发展出先进的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但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军队和关键军事基础设施，而不是城镇、城市和民用工业。在某些条件下，这些系统可以用于保护民用目标，但这样做会迅速耗尽导弹供应。在与中国或俄罗斯发生战争时，当地盟国的平民将不得不自行照顾自己。

这些问题在华盛顿对伊朗的战争中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美国很可能认为，它能够迅速压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尽管伊朗雄心勃勃，但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强国。毕竟，在适当的条件下，美国军队对这类敌人拥有压倒性优势，正如它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所展示的那样。但是，自那时以来，华盛顿的敌人已经变得更加精明。它们不再只是制造美国军队旨在威慑和对抗的大国军队的缩小版、能力较弱的武装力量。相反，它们已经做好准备，承受沉重打击后继续战斗，即使其作战效能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

承诺过多，兑现不足

过于雄心勃勃的战争计划和错误的政策，并不是美国军队陷入困境的唯一原因。政治也在制造困难。由于美国人民不愿支持海外战争，美国政治人物会竭尽所能避免人员伤亡。这意味着，他们将军队为突破大国防御体系而储备的所有高端武器，转而挥霍性地用于地区冲突。同样，他们部署稀缺的防空武器来保护盟国的城镇和城市，以免这些盟国考虑寻找新的伙伴，或者决定通过向敌人妥协来结束战争。

美国决策者通常也过度使用军队。政治人物喜欢用行动配合外交信息的传递，部分原因是他们已经不再相信外交，这促使他们远比实际需要更频繁地展示或使用武装力量。当被要求采取行动时，指挥官通常会敬礼并表示服从。另一些人则根本无法安于无事可做。毕竟，指挥官之所以担任这些职务，就是因为他们希望指挥某种力量。

结果就是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国防新闻媒体充斥着有关舰艇和飞机未能达到标准的报道，因为它们在外部署时间过长，导致维护工作被推迟。这反过来又给其他部队制造了维修问题。当一艘舰艇必须比平常更长时间地停留在干船坞，以获得充分维修时，其他舰艇就必须等待更长时间才能接受维护，这意味着它们的维修需求也会增加。最终，一旦面临大国挑战，海军能够投入使用、处于完全战备状态的作战舰艇就会减少。陆军也面临类似问题，作战车辆和支援车辆抵达维修基地时，其状况比预期糟糕得多。在空军，F-35的“完全任务能力率”原本就不高，自2021年以来已从38%下降到25%。近年来，空军飞机的总体战备水平也有所下降，部分原因仅仅是使用过度。

与此同时，美国陆军士兵、海军水兵、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员始终处于戒备状态，胁迫和威慑美国的敌人，并安抚盟国。这同样造成了高强度的活动，可能对人员留任产生负面影响。虽然近年来美国军队在留住资深士官和士兵方面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但它可能很快就会遇到困难。自2024年以来，美国海军军舰多次在人员配备不足的情况下出海。过度使用军队的最终结果，就是军队的锋芒变钝，钢铁刀刃也变得脆弱。

适合既定目的

美国国防官员意识到他们面临一个问题。目前，他们正试图通过建立一支规模稍大、技术能力却强大得多的军队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国会似乎准备将五角大楼所谓的基本预算增加25%以上，使2027财年的基本预算达到1.1万亿美元。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定义，基本预算涵盖“维持军队人员配备、训练和装备的持续性成本”。五角大楼希望在随后的法案中，在基本预算之外再获得3500亿美元。国防官员还希望增加4万多名新军人。但是，这充其量只是增加3%的人员，远远不足以填补解决现有战备问题所需的额外部队。而国会希望国防官员购买的更加先进的武器，也无法克服持续部署和反复战争造成的压力。国防工业基础勉强能够满足当前的需求，而招募大量新军人很可能需要提供高得多的薪酬，随后还必须将这种加薪扩大到所有其他军人。人员成本将开始消耗国防预算中越来越大的份额。美国官员也可以选择实行征兵制，但这将引发强烈反弹。

然而，还有另一种选择：缩减规模。华盛顿不应该假装自己必须能够同时打赢两场大国战争，而应该根据现有资源调整其政策目标。它应该继续建设应对重大突发情况的军事力量，例如威慑中国的冒险行为。但是，决策者应该同意放慢其他项目的推进速度。国会应该责成五角大楼审查武装部队，并制定一份军事活动预算。这份预算应该以评估在不损害整个军队战备水平的情况下，能够开展多少实际军事活动——飞行小时数、舰艇海上部署天数、野外训练天数——为基础。然后，五角大楼应该适当地分配这些军事活动。鉴于军队在过去30年过度活跃中遭受的实际损耗，指挥官理应了解这些情况，并据此确定军队实际上能够支持何种程度的演习、前沿部署和地区战争，而不会损害它希望每天都保持战备状态、用来威慑大国战争并在必要时有效进行这种战争的军事能力。美国海军已经知道其舰队能够承受的活动水平，并在《优化舰队反应计划》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每当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希望部署更多军事力量时，他们就干脆无视这项计划。

军事活动预算不应该列为机密，而应该成为公开信息，与五角大楼每年公布的资金预算一同列出。后者的大量摘要可以在国防部财务主管的网站上找到。当政治人物希望超过他们此前同意的军事活动水平时，他们应该必须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计划如何在高强度使用军队之后恢复其战备能力。指挥官应该将此视为一个道德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当过度使用军队造成严重问题时，就应该有一名指挥官为此辞职。

华盛顿应该根据现有资源调整其政策目标。

为了帮助减轻负担，华盛顿需要将一些责任移交给其他国家。尽管需要应对莫斯科的侵略冲动，这仍然应该是可行的。俄罗斯的侵略冲动被认为是推动美国国防规划的一种突发情况——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原因。只要欧洲主要国家愿意，它们拥有绰绰有余的经济和技术资源，足以独自应对俄罗斯。因此，跨大西洋协议应该更加坦率地明确，美国准备为欧洲大陆防务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

川普政府的《国防战略》坦率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活动水平和部署情况表明，美国并没有真正减少其在欧洲防务中的作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军最高司令仍然由一名美国人担任，而这一职位本应由欧洲人担任。数万名美军仍然驻扎在欧洲各地；其中许多人应该返回美国。五角大楼网站以及美国驻欧洲各司令部的网站上，列出了欧洲大陆各地大量的演习和军事行动，其中不仅涉及前沿部署的美军，还包括驻扎在美国本土的部队轮换部署到欧洲。这些活动的数量也应该减少。

美国官员可能希望仅仅通过购买更多军事力量，就能够解决其面临的大多数全球安全挑战。但是，一个好得多的解决办法是，美国改变其大战略，并采取更加克制的行动。华盛顿根本没有意愿或资源，在其他地区——最近是在中东——进行旷日持久的冲突的同时，还为亚洲和欧洲提供防务保障。而且，就此而言，它也没有必要这样做。美国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它富裕，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受到广阔海洋的保护，而且幸运地拥有相对弱小且容易顺从的邻国。只有亚洲、欧洲或大中东地区的政治力量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才可能严重影响美国的安全。

华盛顿应该购买足够的军事力量，并储备充足的原材料，以防范此类变化。但是，总体而言，它有条件减少主动干预。大战略的改变甚至可能使美国削减国防预算。如果对美国赤字不断膨胀的担忧是正确的，那么五角大楼就需要帮助承担纠正这一问题所需的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