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中國這兩個關於“黨”的成語，正點明了“黨”的兩個特徵。毛澤東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實用化、草根化、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層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遊民文化掛上鈎，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流氓“正名”
娘胎裡帶來的絕症
高伐林，《新史記》第23期（節選）
中共創始人之一、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指出：中國的事情都是被“黨”搞壞的，因為這個“黨”字，就是“尚黑”。
中國大陸的民眾面對簡體字的“黨”，可能想不到用拆字法，觸及這個“尚黑”的奧義吧？
日本對中國的另類禍害
晚清以來，仁人志士們如饑似渴地“拿來”西方許多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概念。但是和許多舶來品一樣，概念一到了中國，往往就變了味——中華文化中的已有詞彙無法準確對應那些舶來概念，只能儘量用一些意義近似的字。而當時又往往出於“多快好省”的考慮，從日文“轉口貿易”，概念經過西轉日、日轉中兩次變形，就更是南橘北枳。這些舶來概念的原始翻譯、用詞，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對舶來概念的理解。其中最事關重大的，就是英文單詞party。
談起日本對中國造成的禍殃，我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是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細菌實驗；卻沒有意識到他們還給中國造成一樁影響至為深遠的另類危害：那就是將英文中本意是“團體”“聚會”的party翻譯成“黨”，將political party翻譯成“政黨”，被中國人拿來——雖然這個危害並非日本人蓄謀，而且在日文中是將之寫成“黨”。
在西方，“political party”指政治見解相同或相近的公民自由結合而成的團體，這樣的團體對成員並無控制力，成員對團體亦無依附性，更談不上無條件地服從組織和效忠黨魁。
而“黨”在中國文化中絕不是個好字眼。“狐群狗黨”、“黨羽”“黨錮”、“黨禍”“黨爭”“死黨”“閹黨”……無一不具負面色彩，孔子早就告誡：“君子不黨。”中國史籍上所記載的“黨”，與西方現代社會的political party不可同日而語，都只是專制政治下的朋黨、會黨，“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甚至還要咬破中指，滴血入酒，一飲而盡，立下“保守機密”“永不叛黨”的死誓。
這個“黨”字，在上個世紀50年代外表上改頭換面了，成了“黨”；然而其內涵卻並沒有脫胎換骨，還是“尚黑”。中國政治折騰了一個世紀還上不了正軌，與這一翻譯大有關係！
流氓當了總書記
“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中國這兩個關於“黨”的著名成語，正好點明了其兩個特徵。由蘇俄派人來，按照列寧的布爾什維克而克隆的中國共產黨，將紅色塗在旗幟上，骨子裡還是“尚黑”，從一創立，就先天帶有“營私”與“伐異”的流氓氣。
這樣說，是否侮辱了無數英勇的先烈和勤勉的黨員呢？不幸，這卻是史實，玷污他們的另有人在——
中共首任並連任五屆的總書記陳獨秀，先是與妻妹私奔同居，在當了堂堂北大教授、文科學長（相當於系主任）之後，依然流連於煙花之地，據說他很多昂揚文字都是在八大胡同某張床上完成的。1919年，報紙刊登了陳獨秀“因爭風抓傷某妓女下部”的新聞，北大隻好將他開除。這些都發生在他參與創辦中共之前。被主流精英擯斥，可想而知，刺激陳獨秀進一步左轉，難怪人們調侃：“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陳獨秀嫖妓就沒有共產黨”。
陳獨秀在“上流—風流—下流”之間遊走，他在歷史上、文化上的貢獻為世人公認、無可抹殺，但這些流氓行徑又怎可諱言？
共產國際認為，既然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理應工人當頭，於是向忠發脫穎而出。陳獨秀只是有“流氓行為”，而向忠發則是如假包換的流氓。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羅章龍曾有《黨史上的向忠發及其集團》（見《羅章龍回憶錄》，溪流出版社），回憶說，這個集團就是個流氓集團，向忠發是武漢碼頭工人的幫派頭目，“手下帶徒弟多人專門坐茶館，擺抬子，敲詐勒索找外快，酗酒罵街打群架，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負傷多次，右手食指殘廢，臉有傷痕。他結識一些無賴、潑皮自組成幫，好勇鬥狠，平日不務正業。好賭博，進出賭場，師法趙匡胤，輸賴贏要，仗勢欺人，獨霸一方，人人說他是漢口的一個大流氓，望而避之。”
羅章龍說：碼頭工會多數黨員一致抵制向忠發入黨：“如果要他入黨，我們就全體退出。”但後來向忠發不僅拿到黨票，而且由斯大林欽定為總書記！他一步登天，雖然中共還處在地下狀態，他已忘乎所以。向“為人酗酒好色，平日每日不離酒，每喝必醉，醉後胡言亂語罵街，又酷好嫖賭……當選中委後，利用職權，調戲女秘書黃木蘭，黃不從，向糾纏不休，黃不堪其擾。”最匪夷所思的是，後來竟然經組織討論，幫他納妾——其妾“原屬妓女，患有性病，不數月後，向身染病，渾身潰爛”……
向忠發被捕後叛變，要求見蔣介石，自稱“老子冒了火，發誓要把那伙狗日的雜種們（指中共）全部掃除乾淨，一個不留”！
顧順章與許世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羅章龍、鄭超麟等人的回憶錄對中共秘密機關中的要員及家人有詳細描寫，實在駭人聽聞。不排除羅、鄭出於自己的私憤或偏見有添油加醋，但列舉的許多荒淫無恥、貪財好貨例如搶妻換妻的事例，是被其他黨員的回憶甚至黨的文件所證實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說候補委員）顧順章，也是個流氓。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揭露顧吸鴉片，玩妓女，打老婆；盛忠亮認為顧“背著周恩來過著揮金如土的私生活以及他的品行早已醜名遠揚”；陳賡大將“發現顧順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亂搞女人，抽鴉片煙”……顧順章掌握最多中共黨內機密，但其本質上毫無政治信念，如果黨組織規勸甚至懲戒他的吃喝嫖賭，他會立即與革命“拜拜”。這個流氓的被捕，極大地改變了中共黨史。1933年初，中共中央不得不從上海遷往江西中央蘇區。在他被捕前，要把中央機關遷往農村是不可想象的。
（本篇文章發表之後，有學者告訴我：據他最新研究，發現過去所說顧順章被捕之後當了叛徒，出賣中共組織，造成嚴重破壞等等並不屬實；顧最多就是指認了當時已經被捕、但未被敵人識破身分的惲代英等一兩人，致使他們後來被殺害，扣給顧順章的其它許多罪名是誇大其詞；周恩來策劃將其一家老小十餘人殺害，實屬不該。這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可能很快問世。此處提此一筆，我認為，對顧被捕後的表現究竟如何，若有新研究成果出來當然很好，有利於我們全面、客觀地認識歷史人物；但即便如此，顧順章是個流氓，被各方人士指證，也是無可否認的，並不影響本文的觀點。——老高注）
學者王彬彬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提出一個意深味長的假設：“假如顧順章沒有被捕”（見《同舟共進》2008年第4期）。
歷史其實早已做出了回答：假如他沒有被捕，只要他沒冒犯領袖，他就是開國功臣，不僅過去的穢行暴行一風吹，他更可憑藉權力為所欲為，鬧出任何醜聞，都會被包裹得嚴嚴實實。
這裡就有一個現成例子：學了一身少林武功的許世友上將，參加革命前就有幾條人命：16歲放牛吃了人家莊稼，人家罵了他，他幾拳把人打死；第二次是在賭場上揮棍打死一個賭徒；第三次是在國民革命軍兵營，他一腳把責備他內務整理得不好的老兵踢死；直到投身共產黨臨走還把和他有積怨的連司務長給殺了……
許世友深獲毛澤東寵愛，稱其“厚重少文”，當上大軍區司令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少文”是真，“厚重”為假。前香港新華分社社長許家屯老人告訴我，他當江蘇省革委會副主任，與時任省革委會主任的許世友共事，許世友三天兩頭把這些省革委會副主任邀到他家團團圍坐，令勤務員在每人面前砰一聲放下一瓶茅台酒，“誰也不許裝熊！”誰不喝，他就翻臉撒潑罵人。60年代一瓶茅台四、五元，今天看來簡直太便宜了，但這一頓省革委會主任們的便筵，光是茅台就要喝掉當時工人一月工資，農民一年分紅。
其他黨內軍內榮獲“花帥”、“百雞王”等等名號者大有人在，不知有多少欺男霸女的惡行罪行，都看政治上是否站對了隊“一俊遮百丑”。難怪老百姓說：“不揭，都是孔繁森；一揭，都是王寶森！”
流氓實為革命最堅決者？
向忠發、顧順章這一類人沒有多少墨水。真正對“流氓”在理論上闡發、實踐中提倡，使“尚黑”滲透到中共血脈、骨髓者，非毛澤東莫屬。
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是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實用化、草根化、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層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遊民文化掛上鈎，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流氓“正名”。
上海的中共中央雖然自身“與流氓共舞”，卻為井岡山紅軍操心。1928年6月4日致信朱德和毛澤東說：“你們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在成分上儘可能地增加工農和貧民的成分，減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央黨校出版社）
毛澤東接到中央指示，想必不以為然。早在1925年12月1日，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寫道：
……數量不小的遊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毛澤東還更為露骨地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據吳茂華《毛澤東論流氓無產者與革命元勛》介紹，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早版本中有這段話，後來被陳獨秀刪去。
直到在中國掌權十多年之後，毛澤東還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四清運動的講話》，1964年12月20日）
毛澤東本人正是無法無天、我行我素。個人生活上的表現且不說了，在治國上的流氓動作才危害嚴重：發動“土改”沒收了地主土地分給農民，隨即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收回；發動知識分子幫黨“整風”，隨即宣稱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僅據正式統計就打了50多萬“右派”；他對國民黨軍政人員、對民營工商企業家、對自己黨內不同意見的同事和部下，對國際共運中的盟主和盟友，無不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爾反爾，口蜜腹劍，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這裡只說一件小事吧：
1973年2月17日半夜，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談中突然流氓腔十足地建議，送給美國“數千”女人，後來又將人數驟增至“一千萬”。跟中共打了幾次交道也沾染了流氣的基辛格，居然湊趣說：“美國對中國女人不存在‘配額’和‘關稅’”！
黨魁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官與將帥們集流氓土匪的行徑話語之大成，流傳的故事洋洋大觀：在中央全會上，彭德懷對著毛澤東破口大罵：“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現在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在中央黨校大會上，王震放言：“我就是關雲長廟裡的那個周倉，我手裡就是有那麼一把大刀，你們不是有三百萬大學生嗎？我們有三百萬軍隊，我就是要砍他的腦袋！”70年代江青屢次大鬧政治局會議，1987年元月政治局生活會逼迫胡耀邦下台，1989年老人們商量於密室決定清場……聽聽這些中共最高級幹部說的話幹的事，不都是流氓政治的寫照！
讓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共官方媒體和許多民眾對這些故事津津樂道，傳為“佳話”。這深刻說明，流氓意識不僅腐蝕了這個黨，更浸透了全社會成員的內心，成為集體心理的一部分。
尚黑之風還在愈刮愈厲
就算中共從娘胎裡帶來流氓基因，轉為執政的身分不是已有65年、告別毛時代不是也有38年了嗎？時代在進步，社會在轉型，後天的學習訓練，在擺脫“尚黑”上做得如何？老百姓早做了回答——網上有個段子說：“從前土匪在深山，現在土匪在當官”。
中共新領導人習近平儘管有“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指手畫腳”；“絕不允許這類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等等痞氣未脫的話，讓人放不下心來；好在他在2012年年底上任之初和2014年兩次強調“依憲治國”，他主持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有180條之多，讓人期盼，令人振奮。
然而，卻來了當頭一棒！習近平親自拉拔不學無術的小混混周小平、花千芳登上大雅之堂，這倒也罷了，充其量只說明習大大本人的文化素養有限、判斷能力也有限，倒是中共後續事態的蠻橫做法令人嘆為觀止：下令全國官方的媒體為兩個小混混評功擺好、保駕護航；對提出質疑的人士格封勿論沒商量。以政治劃線站隊，將全黨全民又推到了“反右”前夕、“文革”前夜！
周、花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成了我們判斷習近平的一塊小小的試金石：這個黨，還是“尚黑”的“黨”——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是目的正確，不擇手段；“依憲治國”“依法執政”仍然是、一直是牆上的畫餅，或者，乾脆就是狗肉鋪掛出的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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