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對其歷史與身份的背離，為正邁向建國250周年慶典的美國提供了一個警示寓言。” 小說家、影視編劇及藝術文化隨筆作家盧·阿吉拉爾（Lou Aguilar）近日在《美國觀察家》雜誌上發表評論時如是警告。請讀他的評論：

出於一些過於乏味而不值一提的原因，直到26歲那年——也就是我從古巴抵達美國整整20年後——我才正式成為一名美國公民。當時，我不得不驅車從華盛頓前往巴爾的摩，同行的還有我的摯友湯姆（Tom）；他此行的任務是作為證人，證明我確實配得上這份榮譽。我們兩人坐在移民局辦公樓外，等待湯姆被叫進去接受問詢。那時的我已是一位立場堅定的保守派——甚至比我的那位好友還要堅定——於是，我們兩人就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政治辯論。當移民官探出頭來呼喚湯姆的名字時，他轉頭看了看我，半開玩笑地說道：“這下我可真拿不準了。”當然，最終他還是為我做了擔保。但這正是當年想要成為一名美國公民所面臨的嚴苛考驗。反觀今日，你恐怕甚至都不必會說英語了。

對美國而言，幸運的是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如今正擔任總統；因此，民主黨人那扇向未經審查的移民敞開的“大門”，如今已徹底變成了“只出不進”的單行道。與此同時，本屆政府正着手籌備慶祝我們偉大祖國建國250周年的盛典，並致力於將那些曾被一群尖叫喧囂的自由派人士試圖從“英烈殿堂”中驅逐出去的國家英雄們，重新迎回其應有的崇高地位。

也許英國尚有一線生機，但留給它的時間已所剩無幾——而且正以一種荒謬絕倫的“極速”流逝。

“你們所有人[共和黨人]都保持着沉默，儘管你們心知肚明這意味着什麼，”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賈里德·赫夫曼（Jared Huffman）在上個月舉行的一次眾議院聽證會上尖聲抱怨道，“你們任由他劫持了國家建國250周年的慶典，將其作為兜售特權、隱匿捐助者信息以及篡改歷史的工具。”然而，赫夫曼及其黨內同僚們針對“白人男性奴隸主”和“被竊取的土地”所發出的種種叫囂，在那些愛國者的耳中，不過是一堆充耳不聞的噪音罷了。

而在大洋彼岸，曾經偉大的英國所面臨的局勢則要嚴峻得多——事實上，簡直可以用“悲劇”來形容。因為這標誌着一段輝煌燦爛、綿延兩千年的歷史正走向終結；它正遭受着來自內部的背叛，且其崩塌的速度之快，簡直達到了梅爾·布魯克斯（Mel Brooks）式喜劇電影中那種“荒謬絕倫的極速”境界。上周，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宣布將把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肖像從五英鎊紙幣上移除，取而代之的將是某種英國本土野生動物的圖案。你沒看錯。這位20世紀英國最偉大的領袖，竟然不得不為一隻狐狸或一隻刺蝟讓出位置。那位預見到納粹威脅並竭盡全力為英國備戰的人曾說：“德國正在迅速擴軍，且無人能將其阻擋。”

那位在至暗時刻仍維繫着國家團結與不屈鬥志的人曾說：“我們將在海陸空展開戰鬥。我們將懷着日益增強的信心與力量在空中作戰。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我們的島嶼。我們將在海灘上戰鬥，在登陸場上戰鬥，在田野與街巷中戰鬥，在山丘上戰鬥。我們絕不投降。”然而，如今唯有英國——或者至少是其領導層——已然投降，屈服於一場性質雖異卻同樣充滿敵意的伊斯蘭主義者入侵。

在長達16年的時間裡，倫敦一家名為“Rangrez”的印度餐廳始終明確宣稱：本店供應非清真（non-halal）肉類。所謂“清真”（Halal），乃伊斯蘭教義所強制規定的一種儀式性動物屠宰方式，即通過緩慢放血來獲取供虔誠穆斯林食用的肉類。Rangrez餐廳的老闆哈曼·辛格·卡普爾（Harman Singh Kapoor）採用的是“Jhatka”法——一種由錫克教推崇、更為人道的快速屠宰法。如今，隨着穆斯林群體在倫敦占據主導地位，且受到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乃至倫敦警察廳的極力推崇與庇護，Rangrez餐廳上周遭到了一群憤怒穆斯林的圍攻。警方接報趕赴現場處置這起騷亂，其採取的行動竟是——逮捕了卡普爾。

傳統英倫價值觀（包括其法律體系）的日漸淪喪與被取代，令某些“古典自由主義者”深感難以承受——其中便包括喜劇界的傳奇人物約翰·克里斯（John Cleese），他曾憑藉《蒙提·派森》（Monty Python）和《弗爾蒂塔》（Fawlty Towers）等作品享譽全球。克里斯曾是一位對任何帶有保守色彩的事物都極盡諷刺之能事的尖銳批評家；如今，面對這座島嶼上伊斯蘭化進程的極速蔓延，他卻轉而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的深惡痛絕。在針對卡普爾被捕一事發表評論時，他在推特上寫道：“這種事情真的會發生在英格蘭嗎？如果確是如此，我腦海中緊接着浮現的念頭便是：‘我今後究竟該去哪裡安身立命？’”

然而，早在一年之前，正是那位傑出的學者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在《皮爾斯·摩根不設防》（Piers Morgan Uncensored）節目中，最為精準地道出了英國所深陷的這場悲劇。 “我不知道你們英國人是否明白，對於身處加拿大和美國的我們而言，眼睜睜看着你們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何等令人悲哀。我們對英國懷有一份巨大的恩情。然而，看着你們因為那種軟弱無力、且已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確’而自我毀滅、一落千丈……甚至反過來對那些說出真相的人進行‘煤氣燈操縱’（精神打壓）。這簡直令人作嘔，令人士氣全無。這種感覺幾乎難以言表。我們所有人都在衷心祈盼：願你們能重整旗鼓，重新挺直脊梁，讓國家恢復團結，並勇敢地站出來對抗那些該死的、具有精神變態傾向的惡霸，以及那群‘覺醒主義’（Woke）的綠色暴徒——因為，如果失去了你們，那將是莫大的遺憾。”

彼得森的這番話，無疑說出了我的心聲。我如今在文化與思想上所取得的成就——且我認為是向好的方向發展——很大程度上都源於我曾如饑似渴地研讀過的英國文學作品。孩提時代，我通過閱讀領略了許多我當時尚未親歷的人生況味：從《魯濱遜漂流記》中學會了堅韌不拔；從夏洛克·福爾摩斯身上領悟了正義；從《曾達的囚徒》中的魯道夫·拉森迪爾身上汲取了榮譽感；從《傲慢與偏見》中的伊麗莎白·班內特身上感受到了浪漫情懷；從詹姆斯·邦德身上初識了性與情慾；而其餘的一切，則皆得益於查爾斯·狄更斯與威廉·莎士比亞的教誨。正是這一切，激發了我以寫作為生的志向——儘管我所取得的成就，或許永遠只能籠罩在這些巨匠的光影之下。

因此，當我看到一名肥胖的男警官在一次反穆斯林抗議活動中，粗暴地從一名16歲少女手中奪走一面英國國旗時，我個人感到極度厭惡。令人憤慨的是，如今竟已沒有“圓桌騎士”、羅賓漢或西蒙·坦普勒那樣的人物，能出來好好教訓一下那個卑鄙的惡霸——順帶也給那位可悲的首相，以及造就了這等惡行的工黨政府上一課。我將此命名為“莫德雷德行動”（Operation Mordred），以此借指亞瑟王傳說中那個親手覆滅了卡美洛王國的反派角色。

也許英國尚有挽救的餘地，但留給它的時間已所剩無幾，且正以荒謬的極速流逝。作為美國人，我們所能做的唯有一件事：確保這種悲劇絕不會在我們這片土地上重演——而這一切，就從今年11月3日的中期選舉日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