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控制不是極權主義的象徵嗎？是的。人臉識別、手機監控、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它們是中國政府控制異議人士的工具，也是鎮壓新疆穆斯林的工具，大數據控制乃《1984》當代版，早已聲名狼藉。然而，當大數據控制用於抗疫呢？


　　老高按：西諺有云：“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看任何一個信息，讀任何一篇文章，必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首先關注的，是其中是否提供了事實——提供了我此前不了解或不太了解、但又有興趣去了解的事實？是否提供了以我有限的知識和判斷力初步判斷靠譜的事實？但也有不少朋友首先關注的，是作者的立場——站在哪一邊？為什麼人說話？矛頭指向誰？為什麼要講這些而不講另外的某些？
　　立場並非不重要，但我關注的重點，還是其立場是否可能導致其捏造、歪曲或者掩蓋事實。除此之外，作者表白了什麼意圖，我的眼睛都自動過濾刪除了。舉個不那麼恰切的例子吧：假設某人先喊了一句“堅決擁護習主席的英明領導”，然後講述了如何殘民以逞的實例和數據。我肯定只會關注他講的實例和數據的真偽，對他喊的口號只當沒聽見；但必定有人對他披露的事實置若罔聞，而抓住他那句口號判斷他不過是習粉一枚，進而判斷他披露這些實例和數據，必是別有用心。
　　對於下面這篇今天我要推薦的文章，我相信也一定會有人最孜孜以求：作者到底為誰說話？而放過了作者提出的值得我們深思的真問題。


　　大數據與舉國體制，中國抗疫經驗的是與非

　　張博樹，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0年4月29日


　　目前，一場與病毒賽跑、拯救生命的抗疫行動正在這個星球上悲壯展開。三個月前，中國武漢經歷過同樣的至暗時刻。人們曾憤怒於北京政府懲戒民間“吹哨人”、隱瞞疫情、罔顧生命而掀起網絡風暴。但得益於北京的“舉國體制”和“大數據”抗疫，武漢、湖北乃至全國的新冠疫情竟在不長時間內得到有效控制，可謂敗也蕭何，成也蕭何。
　　如何看待中國經驗？別的國家可以效仿、應該效仿麼？基於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可能做出不同回答。
　　新冠疫情向生命提出的挑戰，更是對大數據時代人類政治的挑戰。簡單的政治正確、粗糙的非黑即白是無法應對這個挑戰、無法理解當今世界的。人類的未來正在呼喚更健全、更複雜的政治哲學思維。
　　大數據控制不是極權主義的象徵嗎？是的。我們當然不會忘記人臉識別、手機監控、無處不在的攝像頭，還有海量信息收集編碼系統，它們在中國是政府控制異議人士的工具，也是鎮壓新疆穆斯林的工具，所以大數據控制乃《1984》的當代版、人權迫害的代名詞，早已聲名狼藉。然而，當大數據控制用於抗疫呢？
　　大約在3月初，在微信圈裡見到一則“友情提醒”，說是武漢朋友轉來的，內容如下：請大家非必要不出小區，你的健康碼走哪兒都要打卡，就是收集你的所有行動軌跡，一旦你所行經的某個場所發生病例，你的健康碼立即變灰，社區第一時間找上你家，對你全家進行隔離，居住小區也會再次立即封閉。健康的你很可能因為一個陌生人再次隔離。
　　不僅在武漢，這樣的做法在全國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執行。剛宣布武漢封城時，各地公安機構利用人口和信息監控系統，迅速查出從武漢到本地人員的詳細信息。現在，隨着疫情趨穩，武漢、北京等很多地方仍要求市民處處掃健康碼、做好信息登記，只有過去14天沒有與新冠確診者接觸，才可以進入各種公共場所。
　　這就是大數據的力量。新冠病毒作為傳染力極強的新型病毒，目前還沒有疫苗，唯一的辦法就是切斷傳染源和傳播渠道。大數據幫助政府定位感染人群、感染路徑，也提醒每一個人遵守防疫規則，不可妄為。如果不是如此嚴重的疫情，大數據的“正面”功能大概還很難被人發現呢。
　　然而，中國的經驗可以複製嗎？表面看，似乎很難。
　　難點之一是數字監控早已惡名累累，人們很難把問題的技術層面和政治層面清楚區分開。誠然，大數據本身無所謂善惡，關鍵是什麼人在用它，又用於什麼目的。西方很多發達國家並非開發不出數字監控技術，而是擔心此類技術的應用侵犯人權和公民隱私。北京政府反倒沒有此類擔憂，這正是人們批評它的地方，而且批評得完全正確。
　　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病毒攻擊不分國籍、不分人種，也不管你是民主社會還是專制社會。就數字應用和公民隱私權之間的張力而言，目前的疫情正在挑戰民主社會的傳統概念：畢竟當肉體生命受到嚴酷的當下威脅時，保證其延續可能高於平時人們珍視的那些個人權利或精神價值。最近的一些美國民調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部分受訪者願意犧牲部分隱私權換取生命、控制疫情，包括利用手機信號提供警示、實施安全隔離等。
　　中國經驗似乎難以複製的另一個因素是，西方沒有中國意義上的“舉國體制”。這次抗疫，當北京終於意識到不能再拖延、猶豫而果斷宣布武漢封城後，其“舉國體制”的優勢迅速彰顯：它先是從全國抽調3萬多名醫務人員攜帶設備緊急馳援武漢，後又派出7000多名醫生、護士先後到位。
　　當然，問題仍然難在“舉國體制”和共產黨政權性質間的關係。由於北京政權的專制性質，“舉國體制”往往與錯誤決策前提下的浪費甚至資源破壞相聯繫（如三峽工程），或與不計經濟代價、政治賬先於經濟賬的“維穩”相聯繫（如舉國援藏）。然而，此次抗疫證明，“舉國體制”作為中央集權行政框架內迅速動員全國人力物力財力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手段，凸顯了它的有效性。這樣定義的“舉國體制”強調的是行政權力系統的能力或效能，而非其政治屬性。這種強調並非無據可循：中央集權行政體制可以和專制制度相聯繫，也可以和民主制度相聯繫，只不過就中國而言，集權與極權是不幸攪在一起的罷了。
　　如果我們把二者拆分開，眼前就會柳暗花明。美國是個民主國家，但它的聯邦體系在這次抗疫過程中顯然幫了倒忙。人們通常注意更多的是總統特朗普的糟糕表現，他的自私、自戀和自大延誤了寶貴的抗疫時間，他也沒能有效協調和各個州長的關係，他甚至把選舉政治帶進了抗疫，這不僅是無能，而且無恥。但換一個總統，情況是否就會根本改觀？美國聯邦體系的剛性分權體系似乎很難有效應對突發的、跨區域甚至全國性公共事件。這次疫情暴露的美國應對機制的混亂，包括聯邦政府缺乏領導力協調力、一些州長為爭奪抗疫物資甚或為保護本州公民跨州旅行之類“權利”而打嘴仗，這在中國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尤其在疫情如此災難性的情形下。
　　那麼，剝開中國中央集權體制的專制外殼，其內部包含的緊急狀態下國家應對方案的積極成分，難道不值得美國或其他國家參考麼？
　　當然，問題還有更複雜的一面。大數據運用也好，“舉國體制”也好，它能行得通，和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國民性格等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可以說中國老百姓“聽話”，甚至“奴性”比較重，這是黨國控制術可以暢通無阻的重要原因——儘管它也成全了今天的抗疫。但日本、韓國、台灣、香港呢？這些地方抗疫成績也不錯。
　　韓國並沒有封城，它的大數據運用十分見效，包括使用安全攝像頭、信用卡記錄、甚至汽車和手機的GPS數據來追蹤病人的行動。這些國家或地區是民主或半民主體制，但多少都擁有東亞社會的共同文化因子，包括對群體價值的尊重、守秩序、服從大局等等。這提供了某種比較，其優良抗疫成績是值得深入挖掘的。歐洲也有國家搞得不錯，如德國，巧的是德國民族性格中也有重集體、講秩序的傳統，加上今日德國高效透明的官僚體系，這些都有助於成就德國的抗疫。
　　大體上說，歐美的民情不同，政治文化傳統也不同。歐美社會（特別是英美法為代表）的重自由、重個人權利的傳統本來是民主體制的重要基石；但如何平衡自由與危機時期的必要管制，找到緊急狀態下權利與權力的合理交叉點，是今天歐美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我甚至認為最近得克薩斯、密歇根等地一些民眾上街抗議居家令，以捍衛“自由”和“權利”為口號，其實是對這些概念的濫用。自由和權利都以不能傷害他人為邊界，這在一個疫情大暴發的年代尤其容易理解。
　　就此次抗疫而言，中國經驗並非完全不可複製，至少可以參考，只是需要我們用更客觀的眼光、更科學的方法，去剝離、汲取其中的積極成分，而避免單純的“政治正確”、非黑即白，這樣做出的判斷往往失之偏頗。我的一些中國自由派朋友就有這個缺點，他們自我囿限於既定的反共政治立場，往往放大黨國行為的陰暗面，把合理的政府行為也說成是錯誤的（如稱武漢封城乃“野蠻之舉”），同時又過度想象美國的美好一面，而看不到美國抗疫中的缺點。這個毛病和國內那些“小粉紅”妖魔化美國、把美國說得一無是處一樣，同是黨國教育浸潤的結果，不自覺而已。
　　就當下而言，最重要者是動員全球力量齊心抗擊重疫。人類應該暫且放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而尋求合作。救命最當優先，生命先於政治。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認為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對中共政府的“追責”之舉是恰當的，從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到印第安納州共和黨眾議員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國會山的“追責”之聲似乎一浪高過一浪。
　　我不否認習近平政府疫情初期的隱瞞行為是一種瀆職甚或犯罪，且專門寫了文章痛批之，它不但給中國人民帶來傷害，也給世界帶來了傷害。但特朗普政府與美國一些政客“追責”不但把傳染源問題政治化，更重要的是，這種“追責”混淆了美國疫情擴散中外部影響因素和美國政府因為應對不力自己應負的責任。病毒到底來自何方，是一個應該由科學家回答的問題，而不能基於政治立場相互“甩鍋”或指控，在這個問題上，這些美國政客的錯誤和中國外交部一些官員的錯誤是同樣的。難道他們不應該首先追究本國行政機構抗疫不力的責任？
　　但是還是那句話，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候。歐美各國仍處在新冠瘟疫蔓延的水深火熱中。印度、拉美，甚至非洲大陸也都敲響了警鐘。人類需要團結，團結才能勝利。已有的抗疫經驗，包括如何集中資源、如何合理利用大數據，都是抗疫鬥爭中應該考慮的。
　　這麼講，不意味着民主的價值消退了。疫情畢竟會過去，人類還要往前走。即便在民主國家，緊急狀態下建立的大數據控制體系是否會固定下來，成為侵蝕公民權利與自由的工具？這樣的擔心並非多餘。
　　另一方面，專制國家是否會把抗疫中的行政技術成就吹捧為政治“制度優勢”而大肆宣揚？北京肯定會這麼幹。在如今這個新冷戰、新叢林時代，一場瘟疫導致的全球地緣政治重組是完全可能的，它甚至對中共紅色帝國是個利好。
　　而瘟疫所提示的大數據時代人類的困境，恰恰要求一個世界民主共同體的早日到來，因為只有這樣一個共同體，才能真正應對未來人類的各種安全挑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政治轉型和民主化仍然勢在必行。
　　（張博樹，中國憲政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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