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治理，是个外部地缘政治和内部政治的双重困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但阿富汗的“多民族”有几个少有人知的特点：没有主体民族，四大主要民族都是跨境的，有两个半在境外有本民族的“祖国”，与阿国强弱大小并不悬殊……


　　老高按：塔利班兵不血刃闪电占领喀布尔的总统府，阿富汗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天，举世震惊。一周来已经有成千上万篇报道和评论，说什么的都有。大家的关注点，比较多地集中在塔利班第二次掌权，是否会洗心革面、脱胎换骨？
　　老毛说：“夺取全国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可以用在塔利班身上。凭借枪杆子，度过政权易手之后的混乱期，初步巩固政权，大概能做得到；但如何治国，如何建国，让人民安居乐业，才是天大的难题。
　　判断阿富汗能否走上正轨，有几个因素不容忽视：
　　国家经济已经破产，此前靠美欧输血续命，政府军政人员的工资都靠山姆大叔来发，山姆大叔连滚带爬地夹着尾巴也“夹着钱包”逃跑了，白宫宣布冻结了阿富汗央行的95亿美元资产，禁止朝阿富汗运送现金；塔利班名列国际制裁名单，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不太可能向之提供资助；能尽快来钱的，似乎只剩下种罂粟这一“绝招”（绝望之招，绝路之招）——2020年阿富汗鸦片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5％。但饮鸩止渴坠入道德深渊，也违背塔利班刚刚说的将禁止生产和走私毒品的表态。这是一。
　　虽然塔利班中大多数人已经是新一代人了（20年过去了），他们可能对上次掌权中某些实在人神共愤、导致孤立的行为，与时共进做些微调，但是他们迄今绝没有对自己的血腥过往做过反省，公开认错——他们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塔利班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阿富汗不会有什么民主制度，因为它在我们国家没有任何基础，我们不会讨论阿富汗需要什么政治制度，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用伊斯兰律法治国。”这是二。
　　塔利班的国际人脉资源如何？“好人”避之唯恐不及，170个国家大使馆撤离阿富汗首都。——联合国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个标签牢牢贴在他们额头上呢，只有各“被压迫民族”中自认受压最深的造反起家、造反成性的哥们儿跟他们患难与共，他们不会看着塔利班向“乖孩子”“三好生”转化。这是三。
　　…………
　　上述三条可能还算不得硬约束，却是我们预测塔利班今后走向的基本依据：塔利班，改也难！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阿富汗本来存在、一直存在的民族问题。
　　昨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专栏作家、三次获得普利策奖、还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作者在文中是假借阿富汗最后一位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之口说的）：

　　这个地区的部落有一句名言：“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的表亲。我和我的兄弟还有我的表亲反对外人。”
　　美国人是外人，塔利班总能找到许多情愿或不情愿的表亲来帮助他们把你赶出去。但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将不得不处理国内来自这14个不同种族的所有表亲，而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塔利班不知道如何治理一个现代国家。越南民族主义领袖胡志明流亡时住在巴黎，这些塔利班人充其量是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校学习，在那里他们甚至不教科学。

　　无独有偶。中国著名学者秦晖教授也在昨天发表了一篇《“帝国的坟墓”？“民主的坟墓”？》，同样讲到这个阿富汗独有的“多民族”难题。这里与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希望引起更多、更靠谱的分析讨论。


　　“帝国的坟墓”？“民主的坟墓”？

　　秦晖，FT中文网2021年8月19日

　　本文为作者的阿富汗系列评论文章之一

　　惊天剧变

　　这几天阿富汗局势的惊天剧变，令世人错愕。阿人如遭晴天霹雳，美国及其盟友遭遇奇耻而不知所措。而在我们这里则引起了截然不同的热议：有人基于近一个月来主旋律对塔利班的态度激变：从外长接见“塔老二”起，塔利班从“恐怖杀手”、女性克星、新疆动乱的外因之一、在阿同胞遇害的主要疑凶，短短几天中忽然就变成了“阿富汗解放军”，甚至说塔利班的成功就是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农村包围城市”，全不顾我国官方与塔利班的接触远在美、俄之后，规格也不更高；塔利班的对外“统战”示好也不止对我国，并无特别青睐，更不顾当年塔利班掌权时首先虐杀的就是阿富汗的共产党人。有人则对美国这20年在阿富汗的“民主实验”惨遭失败痛心疾首，惊呼阿富汗从过去“帝国的坟墓”变成了“民主的坟墓”，认为阿富汗的经验足以证明“文化决定论”。还有人认同“大秦赋”对民主反感，但从地缘政治角度也并不乐观阿局，认为塔利班本性难改，统战话语不可信，其获胜对我国穆斯林地区必有负面影响；而美国本来就是要收缩战线以便全力反华，尽管以这种丢脸方式撤退绝非其愿，但未尝不是塞翁失马；而我国边外添一乱源，长远看恐怕是“美国丢了面子，中国损了里子”……
　　这些说法可能都有部分依据。我们不妨以“密那发的猫头鹰黄昏时才飞”的心态再观其变。但就已知的信息而言，我们还是可以从以往关注不够的角度出发，进行一些新的分析。

　　首先，无论“帝国的坟墓”还是“民主的坟墓”——苏联好像既非传统帝国也非民主，其失败或许可称“社会主义的坟墓”？——其实都是指外部“列强”，如大英帝国、帝俄-苏联和美国染指阿富汗所遭遇的败局。但其实，对远方“列强”的干涉特别重视，固然是现代“反殖”潮流中一种常见视角，无论东西方，这种现代宏大叙事都比较盛行。但实际上从传统时代的“远交近攻”直到当代的地缘政治，真正“干涉内政”最厉害的，大概率还是在邻国之间，哪怕它们相对于远方“列强”都可能是列弱，而且“都受过帝国主义的欺负”。
　　这一是因为邻国之间更可能发生利害冲突，二是因为“主权国家”、“不干涉内政”这些近代国际关系概念本来就是今所谓的列强创造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形成的。传统时代并没有这种概念。弱肉强食的现象固然在这个体系出现后直到当代也并未消失，但肯定是传统时代更加常见和突出。这两个常识是不应该被现代宏大叙事所遮蔽的。

　　国家认同和“普什图斯坦”认同问题

　　而阿富汗这个国家的治理，是个外部地缘政治和内部政治的双重困局。后者我们以后再说，这篇先论前者。
　　阿富汗是个多民族国家，这很多人都知道。但阿富汗的“多民族”有几个特点，可能知道的就不是太多：该国不但缺少一个占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而且主要的四大民族都是跨境的。跨境不要紧，我国的壮族、景颇族等也是。但阿富汗的四大跨境民族中，有“两个半”在境外有本民族明确的“祖国”，而且这些国家与阿国强弱大小还并不十分悬殊。同时，还有两个民族大部分同胞在境外，而他们在阿国内却又是最大的两个民族。更罕见的是这几个特点又重合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
　　不妨与中国做对比：中国也有跨境民族，其中如哈萨克族、朝鲜族等在境外有以同族为主体的国家（哈萨克、朝鲜等），而且大部分同族也住在那边。但是，中国与哈朝等国体量相差太远，中国本身人口中汉族又占90％以上的绝对多数，相对而言上述几个民族人口都很少。假如哈、朝之类邻国与中国体量相当，这些民族在中国境内又不是“少数民族”，而是人口与汉族差不多乃至更多，那么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该如何治理？假如历史上各族不幸又有很大积怨，治理之难可以设想吗？
　　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就处在这种状况。这四大民族分别占阿国人口的42％、27％、9％、9％。我们现在所说的“阿富汗人”，如果不是说的阿富汗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而是就族称而言，其实是指普什图人，在南亚次大陆又变音称为“帕坦人”。
　　普什图人的内部斗争非常残酷复杂。这种斗争可以说是从传统到当前阿富汗政治的主角，从传统王朝、苏联支持的“人民民主党”（共产党人在阿国的名号）政权、多数反苏的“圣战者”、苏联傀儡垮台后挑起内战的军阀希克马蒂亚尔等、内战的赢家塔利班、美国推翻塔利班后民选阿富汗政府领导人卡尔扎伊、加尼，直到最近卷土重来的“阿塔”（阿富汗塔利班——老高注），乃至与阿塔关系微妙的“巴塔”（巴基斯坦塔利班——老高注），这些人不管宗教的、世俗的、左的、右的、境内的、境外的，也不论从保王派、大酋长、共和派直到马克思主义者，全都是普什图人。如果说阿富汗这个国家有所谓的主体民族，那肯定就非普什图人莫属了。
　　但普什图人虽然在多民族阿富汗国民中人数最多，仍只占人口的42％，并未拥有多数。更有趣的是普什图人中的阿富汗国民在本族中也是少数——在内亚各国共计约近七千万普什图人中，住在阿富汗的只有一千五百万，在巴基斯坦的却达4344万之多。尽管在三千多万人口的阿富汗，42％的普什图人口已是第一大民族，但在两亿人口的巴基斯坦，普什图人的数量虽然近三倍于他们在阿富汗的同族，却仅占巴国人口的16％，只是第二大民族。
　　而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主要居住在阿国北部的塔吉克人，也有与普什图人类似的分布特征：在内亚各国总计两千多万塔吉克人中，居住在“本民族国家”塔吉克斯坦的只有678万——但在这个小国已是占绝对多数的最大民族。而在阿富汗居住的塔吉克人多达945-1155万之间，却只是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
　　当然，不仅阿富汗如此。世界上有类似分布的民族还有：老挝人（寮族），在老挝本国的只有四百万，在邻邦泰国的却多达两千两百万人。爱尔兰人，今天在爱尔兰国的只有450万，在美国却有四千万之多，甚至英国、澳大利亚的爱尔兰裔也比爱尔兰本国的爱尔兰人多。
　　而这方面本来更典型的应该是“英国人（英格兰人）”和犹太人：如今北美的英裔或讲英语者远比英国为多。但是这两个民族都已在发达的“国族认同”和普世价值基础上淡化了种族问题，北美英裔如今都会说自己是美国人（美利坚人）而不是英国人（英格兰人），同时英美又有“自由世界”的价值观纽带结成的“特殊关系”，无论国家治理还是国家间治理，这就够了。至于犹太人本来就是“世界民族”，以色列这个“祖国”的出现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只要所居国不死命排斥他们（如当年纳粹的屠犹），尤其是所居国已经实现普世价值制度化的情况下，他们认同所居国并同时具有世界眼光，都没有多大问题。

　　“主体民族”与“内政”

　　但在政治极度落后、“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中、“普世价值”又远未制度化的阿富汗，情况就截然不同。人口只占42％的阿富汗普什图人既要维护他们在阿国政治中的主流地位，同时“大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兴起又使他们不能把本族多数人居住的巴基斯坦置之度外。而巴基斯坦普什图人更不会把阿富汗的事看成“别国内政”。加之普什图人聚居的阿巴边境线（所谓杜兰线）一带崇山峻岭，地形复杂，边界管控困难，很多普什图势力经常游走于边界两边，阿国来袭则逃入巴国，巴国来剿又逃到阿国，或者相反，在阿国得势则染指巴国，在巴国得势则染指阿国。两国当局都很伤脑筋。
　　反过来讲，很多巴基斯坦普什图人对巴国缺乏认同，其分离、动乱和割据倾向长期成为巴基斯坦当局头疼的问题。巴基斯坦主要的四大省，其实基本就是四大民族（旁遮普、普什图、信德和俾路支）聚居地。但从建国直到2018年前，其他三省都以族得名，唯有普什图一直没有用作省名，显然就是要避免助长普什图民族意识和“普什图斯坦”情结的滋长。在这四个省中，以普什图人口为主的西北边境省长期动乱不安，设置也不断变动。联邦政府先是从该省划出一个“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进行特别治理，后来又改设“开伯尔-普什图省”实行军事化管理。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同情巴基斯坦塔利班，并支持其抗衡巴政府自然深怀戒心。
　　然而另一方面，普什图人作为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也有不少人认同巴基斯坦。而且这种认同不同于“少数民族认同所居国”，在一定程度上，它其实也带有“主体民族认同”的特征。我们前面说阿富汗四大民族中有“两个半”“祖国”在外，这两个显然是指塔吉克和乌兹别克，那“半个”就是指普什图人。
　　原来，巴基斯坦也是个“主体民族”不明确的国家。尽管与阿富汗不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分离前的“西巴基斯坦”）本来有个超过人口半数（53.2％）的多数民族——旁遮普人。但是当年推动巴基斯坦立国最力的，却是所谓“穆哈吉尔”人。这原是个跨族群体，指原居今印度境内、在印巴分治时因宗教仇杀而逃离印度、移民巴基斯坦的各族穆斯林。他们多讲分治前的族际通用语，即传统印度的“普通话”或“官话”，只是印度教徒用梵文天城体字母拼写，称“印地语”，穆斯林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称“乌尔都语”；其实是一种语言、两种文字。如今巴基斯坦以乌尔都语为国语，却并无“乌尔都族”，就是因为这些说“普通话”的移民地位强势，近来有人又把他们称为“乌尔都人”，作为巴国第五大“民族”，但他们只占巴国人口的7.6％，显然很难说是“主体民族”。
　　同为最大族群，阿富汗以普什图语为国语，巴基斯坦却不能以旁遮普语为国语，而且与南斯拉夫的铁托时期极力弱化塞尔维亚类似，巴基斯坦也是极力缩小“旁遮普族”。1970年代后官方的统计就以方言为据，从此前认为的旁遮普人中划出了一个“萨拉基族”，最近还酝酿要从旁遮普省分离出一个“萨拉基斯坦省”。如今萨拉基族被认为占巴基斯坦全国人口的8.4％，于是旁遮普人的比例就降到了44.7％。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一样，成了没有一个民族占人口多数的国家。
　　旁遮普人既被打压，穆哈吉尔人又太少。人口第二多且性格强悍的普什图人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就相对增加，甚至超过其在巴国的人口比例。巴基斯坦建国至今的13任总统中，就有三任是普什图人，仅次于从印度移民来的穆哈吉尔人，而超过巴基斯坦所有其他土著民族，包括最大民族、一度占巴国人口大多数的旁遮普人。3任普什图出身的巴国总统也都是专制强人。其中阿尤布汗和叶海亚汗都是通过政变推翻前任而上台的军人总统，伊萨克汗虽然不是军官出身、政变上台，却也当过国防部长，并以非常手段连续强行解散两届文官政府而著名。
　　不仅如此，普什图人由于强悍，在军界的影响比在文官中更大。巴基斯坦建国至今最高军职（原为陆军总司令，后改为参谋长）共16任，除最初从英印军过渡为“国军”的两任是英国军官外，巴基斯坦籍的14人中，就有5人为普什图人，加上一名哈扎拉人，阿富汗土著民族出身者共6人之多，已超过穆哈吉尔人占了首位。无怪乎著名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对阿富汗渗透如此之深。

　　巴基斯坦的“外向性”和塔利班的“奇迹”

　　由于巴基斯坦四大民族中的其他三个政治上都不太强势，在国家军政两届最活跃的首推穆哈吉尔人，其次就是普什图人。于是在穆哈吉尔人和普什图人影响下，巴基斯坦成了个“外向性”很强的国家：穆哈吉尔人特别仇印，而普什图人特别关注阿富汗。尽管这样的结构对巴国本身的治理也造成问题：普什图人与更强势的穆哈吉尔人、人口更多的旁遮普人都有不少矛盾，巴国普什图地区也成为“维稳”的难区。尤其是从巴国普什图人中成长起来的塔利班，在祸害阿富汗的同时也给巴基斯坦造成很大危害。但“外向性”政治毕竟也能转移矛盾，所以统治者仍然喜欢。
　　在这南北二邻中，印度国力远比巴基斯坦强大，巴基斯坦总的来说不能不取守势。而阿富汗却远比巴基斯坦弱小。所以巴基斯坦干涉阿富汗，在逻辑上十分顺理成章。而且既然本国有如此大量普什图人，甚至比阿富汗本国的普什图人还多很多，其中又不乏巴基斯坦的认同者，于是“普什图斯坦”意识也成了双刃剑：它既可以被认同那边的普什图人用来搞乱这边，甚至试图把这边的“西北边境省”“统一”到阿富汗，也可以被认同这边的普什图人用来搞乱那边，甚至试图把那边的“南阿富汗”弄到巴基斯坦去。那么对巴基斯坦而言，利用这些人的影响去干涉阿富汗的“内政”，使之服务于巴国当局的利益，甚至如果有可能，把整个阿富汗（或者至少其中的普什图人地区）都变成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扩大版，变成巴基斯坦属下的“普什图斯坦”（西北边境省过去的俗称），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尤其是自1970年代后，阿富汗战祸连绵已近半个世纪，贫弱愈甚，民不聊生。尤其是普什图人从阿富汗境内逃亡到巴基斯坦的难民，累计据说已达500万。如果说苏联占领时期还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那么在苏联败退后的乱局中，阿富汗官方干涉巴基斯坦的可能几近于无。
　　而巴基斯坦却依仗巴美结盟，先是与美国联手反苏，支持阿富汗“圣战者”推翻了亲苏的阿富汗共产党政权。接着在美国冷战胜利后志得意满对内亚放任不管的情况下，巴国自己再支持希克马蒂亚尔等普什图亲巴军阀挑起内战，推翻了各族各派的临时联合政府。又接着在希克马蒂亚尔与各路“群雄”打得难分难解之际，在巴基斯坦境内出现的普什图伊斯兰原教旨“神学士”即塔利班又从不为人知到突然崛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平内战中的各派军阀与武装，在ISI乃至巴基斯坦陆军的支持下，建立了只有巴基斯坦等三国宣布承认的第一次塔利班政权。
　　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第一时间就先虐杀了前共产党政权末代首领纳吉布拉——鲜为人提的是，这个时期巴国官方也对已是非法的巴基斯坦共产党斩尽杀绝，甚至连非共左派、真正因社会主义倾向而把与中国关系从睦邻推向了亲密的前总理阿里·布托，在被政变推翻多年后，也于苏联侵阿和美巴中联盟的背景下被巴国军政府杀害（同一时期的印度，共产党却在三个“红邦”长期执政）。当时世界各国，尤其是穆斯林国家和苏联阵营国家对政变和杀人同声谴责，只有中美两国对政变保持沉默，只为布托的命表示了无济于事的低调求情。
　　直到2001年，美国因911事件勃然大怒，巴基斯坦才与塔利班断交，再与美国联手“反恐”。但美巴始终同床异梦，巴基斯坦一方面借助美国对不听话的塔利班在“西北边境省”闹事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在阿富汗普什图人、甚至阿富汗塔利班中培养代理人，以至于观察者提出了巴基斯坦“拥恐还是反恐”的疑问。但无可置疑的是，在利用普什图人方面巴基斯坦成了最大的得利者。这种情况下，“普什图斯坦”这把双刃剑似乎也变成了巴方手中的单刃刀。2018年巴基斯坦取消了“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并把西北边境省更名为“开伯尔-普什图省”，就是这种局势的体现。
　　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两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胜利“奇迹”，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阿富汗内部与普什图人内部的问题，以及“巴铁”和中国各自的得失，我们后面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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