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治理，是個外部地緣政治和內部政治的雙重困局。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是多民族國家，但阿富汗的“多民族”有幾個少有人知的特點：沒有主體民族，四大主要民族都是跨境的，有兩個半在境外有本民族的“祖國”，與阿國強弱大小並不懸殊……


　　老高按：塔利班兵不血刃閃電占領喀布爾的總統府，阿富汗幾乎在一夜之間變天，舉世震驚。一周來已經有成千上萬篇報道和評論，說什麼的都有。大家的關注點，比較多地集中在塔利班第二次掌權，是否會洗心革面、脫胎換骨？
　　老毛說：“奪取全國政權，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話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可以用在塔利班身上。憑藉槍桿子，度過政權易手之後的混亂期，初步鞏固政權，大概能做得到；但如何治國，如何建國，讓人民安居樂業，才是天大的難題。
　　判斷阿富汗能否走上正軌，有幾個因素不容忽視：
　　國家經濟已經破產，此前靠美歐輸血續命，政府軍政人員的工資都靠山姆大叔來發，山姆大叔連滾帶爬地夾着尾巴也“夾着錢包”逃跑了，白宮宣布凍結了阿富汗央行的95億美元資產，禁止朝阿富汗運送現金；塔利班名列國際制裁名單，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也不太可能向之提供資助；能儘快來錢的，似乎只剩下種罌粟這一“絕招”（絕望之招，絕路之招）——2020年阿富汗鴉片產量占全球產量的85％。但飲鴆止渴墜入道德深淵，也違背塔利班剛剛說的將禁止生產和走私毒品的表態。這是一。
　　雖然塔利班中大多數人已經是新一代人了（20年過去了），他們可能對上次掌權中某些實在人神共憤、導致孤立的行為，與時共進做些微調，但是他們迄今絕沒有對自己的血腥過往做過反省，公開認錯——他們還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塔利班發言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阿富汗不會有什麼民主制度，因為它在我們國家沒有任何基礎，我們不會討論阿富汗需要什麼政治制度，因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明確，用伊斯蘭律法治國。”這是二。
　　塔利班的國際人脈資源如何？“好人”避之唯恐不及，170個國家大使館撤離阿富汗首都。——聯合國認定的“恐怖主義組織”這個標籤牢牢貼在他們額頭上呢，只有各“被壓迫民族”中自認受壓最深的造反起家、造反成性的哥們兒跟他們患難與共，他們不會看着塔利班向“乖孩子”“三好生”轉化。這是三。
　　…………
　　上述三條可能還算不得硬約束，卻是我們預測塔利班今後走向的基本依據：塔利班，改也難！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阿富汗本來存在、一直存在的民族問題。
　　昨天《紐約時報》刊登了專欄作家、三次獲得普利策獎、還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話（作者在文中是假借阿富汗最後一位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沙阿之口說的）：

　　這個地區的部落有一句名言：“我和我的兄弟反對我的表親。我和我的兄弟還有我的表親反對外人。”
　　美國人是外人，塔利班總能找到許多情願或不情願的表親來幫助他們把你趕出去。但現在他們和他們的兄弟將不得不處理國內來自這14個不同種族的所有表親，而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塔利班不知道如何治理一個現代國家。越南民族主義領袖胡志明流亡時住在巴黎，這些塔利班人充其量是在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學校學習，在那裡他們甚至不教科學。

　　無獨有偶。中國著名學者秦暉教授也在昨天發表了一篇《“帝國的墳墓”？“民主的墳墓”？》，同樣講到這個阿富汗獨有的“多民族”難題。這裡與大家分享這篇文章，希望引起更多、更靠譜的分析討論。


　　“帝國的墳墓”？“民主的墳墓”？

　　秦暉，FT中文網2021年8月19日

　　本文為作者的阿富汗系列評論文章之一

　　驚天劇變

　　這幾天阿富汗局勢的驚天劇變，令世人錯愕。阿人如遭晴天霹靂，美國及其盟友遭遇奇恥而不知所措。而在我們這裡則引起了截然不同的熱議：有人基於近一個月來主旋律對塔利班的態度激變：從外長接見“塔老二”起，塔利班從“恐怖殺手”、女性剋星、新疆動亂的外因之一、在阿同胞遇害的主要疑兇，短短幾天中忽然就變成了“阿富汗解放軍”，甚至說塔利班的成功就是學習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農村包圍城市”，全不顧我國官方與塔利班的接觸遠在美、俄之後，規格也不更高；塔利班的對外“統戰”示好也不止對我國，並無特別青睞，更不顧當年塔利班掌權時首先虐殺的就是阿富汗的共產黨人。有人則對美國這20年在阿富汗的“民主實驗”慘遭失敗痛心疾首，驚呼阿富汗從過去“帝國的墳墓”變成了“民主的墳墓”，認為阿富汗的經驗足以證明“文化決定論”。還有人認同“大秦賦”對民主反感，但從地緣政治角度也並不樂觀阿局，認為塔利班本性難改，統戰話語不可信，其獲勝對我國穆斯林地區必有負面影響；而美國本來就是要收縮戰線以便全力反華，儘管以這種丟臉方式撤退絕非其願，但未嘗不是塞翁失馬；而我國邊外添一亂源，長遠看恐怕是“美國丟了面子，中國損了里子”……
　　這些說法可能都有部分依據。我們不妨以“密那發的貓頭鷹黃昏時才飛”的心態再觀其變。但就已知的信息而言，我們還是可以從以往關注不夠的角度出發，進行一些新的分析。

　　首先，無論“帝國的墳墓”還是“民主的墳墓”——蘇聯好像既非傳統帝國也非民主，其失敗或許可稱“社會主義的墳墓”？——其實都是指外部“列強”，如大英帝國、帝俄-蘇聯和美國染指阿富汗所遭遇的敗局。但其實，對遠方“列強”的干涉特別重視，固然是現代“反殖”潮流中一種常見視角，無論東西方，這種現代宏大敘事都比較盛行。但實際上從傳統時代的“遠交近攻”直到當代的地緣政治，真正“干涉內政”最厲害的，大概率還是在鄰國之間，哪怕它們相對於遠方“列強”都可能是列弱，而且“都受過帝國主義的欺負”。
　　這一是因為鄰國之間更可能發生利害衝突，二是因為“主權國家”、“不干涉內政”這些近代國際關係概念本來就是今所謂的列強創造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形成的。傳統時代並沒有這種概念。弱肉強食的現象固然在這個體系出現後直到當代也並未消失，但肯定是傳統時代更加常見和突出。這兩個常識是不應該被現代宏大敘事所遮蔽的。

　　國家認同和“普什圖斯坦”認同問題

　　而阿富汗這個國家的治理，是個外部地緣政治和內部政治的雙重困局。後者我們以後再說，這篇先論前者。
　　阿富汗是個多民族國家，這很多人都知道。但阿富汗的“多民族”有幾個特點，可能知道的就不是太多：該國不但缺少一個占人口多數的“主體民族”，而且主要的四大民族都是跨境的。跨境不要緊，我國的壯族、景頗族等也是。但阿富汗的四大跨境民族中，有“兩個半”在境外有本民族明確的“祖國”，而且這些國家與阿國強弱大小還並不十分懸殊。同時，還有兩個民族大部分同胞在境外，而他們在阿國內卻又是最大的兩個民族。更罕見的是這幾個特點又重合在一起。這意味着什麼？
　　不妨與中國做對比：中國也有跨境民族，其中如哈薩克族、朝鮮族等在境外有以同族為主體的國家（哈薩克、朝鮮等），而且大部分同族也住在那邊。但是，中國與哈朝等國體量相差太遠，中國本身人口中漢族又占90％以上的絕對多數，相對而言上述幾個民族人口都很少。假如哈、朝之類鄰國與中國體量相當，這些民族在中國境內又不是“少數民族”，而是人口與漢族差不多乃至更多，那麼以漢族為主體的國家該如何治理？假如歷史上各族不幸又有很大積怨，治理之難可以設想嗎？
　　阿富汗的普什圖人、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和哈扎拉人就處在這種狀況。這四大民族分別占阿國人口的42％、27％、9％、9％。我們現在所說的“阿富汗人”，如果不是說的阿富汗這個國家的全體國民，而是就族稱而言，其實是指普什圖人，在南亞次大陸又變音稱為“帕坦人”。
　　普什圖人的內部鬥爭非常殘酷複雜。這種鬥爭可以說是從傳統到當前阿富汗政治的主角，從傳統王朝、蘇聯支持的“人民民主黨”（共產黨人在阿國的名號）政權、多數反蘇的“聖戰者”、蘇聯傀儡垮台後挑起內戰的軍閥希克馬蒂亞爾等、內戰的贏家塔利班、美國推翻塔利班後民選阿富汗政府領導人卡爾扎伊、加尼，直到最近捲土重來的“阿塔”（阿富汗塔利班——老高注），乃至與阿塔關係微妙的“巴塔”（巴基斯坦塔利班——老高注），這些人不管宗教的、世俗的、左的、右的、境內的、境外的，也不論從保王派、大酋長、共和派直到馬克思主義者，全都是普什圖人。如果說阿富汗這個國家有所謂的主體民族，那肯定就非普什圖人莫屬了。
　　但普什圖人雖然在多民族阿富汗國民中人數最多，仍只占人口的42％，並未擁有多數。更有趣的是普什圖人中的阿富汗國民在本族中也是少數——在內亞各國共計約近七千萬普什圖人中，住在阿富汗的只有一千五百萬，在巴基斯坦的卻達4344萬之多。儘管在三千多萬人口的阿富汗，42％的普什圖人口已是第一大民族，但在兩億人口的巴基斯坦，普什圖人的數量雖然近三倍於他們在阿富汗的同族，卻僅占巴國人口的16％，只是第二大民族。
　　而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主要居住在阿國北部的塔吉克人，也有與普什圖人類似的分布特徵：在內亞各國總計兩千多萬塔吉克人中，居住在“本民族國家”塔吉克斯坦的只有678萬——但在這個小國已是占絕對多數的最大民族。而在阿富汗居住的塔吉克人多達945-1155萬之間，卻只是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
　　當然，不僅阿富汗如此。世界上有類似分布的民族還有：老撾人（寮族），在老撾本國的只有四百萬，在鄰邦泰國的卻多達兩千兩百萬人。愛爾蘭人，今天在愛爾蘭國的只有450萬，在美國卻有四千萬之多，甚至英國、澳大利亞的愛爾蘭裔也比愛爾蘭本國的愛爾蘭人多。
　　而這方面本來更典型的應該是“英國人（英格蘭人）”和猶太人：如今北美的英裔或講英語者遠比英國為多。但是這兩個民族都已在發達的“國族認同”和普世價值基礎上淡化了種族問題，北美英裔如今都會說自己是美國人（美利堅人）而不是英國人（英格蘭人），同時英美又有“自由世界”的價值觀紐帶結成的“特殊關係”，無論國家治理還是國家間治理，這就夠了。至於猶太人本來就是“世界民族”，以色列這個“祖國”的出現不過是幾十年的事，只要所居國不死命排斥他們（如當年納粹的屠猶），尤其是所居國已經實現普世價值制度化的情況下，他們認同所居國並同時具有世界眼光，都沒有多大問題。

　　“主體民族”與“內政”

　　但在政治極度落後、“民族國家”尚在形成中、“普世價值”又遠未制度化的阿富汗，情況就截然不同。人口只占42％的阿富汗普什圖人既要維護他們在阿國政治中的主流地位，同時“大普什圖民族主義”的興起又使他們不能把本族多數人居住的巴基斯坦置之度外。而巴基斯坦普什圖人更不會把阿富汗的事看成“別國內政”。加之普什圖人聚居的阿巴邊境線（所謂杜蘭線）一帶崇山峻岭，地形複雜，邊界管控困難，很多普什圖勢力經常遊走於邊界兩邊，阿國來襲則逃入巴國，巴國來剿又逃到阿國，或者相反，在阿國得勢則染指巴國，在巴國得勢則染指阿國。兩國當局都很傷腦筋。
　　反過來講，很多巴基斯坦普什圖人對巴國缺乏認同，其分離、動亂和割據傾向長期成為巴基斯坦當局頭疼的問題。巴基斯坦主要的四大省，其實基本就是四大民族（旁遮普、普什圖、信德和俾路支）聚居地。但從建國直到2018年前，其他三省都以族得名，唯有普什圖一直沒有用作省名，顯然就是要避免助長普什圖民族意識和“普什圖斯坦”情結的滋長。在這四個省中，以普什圖人口為主的西北邊境省長期動亂不安，設置也不斷變動。聯邦政府先是從該省劃出一個“聯邦直轄部落地區”進行特別治理，後來又改設“開伯爾-普什圖省”實行軍事化管理。這種情況下，巴基斯坦對阿富汗塔利班同情巴基斯坦塔利班，並支持其抗衡巴政府自然深懷戒心。
　　然而另一方面，普什圖人作為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也有不少人認同巴基斯坦。而且這種認同不同於“少數民族認同所居國”，在一定程度上，它其實也帶有“主體民族認同”的特徵。我們前面說阿富汗四大民族中有“兩個半”“祖國”在外，這兩個顯然是指塔吉克和烏茲別克，那“半個”就是指普什圖人。
　　原來，巴基斯坦也是個“主體民族”不明確的國家。儘管與阿富汗不同，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分離前的“西巴基斯坦”）本來有個超過人口半數（53.2％）的多數民族——旁遮普人。但是當年推動巴基斯坦立國最力的，卻是所謂“穆哈吉爾”人。這原是個跨族群體，指原居今印度境內、在印巴分治時因宗教仇殺而逃離印度、移民巴基斯坦的各族穆斯林。他們多講分治前的族際通用語，即傳統印度的“普通話”或“官話”，只是印度教徒用梵文天城體字母拼寫，稱“印地語”，穆斯林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稱“烏爾都語”；其實是一種語言、兩種文字。如今巴基斯坦以烏爾都語為國語，卻並無“烏爾都族”，就是因為這些說“普通話”的移民地位強勢，近來有人又把他們稱為“烏爾都人”，作為巴國第五大“民族”，但他們只占巴國人口的7.6％，顯然很難說是“主體民族”。
　　同為最大族群，阿富汗以普什圖語為國語，巴基斯坦卻不能以旁遮普語為國語，而且與南斯拉夫的鐵托時期極力弱化塞爾維亞類似，巴基斯坦也是極力縮小“旁遮普族”。1970年代後官方的統計就以方言為據，從此前認為的旁遮普人中劃出了一個“薩拉基族”，最近還醞釀要從旁遮普省分離出一個“薩拉基斯坦省”。如今薩拉基族被認為占巴基斯坦全國人口的8.4％，於是旁遮普人的比例就降到了44.7％。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一樣，成了沒有一個民族占人口多數的國家。
　　旁遮普人既被打壓，穆哈吉爾人又太少。人口第二多且性格強悍的普什圖人對巴基斯坦的影響就相對增加，甚至超過其在巴國的人口比例。巴基斯坦建國至今的13任總統中，就有三任是普什圖人，僅次於從印度移民來的穆哈吉爾人，而超過巴基斯坦所有其他土著民族，包括最大民族、一度占巴國人口大多數的旁遮普人。3任普什圖出身的巴國總統也都是專制強人。其中阿尤布汗和葉海亞汗都是通過政變推翻前任而上台的軍人總統，伊薩克汗雖然不是軍官出身、政變上台，卻也當過國防部長，並以非常手段連續強行解散兩屆文官政府而著名。
　　不僅如此，普什圖人由於強悍，在軍界的影響比在文官中更大。巴基斯坦建國至今最高軍職（原為陸軍總司令，後改為參謀長）共16任，除最初從英印軍過渡為“國軍”的兩任是英國軍官外，巴基斯坦籍的14人中，就有5人為普什圖人，加上一名哈扎拉人，阿富汗土著民族出身者共6人之多，已超過穆哈吉爾人占了首位。無怪乎著名的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對阿富汗滲透如此之深。

　　巴基斯坦的“外向性”和塔利班的“奇蹟”

　　由於巴基斯坦四大民族中的其他三個政治上都不太強勢，在國家軍政兩屆最活躍的首推穆哈吉爾人，其次就是普什圖人。於是在穆哈吉爾人和普什圖人影響下，巴基斯坦成了個“外向性”很強的國家：穆哈吉爾人特別仇印，而普什圖人特別關注阿富汗。儘管這樣的結構對巴國本身的治理也造成問題：普什圖人與更強勢的穆哈吉爾人、人口更多的旁遮普人都有不少矛盾，巴國普什圖地區也成為“維穩”的難區。尤其是從巴國普什圖人中成長起來的塔利班，在禍害阿富汗的同時也給巴基斯坦造成很大危害。但“外向性”政治畢竟也能轉移矛盾，所以統治者仍然喜歡。
　　在這南北二鄰中，印度國力遠比巴基斯坦強大，巴基斯坦總的來說不能不取守勢。而阿富汗卻遠比巴基斯坦弱小。所以巴基斯坦干涉阿富汗，在邏輯上十分順理成章。而且既然本國有如此大量普什圖人，甚至比阿富汗本國的普什圖人還多很多，其中又不乏巴基斯坦的認同者，於是“普什圖斯坦”意識也成了雙刃劍：它既可以被認同那邊的普什圖人用來搞亂這邊，甚至試圖把這邊的“西北邊境省”“統一”到阿富汗，也可以被認同這邊的普什圖人用來搞亂那邊，甚至試圖把那邊的“南阿富汗”弄到巴基斯坦去。那麼對巴基斯坦而言，利用這些人的影響去干涉阿富汗的“內政”，使之服務於巴國當局的利益，甚至如果有可能，把整個阿富汗（或者至少其中的普什圖人地區）都變成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的擴大版，變成巴基斯坦屬下的“普什圖斯坦”（西北邊境省過去的俗稱），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尤其是自1970年代後，阿富汗戰禍連綿已近半個世紀，貧弱愈甚，民不聊生。尤其是普什圖人從阿富汗境內逃亡到巴基斯坦的難民，累計據說已達500萬。如果說蘇聯占領時期還對巴基斯坦構成威脅，那麼在蘇聯敗退後的亂局中，阿富汗官方干涉巴基斯坦的可能幾近於無。
　　而巴基斯坦卻依仗巴美結盟，先是與美國聯手反蘇，支持阿富汗“聖戰者”推翻了親蘇的阿富汗共產黨政權。接着在美國冷戰勝利後志得意滿對內亞放任不管的情況下，巴國自己再支持希克馬蒂亞爾等普什圖親巴軍閥挑起內戰，推翻了各族各派的臨時聯合政府。又接着在希克馬蒂亞爾與各路“群雄”打得難分難解之際，在巴基斯坦境內出現的普什圖伊斯蘭原教旨“神學士”即塔利班又從不為人知到突然崛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掃平內戰中的各派軍閥與武裝，在ISI乃至巴基斯坦陸軍的支持下，建立了只有巴基斯坦等三國宣布承認的第一次塔利班政權。
　　塔利班進入阿富汗首都第一時間就先虐殺了前共產黨政權末代首領納吉布拉——鮮為人提的是，這個時期巴國官方也對已是非法的巴基斯坦共產黨斬盡殺絕，甚至連非共左派、真正因社會主義傾向而把與中國關係從睦鄰推向了親密的前總理阿里·布托，在被政變推翻多年後，也於蘇聯侵阿和美巴中聯盟的背景下被巴國軍政府殺害（同一時期的印度，共產黨卻在三個“紅邦”長期執政）。當時世界各國，尤其是穆斯林國家和蘇聯陣營國家對政變和殺人同聲譴責，只有中美兩國對政變保持沉默，只為布托的命表示了無濟於事的低調求情。
　　直到2001年，美國因911事件勃然大怒，巴基斯坦才與塔利班斷交，再與美國聯手“反恐”。但美巴始終同床異夢，巴基斯坦一方面藉助美國對不聽話的塔利班在“西北邊境省”鬧事進行鎮壓，另一方面在阿富汗普什圖人、甚至阿富汗塔利班中培養代理人，以至於觀察者提出了巴基斯坦“擁恐還是反恐”的疑問。但無可置疑的是，在利用普什圖人方面巴基斯坦成了最大的得利者。這種情況下，“普什圖斯坦”這把雙刃劍似乎也變成了巴方手中的單刃刀。2018年巴基斯坦取消了“聯邦直轄部落地區”，並把西北邊境省更名為“開伯爾-普什圖省”，就是這種局勢的體現。
　　在這種情況下，塔利班兩次迅雷不及掩耳的勝利“奇蹟”，其實是可以理解的。當然，阿富汗內部與普什圖人內部的問題，以及“巴鐵”和中國各自的得失，我們後面再說吧。


　　近期圖文：

　　不怕不識貨：研究抗戰，檔案為證　　
　　中共在延安種鴉片，這還有什麼疑問嗎？　　
　　權力和市場對人的雙重控制，進展神速　　
　　余英時先生在“祖國”“故鄉”安然長眠　　
　　閱讀主導的時代結束了，為何要讀書？　　
　　西方誤判中共，從誤判土改開始　　
　　土改：以革命的名義實施的超大規模暴行　　
　　諸葛亮比事後諸葛亮，究竟高明在何處　　
　　歷史不按劇本來，推動歷史的往往是意外　　
　　如何讓色盲島上的人相信世界是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