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析美国收入差距

6 收入差距的原因

以上章节描述了收入差距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收入差距的程度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在增长，但其形态还是有所变化。特别是近年来，收入差距的增长主要集中在顶尖的富人阶层，而９０％层次以下的收入分布情况相对变化较小。在这一节，我们探讨一下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

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特别是在目前全球化的形式下。如前节所示，收入差距在过去三十年中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而这三十年里很多政治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提示，收入差距的增加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很可能没有一个“关键因素”。下面我们列举一些目前讨论较多的因素。应该指出，这些因素都听起来合理，有的也有定量证明。但它们对于收入差距增加的影响程度，大多没有定量的结论。

“超级明星”（又称为赢者通吃）是八十年代初提出的理论，最初是用来解释顶尖艺术和体育明星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行业平均值的现象。由于传播技术的发达，顶尖明星的观众数量大大增加了。虽然顶尖明星的才能可能只是稍稍胜于次一级的明星，但既然观众能够体验前者，对后者的兴趣就大减了。既然技术的发展使得两者在同一市场竞争，他们的收入差距也就拉开了。这个观念后来被引申到企业主管的高收入现象来【26】。因为全球化，企业的规模和市场都有所扩大。于是企业主管的表现更加举足轻重，他们中间的顶尖人物也就价值更高。同样的说法也可用来解释顶尖银行家，律师等的收入增加：由于技术进步，他们的客户基础大大扩大了。

我认为，“超级明星”现象并不局限在个人层次，对企业也是一样。由于高科技造成的全球市场统一化和生产成本降低，产品之间微小的性能差异就会造成巨大的市场差别，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而且在全球“山寨”模仿盛行的情况下，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享受超额利润，而这又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成功的企业必须有杰出的带头人。而这些带头人的收入也自然快速增加。

“超级明星”理论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它是否能定量解释企业高管的收入增加呢？事实上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存在【27, 28】。支持的证据来自２００８年的一个研究【29】。它用企业的市值来衡量其规模，并认为高管的工资不仅与本企业的规模正相关，也随着平均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因为平均规模影响到高管工作市场的竞争性）。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同一时间不同企业，不同国家高管薪酬的比较，也可以解释过去几十年高管薪酬的增加。如下图显示，在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５年中，“财富５００”企业的平均市值增加了约６倍，高管薪酬也增加了约６倍。

最大５００个企业高管平均薪酬与企业平均市值的关系（来自【29】）

应该指出，这个“企业规模与薪酬同样增加六倍”被很多人应用作为“超级明星”理论的强力证据。但该文的作者只是假定这两者有正相关，并未预言或解释他们会增加同样倍数。所以，上图这个精确的吻合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巧合。（其他研究表明，如果回溯到１９３６年的话，这两者的关系就要弱得多。）而且，企业的平均市值肯定是随时间增长的。所以上图实际上也反映了薪资随时间的增长。而许多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政治经济环境）都可能是这个增长的原因。从统计角度说，通过这样的分析来证明企业规模是高管薪资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一定困难。

【30】基本是基于同样的数据但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它研究了高管薪酬与企业规模和效益的关系，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基于这个模型和１９９３年的薪酬水平，他们所预言的２００３年薪酬水平只有实际数目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２００３年高管薪酬中有一半是因为企业规模和效益以外的原因。这两个研究结论虽然研究同一个问题，但做法上有很多不同。例如，【30】不是采用市值，而是采用销售额来衡量企业规模。这也反映了研究这个问题在统计处理上的困难性。

宣传“超级明星”理论的人通常以此说明企业高管薪酬飞涨的背后并没有社会不公的原因，而只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我看来，这个理论也指出了财富再分配的必要性。因为成为“明星”固然需要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但谁能成为“超级明星”并非努力能决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人不能控制也不能预见的因素。如果只有极少数幸运的赢者才能得到巨利回报，那么“明星之路”就是一条非常冒险的道路，对人们的吸引力也会降低。所以在“明星”圈子里进行一定的财富再分配来减小这个差距，也算是对于竞争者的一个“保险”，让整个体系能持久下去。毕竟有了大量竞争者的基础，真正的“超级明星”才能脱颖而出。

除了“超级明星”理论外，通常用来解释高管薪酬飞速增长现象的理论还有不少【31】。有很多人认为那是企业管理的问题：股东们实际没多少发言权，而高管们得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薪酬。这些年来高管薪酬中企业股票或股权的比例越来越大。一方面，这给高管收入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于是就需要更高的平均收入来补偿。另一方面，股票和股权的定价很复杂，也便于企业掩盖其高管的实际收入，让股东的监督更加困难。也有人指出，美国缺乏欧洲国家那种鄙视不合理高薪，要求平等的社会风气，也是造成企业高管薪酬超高的原因。

另一个常常被提及的因素是全球化。全球化主要从三个方面增加了收入差距。一个是由于国际贸易，外国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挤掉了国内的制造业。这就导致了国内低端工人的工作机会消失和收入减少。第二个是外包，也就是研发和服务业的部分被转移到海外进行。外包的结果是中产阶级的收入被降低，而公司盈利却增加（而被转移到高端群体的个人收入）。第三个是移民。因为移民通常接受工资较低的待遇，因而也压低了相关行业的市场工资。另外，如上所说，全球化加剧了“超级明星”效应，因而提高了高端群体的收入。这些在理论上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说法。但目前数据表明，全球化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很严重【26】。而且低收入群体也从全球化造成的商品价格下降中更多地得益。看来，全球化虽然是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并不能以此来全部解释收入差距加剧的现象。

收入差距还来自于工作市场的变化【32】。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发达，很多工作岗位被计算机取代了。这些消失的工作属于需要常规的数字和逻辑操作的，也就是通常的“中端”工作如职员，低级工程师等。而低端的体力工作和高端的需要复杂的非常规思维判断的工作却受到较小的冲击。这就造成了工作机会的两极化，特别是高端的需要较高教育程度和特别才能的工作需求的增加，因而引起高端的工资收入增加，收入差距也随之增加。除此之外，还有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例如，金融界的利润在七十年代占国内企业利润的１６％，而在最近却占４１％。而金融界由于种种机制产生了不少高收入的雇员。

工会的衰弱也是收入差距增加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八十年代【33】。研究显示了工会力量与工资差异的相关性。但是，也有可能这两个现象不是互为因果，而是背后有同一个原因。此外，健保费用的上升也是造成中下端工人工资增长停滞的原因之一。

在个人层次，那些因素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呢？据社会学家们总结，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教育，全时工作和在有孩子前先结婚。据统计，这三项中做到几项，对一个人摆脱贫困和进入中产阶级的几率有很大影响，如下图所示【34】。

脱贫和进入中产阶级的条件（复制自【34】）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收入差距的增加有很多社会因素，其中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不可避免的，也有些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来应对。以前说到，最近二十年来，收入差距状态的最大变化是超级富人（顶尖１％和０.１％的收入层）的收入快速增长。这些人主要可分为四类：企业高管，金融界大腕，医生和律师，以及职业运动员。他们除了都得益于上面说到的“超级明星”效应外，其收入增加各有不同原因。所以把收入差距等同于“社会不公正”是过于简单的看法，也无助于寻找有效的社会政策去应对。

26 Ben S Bernanke,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l-being”, Remarks before the Greater Omaha Chamber of Commerce, 6 February 2007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ernanke20070206a.htm accessed 11/3/2012

27 Lemieux, T.,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age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21, No. 1 (2008), p. 21-48, doi: 10.1007/s00148-007-0169-0,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a203122570v93266/?MUD=MP accessed 11/3/2012

28 Gordon, R.; I. Dew-Becker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Inequality: A Surve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982, http://www.nber.org/papers/w13982, accessed 11/4/2012

29 Xavier Gabaix and Augustin Landier, “Why has CEO Pay Increased So Muc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 (1): 49-100. doi: 10.1162/qjec.2008.123.1.49, full text available at http://neeo.univ-tlse1.fr/2297/1/ceo_pay.pdf accessed 11/4/2012

30 Bebchuk, Lucian A. and Yaniv Grinstein. “The Growth of Executive Pa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443, June 2005, http://www.nber.org/papers/w11443 , accessed 11/7/2012

31 Bebchuk, Lucien A., and Jesse M. Fried (2003).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s an Agency Proble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7 (Summer), pp. 71-92.

32 Autor, David H., Lawrence F. Katz, and Melissa S. Kearney. 2006.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189–194. DOI:10.1257/000282806777212620

33 T. Lemieux,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age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21, No. 1 (2008) pp. 21 DOI: 10.1007/s00148-007-0169-0

34 Ron Haskins and Isabel Sawhill,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Societ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9, associated presentation at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events/2009/10/27%20opportunity%20society/1027_opportunity_society_presentation.pdf, accessed 11/1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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