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析美國收入差距

6 收入差距的原因

以上章節描述了收入差距的歷史和現狀。我們看到，收入差距的程度在過去三十年中一直在增長，但其形態還是有所變化。特別是近年來，收入差距的增長主要集中在頂尖的富人階層，而９０％層次以下的收入分布情況相對變化較小。在這一節，我們探討一下收入差距產生的原因。

顯然，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體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特別是在目前全球化的形式下。如前節所示，收入差距在過去三十年中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而這三十年裡很多政治經濟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也提示，收入差距的增加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很可能沒有一個“關鍵因素”。下面我們列舉一些目前討論較多的因素。應該指出，這些因素都聽起來合理，有的也有定量證明。但它們對於收入差距增加的影響程度，大多沒有定量的結論。

“超級明星”（又稱為贏者通吃）是八十年代初提出的理論，最初是用來解釋頂尖藝術和體育明星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行業平均值的現象。由於傳播技術的發達，頂尖明星的觀眾數量大大增加了。雖然頂尖明星的才能可能只是稍稍勝於次一級的明星，但既然觀眾能夠體驗前者，對後者的興趣就大減了。既然技術的發展使得兩者在同一市場競爭，他們的收入差距也就拉開了。這個觀念後來被引申到企業主管的高收入現象來【26】。因為全球化，企業的規模和市場都有所擴大。於是企業主管的表現更加舉足輕重，他們中間的頂尖人物也就價值更高。同樣的說法也可用來解釋頂尖銀行家，律師等的收入增加：由於技術進步，他們的客戶基礎大大擴大了。

我認為，“超級明星”現象並不局限在個人層次，對企業也是一樣。由於高科技造成的全球市場統一化和生產成本降低，產品之間微小的性能差異就會造成巨大的市場差別，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而且在全球“山寨”模仿盛行的情況下，只有不斷創新才能享受超額利潤，而這又帶來巨大的風險。所以成功的企業必須有傑出的帶頭人。而這些帶頭人的收入也自然快速增加。

“超級明星”理論聽起來似乎合情合理，但它是否能定量解釋企業高管的收入增加呢？事實上正反兩方面的證據都存在【27, 28】。支持的證據來自２００８年的一個研究【29】。它用企業的市值來衡量其規模，並認為高管的工資不僅與本企業的規模正相關，也隨着平均企業規模的增加而增加（因為平均規模影響到高管工作市場的競爭性）。這種關係不僅表現在同一時間不同企業，不同國家高管薪酬的比較，也可以解釋過去幾十年高管薪酬的增加。如下圖顯示，在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５年中，“財富５００”企業的平均市值增加了約６倍，高管薪酬也增加了約６倍。

最大５００個企業高管平均薪酬與企業平均市值的關係（來自【29】）

應該指出，這個“企業規模與薪酬同樣增加六倍”被很多人應用作為“超級明星”理論的強力證據。但該文的作者只是假定這兩者有正相關，並未預言或解釋他們會增加同樣倍數。所以，上圖這個精確的吻合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巧合。（其他研究表明，如果回溯到１９３６年的話，這兩者的關係就要弱得多。）而且，企業的平均市值肯定是隨時間增長的。所以上圖實際上也反映了薪資隨時間的增長。而許多隨時間變化的因素（如政治經濟環境）都可能是這個增長的原因。從統計角度說，通過這樣的分析來證明企業規模是高管薪資增長的主要原因有一定困難。

【30】基本是基於同樣的數據但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它研究了高管薪酬與企業規模和效益的關係，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基於這個模型和１９９３年的薪酬水平，他們所預言的２００３年薪酬水平只有實際數目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說，２００３年高管薪酬中有一半是因為企業規模和效益以外的原因。這兩個研究結論雖然研究同一個問題，但做法上有很多不同。例如，【30】不是採用市值，而是採用銷售額來衡量企業規模。這也反映了研究這個問題在統計處理上的困難性。

宣傳“超級明星”理論的人通常以此說明企業高管薪酬飛漲的背後並沒有社會不公的原因，而只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在我看來，這個理論也指出了財富再分配的必要性。因為成為“明星”固然需要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但誰能成為“超級明星”並非努力能決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個人不能控制也不能預見的因素。如果只有極少數幸運的贏者才能得到巨利回報，那麼“明星之路”就是一條非常冒險的道路，對人們的吸引力也會降低。所以在“明星”圈子裡進行一定的財富再分配來減小這個差距，也算是對於競爭者的一個“保險”，讓整個體系能持久下去。畢竟有了大量競爭者的基礎，真正的“超級明星”才能脫穎而出。

除了“超級明星”理論外，通常用來解釋高管薪酬飛速增長現象的理論還有不少【31】。有很多人認為那是企業管理的問題：股東們實際沒多少發言權，而高管們得以自己決定自己的薪酬。這些年來高管薪酬中企業股票或股權的比例越來越大。一方面，這給高管收入帶來了一定的風險，於是就需要更高的平均收入來補償。另一方面，股票和股權的定價很複雜，也便於企業掩蓋其高管的實際收入，讓股東的監督更加困難。也有人指出，美國缺乏歐洲國家那種鄙視不合理高薪，要求平等的社會風氣，也是造成企業高管薪酬超高的原因。

另一個常常被提及的因素是全球化。全球化主要從三個方面增加了收入差距。一個是由於國際貿易，外國廉價勞動力生產的產品擠掉了國內的製造業。這就導致了國內低端工人的工作機會消失和收入減少。第二個是外包，也就是研發和服務業的部分被轉移到海外進行。外包的結果是中產階級的收入被降低，而公司盈利卻增加（而被轉移到高端群體的個人收入）。第三個是移民。因為移民通常接受工資較低的待遇，因而也壓低了相關行業的市場工資。另外，如上所說，全球化加劇了“超級明星”效應，因而提高了高端群體的收入。這些在理論上似乎是順理成章的說法。但目前數據表明，全球化對於收入差距的影響並不是很嚴重【26】。而且低收入群體也從全球化造成的商品價格下降中更多地得益。看來，全球化雖然是目前經濟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並不能以此來全部解釋收入差距加劇的現象。

收入差距還來自於工作市場的變化【32】。由於計算機的普及和發達，很多工作崗位被計算機取代了。這些消失的工作屬於需要常規的數字和邏輯操作的，也就是通常的“中端”工作如職員，低級工程師等。而低端的體力工作和高端的需要複雜的非常規思維判斷的工作卻受到較小的衝擊。這就造成了工作機會的兩極化，特別是高端的需要較高教育程度和特別才能的工作需求的增加，因而引起高端的工資收入增加，收入差距也隨之增加。除此之外，還有整個國家經濟結構的變化。例如，金融界的利潤在七十年代占國內企業利潤的１６％，而在最近卻占４１％。而金融界由於種種機制產生了不少高收入的雇員。

工會的衰弱也是收入差距增加的原因之一，特別是在八十年代【33】。研究顯示了工會力量與工資差異的相關性。但是，也有可能這兩個現象不是互為因果，而是背後有同一個原因。此外，健保費用的上升也是造成中下端工人工資增長停滯的原因之一。

在個人層次，那些因素決定了一個人的收入水平呢？據社會學家們總結，最重要的三個因素是教育，全時工作和在有孩子前先結婚。據統計，這三項中做到幾項，對一個人擺脫貧困和進入中產階級的幾率有很大影響，如下圖所示【34】。

脫貧和進入中產階級的條件（複製自【34】）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到，收入差距的增加有很多社會因素，其中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不可避免的，也有些可以通過社會政策來應對。以前說到，最近二十年來，收入差距狀態的最大變化是超級富人（頂尖１％和０.１％的收入層）的收入快速增長。這些人主要可分為四類：企業高管，金融界大腕，醫生和律師，以及職業運動員。他們除了都得益於上面說到的“超級明星”效應外，其收入增加各有不同原因。所以把收入差距等同於“社會不公正”是過於簡單的看法，也無助於尋找有效的社會政策去應對。

26 Ben S Bernanke,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l-being”, Remarks before the Greater Omaha Chamber of Commerce, 6 February 2007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ernanke20070206a.htm accessed 11/3/2012

27 Lemieux, T.,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age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21, No. 1 (2008), p. 21-48, doi: 10.1007/s00148-007-0169-0,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a203122570v93266/?MUD=MP accessed 11/3/2012

28 Gordon, R.; I. Dew-Becker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Inequality: A Surve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982, http://www.nber.org/papers/w13982, accessed 11/4/2012

29 Xavier Gabaix and Augustin Landier, “Why has CEO Pay Increased So Muc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 (1): 49-100. doi: 10.1162/qjec.2008.123.1.49, full text available at http://neeo.univ-tlse1.fr/2297/1/ceo_pay.pdf accessed 11/4/2012

30 Bebchuk, Lucian A. and Yaniv Grinstein. “The Growth of Executive Pa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443, June 2005, http://www.nber.org/papers/w11443 , accessed 11/7/2012

31 Bebchuk, Lucien A., and Jesse M. Fried (2003).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s an Agency Proble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7 (Summer), pp. 71-92.

32 Autor, David H., Lawrence F. Katz, and Melissa S. Kearney. 2006.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189–194. DOI:10.1257/000282806777212620

33 T. Lemieux,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age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21, No. 1 (2008) pp. 21 DOI: 10.1007/s00148-007-0169-0

34 Ron Haskins and Isabel Sawhill,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Societ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9, associated presentation at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events/2009/10/27%20opportunity%20society/1027_opportunity_society_presentation.pdf, accessed 11/1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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