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美國的大選年。由於上次（2016年）總統大選結果在全國造成很大爭議，今年的大選格外引人注目。當然，對於美國華人來說，今年大選的另一個特點是有一個華裔的民主黨競爭者楊安澤（Andrew Yang）。過去一年多來，楊安澤在民主黨候選人中從一個無名小輩上升到了第五名【注一】。他的招牌政見就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以下簡稱UBI）【注二】。 當然在目前看來，楊安澤當選總統的可能性接近於零。他的UBI政見也不可能很快實施。但是，UBI在世界上越來越受到關注是個事實。在美國，金融和科技界大佬如巴菲特，蓋茲，馬斯克，扎克伯格等人都對這類想法表達過興趣。關於UBI的重要性，我將在另文中討論。UBI的基本理念在16世紀就有人提出了，但一直是極具爭議。支持者認為UBI是解決收入不平等和貧困問題的有效方式，特別是在如今自動化引起保證就業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反對者認為UBI是極端的收入再分配，對經濟發展會造成嚴重影響。對此我將在今後另文討論。在本文中，我聚焦於一個爭議最大的問題：如何支付UBI帶來的巨大經濟成本？ UBI討論的一個重要困難是：屬於UBI的方案很多，往往討論雙方針對的是不同的具體選項。例如，在發達國家和貧窮國家實行的UBI就屬於非常不同的事物。而且這些方案本身也是語焉不詳，討論者有很大的自由想象空間。這個問題在關於成本的討論中特別突出，因為不同方案的成本和支付方式差別會非常大，造成公眾討論中“雞同鴨講”的無解局面。 而楊安澤自我定位為“喜歡數學的亞洲人”，他的UBI方案（他稱之為“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是相對來說很具體的，對於福利和支付方式都有比較詳細的解釋【注三】。所以，剖析楊安澤的UBI提議，是我們具體了解這個理念並且基於事實進行理性討論的難得機會。本文就以楊安澤的UBI方案作為“麻雀”來解剖一下，看看楊安澤的“數學”是否靠譜，楊版“UBI”是否可行。 從成本方面考慮，楊的方案有以下的特點【注三】： 1. UBI福利：全美國所有成年人（18歲以上），每人每月1000美元。 2. 目前的社會安全退休金和殘廢福利（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和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不受影響。 3. 接受其他基於收入的（means-tested）社會救濟福利的人士，可以在現有福利與UBI之間選擇。 楊的希望是所有目前接受救濟的人都會選擇UBI，因為其初衷就是取代現在的救濟系統。因此，我們可以假定美國所有成年人都會接受UBI。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資料，2019年美國的成年人是254.7百萬【注四】。這樣算來，UBI的總花費是每年3萬億美元。我們可以將此數字與目前聯邦財務比較一下。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2019財政年度，美國聯邦政府的總收入是3.5萬億，總支出是4.4萬億，赤字是1萬億【注5】。值得指出的是聯邦預算中包括社會安全福利，那其實是一個自負盈虧的基金，規模大約是1萬億【注5】。 所以，楊版UBI的總成本是每年3萬億美元，與目前的聯邦總收入大致相當，是目前聯邦赤字的三倍。弄清楚這個規模之後，我們就可以審視一下楊安澤關於UBI的“數學”，也就是他準備怎樣支付這個成本。針對這個問題，楊安澤的立場是UBI不會增加聯邦赤字。他開出了四張支票來涵蓋UBI的成本【注三】。以下我們逐個分析他的提議是否靠譜。以下除非特別說明，所有金額都是以每年收入/花費計算。 楊的第一張支票是節省目前的社會救濟花費。楊說，目前的社會救濟花費為每年5千到6千億美元。因為接收者必須在UBI和社會救濟之間選擇，可以把這些花費移作支付UBI的成本。 根據2019年度聯邦支出的分析【注六】估算，聯邦政府花在按收入的救濟（means -tested welfare）的錢大約為每年8千億美元。但是其中有4.5千億是醫療救濟（Medicaid）。醫療救濟是奧巴馬健保改革後全國醫療保障系統的一部分，各州享用的收入標準不同，一般在貧困線的150%，也就是個人收入在一萬七千以下【注七】。在2014年，醫療救濟項目的全美平均花費是每個受益者每年$5736美元【注八】。考慮一個四口之家，在楊版UBI中拿到的錢是每年2.4萬美元（兩個成人）。而享用醫療救濟的福利是2.3萬美元。楊的網站上沒有明確說他的UBI是否準備取代醫療救濟。但從上面的分析看，UBI顯然不能涵蓋醫療救濟加上生活費用。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楊的用意是：領取UBI的窮人仍然可以享受醫療救濟。 當然，如果將UBI計入收入計算的話，UBI的實施可能會將一部分窮人推出醫療救濟的收入範圍，從而減少醫療救濟的人數。但量化估計這個效果會很困難。因為對於一個四口之家來說，拿到楊版UBI後仍然在貧困線以下。要想喪失醫療救濟資格，必須還有其他收入（如工作所得）。然而UBI會影響低收入者的工作意願，因為不需要靠工資吃飯了。特別是喪失醫療救濟資格的話會使得窮人在經濟上得不償失。所以這個收入段的人會有很大動力放棄其他收入而保留接受醫療救濟的資格（這個現象是熟為人知的，被稱為收入斷崖income cliff）。所以，我們可以預計，UBI的實施不會顯著降低醫療救濟項目的花費。 楊還提出，實施UBI後能提高窮人的生活品質，從而減少健保，監獄，社會服務等方面的開支。楊給出了1到2千億美元的價碼。在我看來，這個數字沒有可靠的根據。而且楊說的那些費用有的已經包括在上面的社會救濟花費中，有的主要是州政府承擔。而且總的數量也並不大。所以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就忽略這個因素。 綜上分析，UBI所能取代的社會救濟花費應該是聯邦救濟總花費減去醫療救濟，也就是3.5千億美元。其實這其中還包括很多非現金的福利（約占三分之一多）【注九】，如住房補貼，教育補助，社區服務等。那些需求在UBI實現後仍然存在。但是因為總數並不多，我們姑且忽略這部分。所以社會救濟花費的節省應該是3.5千億，而不是楊所說的5到6千億。 我們也可以用另一個極端算法，即假定所有目前領取社會救濟的人都選擇繼續領取社會救濟。美國目前的貧困率是12.3%【注十】。如果那部分人都不領取UBI，則UBI總費用會減少12.3%， 也就是4.3千億美元。這個數字是高估了，因為有很大一部分貧窮人口目前沒有領到足夠的社會救濟（否則也就沒有貧窮問題了）。所以我們還是保留3.5千億的估計。 楊的第二張支票是實行全國增值稅（Value-Added Tax，簡稱VAT）。這是他主要的增收來源，預計能收到8千億元。關於實行VAT，在美國已經討論了很多很多年。這本身又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VAT是否應該實行，與UBI是否實行沒有關係。楊說歐洲都實行VAT所以美國實行就沒問題，這個站不住腳。歐洲的總稅率（收入稅加增值稅）比美國高，但政府提供的服務也多。這不等於在美國目前政府體制下人民可以接受歐洲的稅率。況且歐洲也沒有UBI。所以我認為，楊的本質就是要加稅，提出VAT只是個障眼法。所以為了簡化我們的討論，我們不談VAT，而是假定增加的稅收是通過增加目前的收入稅來實現。這個留在本文後面再討論。 楊的第三張支票是經濟增長帶來的額外收入。這是最不靠譜的一張支票。楊根據羅斯福學院（The Roosevelt Institute）的研究報告，說實現UBI後經濟（每年GDP）會增長2.5萬億美元，從而帶來8到9千億的政府收入。 首先，2019年聯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值是21.0% 【注五】。假定增加GDP後這個比值不變（也就是說聯邦收入和赤字都隨着GDP按比例增加），那麼GDP增加2.5萬億後聯邦的支出會增加5.25千億美元，而不是楊說的8到9千億。更重要的是，羅斯福學院報告的結論根本不支持那個GDP增長的數字。 在羅斯福學院的報告中分析了十二種UBI方案對經濟的可能影響【注十一】。其中引起GDP增長最大的方案是採用楊所提出的UBI水平（每個成年人每月1千美元），而且完全由聯邦赤字來支持。在這個方案下，報告預計GDP在8年以後會比不實行UBI增長12.10%。考慮到美國2017年（報告發表的年份）的GDP為13.39萬億，這個數字與楊說的GDP增加2.5萬億相吻合。但是且慢！這個並非楊的方案！楊宣稱他不準備增加聯邦赤字，而完全通過增加聯邦收入來支付UBI的成本。這個選項在羅斯福學院報告中也有分析，預計的增長額是2.62%。這說明前面說到的12.10%增長中絕大部分是赤字引起的經濟刺激效應。這是任何赤字增加的方案都會有的，與UBI無關。而後一個增長額（2.62%）則是來自UBI引起的消費增長。按照這個估計，這部分的收入應該是0.074萬億，在我們的計算中可以忽略不計。 應該指出，羅斯福學院的報告是有爭議的，因為它假定UBI對人們的工作意願沒有影響，而且加稅也不會影響每個家庭的經濟行為。羅斯福的報告以過去UBI試驗的經驗來支持這兩個假定。但那些試驗在時間尺度和金額水平上都比楊版UBI小得多，所以最多也是很弱的證據。另一個研究採用了不同的假定和更複雜的模型，得到不同的結論：如果採取楊版UBI一半的金額水平而且靠加稅來支付，那麼20年後GDP會比沒有UBI減少1.7%【注十二】。 所以，楊的“經濟增長”理論是建立在錯誤的證據上的。我們認為這個因素不應給予考慮。 楊的第四張支票是給富人和“污染者”加稅，並去除稅法中對投資的優惠待遇。這是老生常談了，能不能做到取決於政治環境，與UBI無關。楊也沒提出具體數額。所以這是一張“空頭支票”，可以直接忽略。 綜上所述，楊的支付方式中靠譜的只有兩條：一條是取代現有的社會救濟（我們的估計是3.5千億美元），一條是加稅（需總共多收2.7萬億美元）。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到底要加多少稅。 我們都知道，稅收有兩個基本功能，一個是提供國家所需的財務收入，另一個是收入再分配。前者涉及總稅收額，後者涉及不同收入階層的稅率。我們認為，在討論政策時，必須把這兩者分開。在增加總稅收額時，就不能同時改變各階層的稅率比例。否則會造成“敞開花錢，反正找富人買單”的政治方便。而在討論稅率時，必須保持總稅收不變，免得政府借“殺富濟貧”的名義肥了自己的腰包。 基於這個原則，我們基於目前各階層的收入和平均稅率【注十三】，假定大家的稅率都按比例增加，而增加的總稅收正好等於UBI的成本。這樣算來，假定UBI也需按收入一樣（按平均稅率）交稅的話，新增稅率是原來稅率的0.875倍。下圖顯示了各個階層人群的額外稅負和稅後UBI的金額（以家庭為單位計算，假定每個家庭兩個成人）。
從圖中可以看出，80%多的人群UBI收入多於額外稅負。也就是說，實行UBI後他們的淨收入是增加了。而這個成本則由收入最高的20%左右的人群承擔。而對於底層窮人，UBI只是取代了他們目前的社會救濟。所以，UBI的經濟得益層主要是中產階級，類似於現在的社會安全退休金系統。所以它在政治上還是可能被接受的。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楊版UBI的成本是巨大的：它是目前聯邦政府開支總數的四分之三。如果用按比例增加收入稅來支付UBI成本的話，我們的稅率幾乎要加倍。但是對於80%的家庭來說，UBI的收入會超過額外稅務支出。 雖然這樣計算的結果顯示UBI和稅收的權衡在政治上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楊安澤本人提出的支付方式卻有很多技術問題。有些是考慮不周密，有些直接是政治上的忽悠。對於一個宣稱“愛數學”的總統候選人來說，這樣的表現是丟分的。 當然，本文對於UBI的分析只限於聯邦預算方面的影響。UBI在政治，經濟上還有很多別的影響需要討論。那些是我今後文章的話題。 參考資料（所有網站均在2020年1月訪問） 注一 根據“滾石”雜誌2020年1月2日的排名 https://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politics-features/2020-democrat-candidates-771735/ 注二 楊的網站上對於UBI的介紹：https://www.yang2020.com/policies/the-freedom-dividend/ 注三 楊的網站上關於UBI的具體方案：https://www.yang2020.com/what-is-freedom-dividend-faq/ 注四 https://www.census.gov/quickfacts/fact/table/US 注五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19-11/55824-CBO-MBR-FY19.pdf 注六 此處主要根據https://www.usaspending.gov/#/explorer/budget_function提供的數據估算。其他的分析如【注九】也得到類似的結果。 注七 https://www.nytimes.com/2014/09/23/upshot/medicaid-gives-the-poor-a-reason-to-say-no-thanks.html 注八 https://www.kff.org/medicaid/state-indicator/medicaid-spending-per-enrollee/ 注九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understanding-the-hidden-11-trillion-welfare-system-and-how-reform-it 注十 https://poverty.ucdavis.edu/faq/what-current-poverty-rate-united-states 注十一 https://rooseveltinstitute.org/modeling-macroeconomic-effects-ubi/ 注十二 https://budgetmodel.wharton.upenn.edu/issues/2018/3/29/options-for-universal-basic-income-dynamic-modeling 注十三 https://itep.org/who-pays-taxes-in-america-i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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