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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可道，非常道 – 读《遥远的救世主》 |
| | 《遥远的救世主》（以下简称《遥远》）是一部视角独特，涵盖面相当广的小说，后被改编为电视剧《天道》（王志文，左小青主演）。作家豆豆也可说是一位奇才。据说她是学经济出身，在德国留过学，后来才成为作家。但是她的身世并无正式披露。这本书的官方简介为：
“效力于德国一家私募公司的商界怪才丁元英，用他超出常人的手段，将从德国募集的资金投进中国股市，用“文化密码”疯狂掠夺中国的钱财，后来又良心发现，退出了公司，但退出是要受到惩罚的，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所有分红被冻结，甚至穷到天天吃方便面。回到古城“隐居”时，认识了从小在法兰克福长大、如今在古城刑警队任职的女刑警队员芮小丹。两人从相识到相知，从一对音响发烧友演变成了一对爱情发烧友，上演了一出精彩、浪漫、传奇的天国之恋。”
在我看来，这个简介远远没有点出本书的精髓。“天国之恋”只是情节中的一部分。而全书的中心，是围绕着“天道”，也就是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书中称为“文化属性”。所以读这本书的过程，实际上是跟着主人公“悟道”的过程。
“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道，也就是 “终极真理”，远远超出人类语言的表达能力。而且不管谁来讲“道”，他（她）的自身局限也就在其中了。所以“道”不是“道”的，而是“悟”的。不同的人，基于自己的经验，知识和悟性，“悟”的结果也就不同。《遥远的救世主》描写了几个“高人”惊世骇俗的行为和经历，为“悟道”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这篇读后感里，我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感受。
1． 商道：有没有“取款机的密码”？
2．
《遥远》的男主角丁元英是以“商业怪才”的身份出场的。他主持的私募基金在中国股市上取得惊人利润。后来，他为了取悦女友随便出手一下，就在几个月中获得超过一倍的股票回报。但这些书中都语焉不详，只是说“中国的股市成了一台取款机，谁破译了文化密码谁就能开箱取钱。”。不过本书详细描述了另一个商业案例：丁元英带领几个“发烧友”和一帮农民，以一百万的资本引发音响业地震，逼得业内大亨林雨峰自杀，他主持的“乐圣”公司低头就范。通过这个案例，展现了丁元英通过“文化属性”获得的料事如神的能力，以及他独特的商业理念。有人说，这本书是商人必看的教科书。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丁元英本人是一个音响发烧友，自己开创了“双推动”音箱的技术，得到超高的性值比。为了“扶贫”，他以这个技术和一百万资金为底子建立了“格律诗”公司。主要产品是音箱和机柜。他把王庙村的农民组织成独立公司承包“韵律诗”的订货，用“不把自己当人”的心态达到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水平。在销售方面，通过在欧洲数国设立代销和请外国实验室鉴定的方法建立品牌，然后在全国展销会上突然降价一半多，当天把一年多积存的音箱产品销售一空。这个做法把它的同行和供应商，音箱界的十几年大佬“乐圣”公司逼入绝境。“乐圣”认为“格律诗”低于成本销售从事不正当竞争，而提起诉讼。但法庭上“格律诗”证明了它低成本的生产模式，赢了官司。“乐圣”无路可走，只得放弃自己的音箱生产线而与“格律诗”合作，把王庙村的农民生产网作为自己的生产基地。而这，恰恰是丁元英引发这场地震的真正目的。
《遥远》把这场商业博弈称为“杀富济贫”：打破了“乐圣”超额利润的市场，给王庙村的农民创造了机会。这个故事中也表达了很多的理念，特别是丁元英“料事如神”的能耐：整个过程历时两年，完全是按着丁元英的脚本发展的。的确堪称一个以小博大，无中生有的“神话”。但是，虽然作者精通商业，毕竟不是神。所以，要写神话就不是那么容易。在我看来，这个商业“神话”有不少高明的地方，但也有它的漏洞。
从总体上来说，丁元英的战略是典型教科书的“后发制人”战略。新来者进入市场最好的办法，是突进型策略（disruptive）。在这里，丁元英用的是商业模式上的突进：通过与农民企业网联合运作，躲避公司本身的劳动保护，环境保护等法律责任，而大幅度降低成本。这样以低价优势，可以打破老牌企业如“乐圣”的市场占有。至于“双推动”的技术优势和“外转内销”的品牌建立方法，只是这个战略成功的条件而已。
但问题是，教科书上的“突进战略”的目的是避免直接与老牌企业竞争。而丁元英却恰恰相反，他是要与老牌企业“乐圣”决战。通常，这样的做法无疑于自杀：悬殊的实力使新来者没有取胜的可能。但是“乐圣”有两个致命弱点：它的资产负债比很高，经不起任何信心的冲击。它的总裁林雨峰刚愎自用，不会把“格律诗”看成平等的对手。正因为丁元英掌握了这个“文化属性”的“密码”，他才在这场不可能胜的博弈中稳操胜劵。这个事例，说明了丁元英的高明，他对事物本质性的认识。
但是，商场毕竟是有客观规律的。高明的商人有优势，但是“点石成金”这样的事是没有的，除非对手特别愚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个案例。
首先，从数字上看，“格律诗”的优势并不那样明显。“格律诗”的批发价是3400元（三十章）。丁元英说每对赚110元，即成本为3290元。而“乐圣”请专家的估价（三十一章），音箱价格是3446元。相差并不大。而“专家估价”中，“格律诗”自己制造或加工的只有音箱板材（120元）和接线柱（720元）。书中没有交代接线柱是如何省钱的。音箱板材的加工费部分也没有交代。所以，如果“格律诗”与“乐圣”的价格相差如此之大，以至一推出就足以置乐圣于死地，并非因为它的成本有革命性的降低。
第二，“格律诗”的农工式生产有其本身的弱点。首先，它的质量难以保证。虽然书中提到加工环节相互监督的质量控制措施，但毕竟音箱的质量不是农民肉眼手工能检验的。生产条件不能严格控制，质量是保证不了的。第二，它的生产能力也有限。它降价一天，就卖掉了一年多所生产的五百套音箱。这样的运作是不能持久的。（市场规模可以用“乐圣”库存量2601套作参考，见三十一章。）所以，它不可能抢走“乐圣”的市场。当然，它的降价对“乐圣”是一场公关灾难，因为消费者的期望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不是不能应对的。当然，“乐圣”有了新的竞争者，必然要影响盈利。但不会到生存不下去的地步。更何况“格律诗”的“双推动”音箱与“乐圣”的产品在品质和成本上都是有相当差别的。通过适当的行销策略，“乐圣”完全可以分割市场而把对自己的影响减到最小。可是林雨峰没有选择商业的应对而是选择意在置“格律诗“于死地的诉讼。这尚可归因于他自大和心胸狭窄。在准备诉讼时，“乐圣”方面调查没做到家，居然连对方的生产基地都茫然不知，这就不是心态能解释的了。
第三，败诉后，“乐圣”也不是无路可走。只要通过公关披露“格律诗”的生产方式及其在质量和产量方面的局限，很难想象有多少消费者还愿意为了价格差别而选择“格律诗”。退一万步，“乐圣”也可以照搬“格律诗”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模式既没有专利，也不需要超常的经营能力。“格律诗”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形成了生产能力，“乐圣”完全可以做到同样的转轨。即使音箱的利润大受影响，但“乐圣”的喇叭等产品，可能因为音箱市场的扩大反而增加利润。但是，“乐圣”选择了另一条路：总裁林雨峰自杀，公司以投降的姿态与“格律诗”合作。这其中唯一的理由就是“资产债务比”。但是教育债主就这么难吗？
所以，这一场商战的结果并非是因为丁元英掌握了什么“密码”，而是因为对手太笨了。
2. 人道：“自在”的诀窍
《遥远》这本书如期说是谈商，不如说是谈做人。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丁元英，芮小丹，欧阳雪，肖亚文都是令人羡慕的人。他们的处境各有不同，但都有很好的心态。对人生，他们没有苦恼，没有遗憾，活得上进乐观。待人接物上，他们深受尊敬，应对得体，处处游刃有余。他们活得有尊严，有品位，洞悉过去未来，把握命运内心。别人称他们是“高人”。他们自己的感觉是“自在”。这是一种十分令人神往的生活方式。书中的意思是：他们的超然自在，来自对人和事的透彻了解，特别是对自己的清醒认识。这也是“文化属性”这个“密码”的魔力。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快乐的“密码”还在于：保持“追求”低于“能力”的状态。丁元英随随便便就能赚到上亿资产，为了一个“礼物”就能引发行业地震。但他却隐居在小小的古城，混迹于贩夫走卒之中，以关门听音乐为最大的享受。芮小丹有优越的家世和出众的才貌，却为了“感觉”而当刑警。欧阳雪人精一个，却口口声声“只对开餐馆感兴趣”。肖亚文在有机会做法律代表和公司总裁施展才能前，安安心心当一个普通白领。拿丁元英和正大公司总裁韩楚风比一下吧。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见识悟性不相伯仲。而韩楚风就活得没那么潇洒。无他，追求不同而已。“高人”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却有着非普通的背景。丁元英在卖唱片接济生计的同时，一个电话就能调来二十万为女朋友争面子。等到资金解冻，他就可以移居德国，与古城的芸芸众生“拜拜”了。芮小丹在妈妈的餐馆洗盘子打工，工资只是妈妈给她礼物的零头。她的前途是去德国读书，将来从事法律。刑警工作只是“客串”一下而已。所以他们的感觉，也就不是周围的人能了解和复制的了。他们不是凡人，而是短期下凡的神仙。
这种“追求低于能力”的处世态度是否可取？我认为，其实这正是人生幸福的秘诀之一，也可算一种“期望管理”。古人说“知足常乐”，也就是这个意思。另外，这个秘诀能得以实施，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具有内在的满足感。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刘冰。他的满足来自好车，好饭局，别人的恭维等等。他的追求只会越来越高，而不会降低。而丁元英的满足是“清净地听音乐”，芮小丹的追求是“当刑警的感觉”，这些都是有上限的。选对了“期望”，才有管理的可能。今天的中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太多人迷失在对物质和身份的无休止追求中。难怪这么多人对《遥远》这本书趋之若鹜了。
但是这种降低追求的做法有没有代价？有。不说对社会的贡献，也不说经过艰苦努力达到目标带来的满足感，只说人际关系吧。因为降低了追求，就必然与低一个层次的人相处。而这样，人际交流的需求就难以满足。试想，假如丁元英不到古城，芮小丹在她的圈子里如何能遇到这样的“高人”，又如何能找到她的“真爱”？没有努力的满足是令人安慰的，但却不是最高层次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高人”，也难免有时迷失。最明显的是肖亚文在比她地位高很多的韩楚风面前声称“随缘惜缘不攀缘”，还要提到上次接人见到韩总而避开的事。其实那句话意思很明白，根本不用举例说明。而讲出自己“不攀缘”的行为，就是在攀缘了。其实，这几个人对自己的身份和自尊都特别在意，时不时就把“面子”，“身份”挂在嘴上。表面上是不肯高攀，实际还是太着痕迹。芮小丹与丁元英商议到德国的生活时，为了能“站着对话”也就是要一个平等地位，做了这样的安排：向丁借钱买房子来“收留”他。这一个圈子兜下来，就是为了一个“身份”。
就连芮小丹的结局，在我看来也是迷失的表现。她在追捕罪犯时被炸断双腿和毁容，于是饮弹自杀。丁元英认为这是她“高人”的表现：“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来去自如。丫头，不简单哪。”在我看来，这却是芮小丹对生命认识缺失的表现。在受伤后，芮小丹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情趣，能力，爱人，都没有变化。变的是躯体和外貌。而这个变化就那么重要，值得她放弃了原本很热爱的生命吗？这样的“来去自如”，固然是看轻了生死，但又看重或维护了其他什么价值呢？也许作者想反映芮小丹对“完美”的追求：不完美，毋宁死。书中称芮小丹为“天国的女人”，也是说她完美的意思。但是只有外貌完美的人，才能象芮小丹那样进入天国吗？如果真是这样，这本书的销量就更要大打折扣了。所以这个“高潮”在我看来是作者的败笔，或者说是作者局限性的反映。
3.世道：我们需要静态的社会结构？
《遥远》阐述的“文化属性”，其实不仅是经商和做人，更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理想。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文化”决定了他的见识和作为，从而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这是不能改变的。丁元英认为，农民穷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或制度不公平，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观念。所以“扶贫”救不了他们。只有“别把自己太当人了，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才有希望。但是丁先生自己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却不是从他指的这条路走来的。人家只是因为掌握了“文化属性”这个取款机密码。文中的“高人”们，都对自己的身份十分敏感和在乎，以“无欲品自高”的态度做人，毫无非分之想。而那些失败的人如参与经营“格律诗”的三个发烧友，则是越出了自己的应有层次，结果只能“扒着井沿看一眼再掉下去”，创业梦灭，比以前还更痛苦。其中的刘冰更在丁元英设计的诱惑下抵挡不住，落得个自杀的下场。
其实，这种社会观并不是作者首创。孔夫子就说过“唯上智与下愚而不移”。这种教人“安分守己”的说教对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当然是很有作用的。但是却并不一定符合实际。回想三十年前的中国，人们根本就没有市场概念。如果当时去分析“文化属性”，岂能料到如今“全民经商”的景象？从微观看，改变人的观念并不是不可能或极端困难的事。观念是经历和知识所塑造的。有机会接触新的知识和经验，就会有新的观念。所谓“观念落伍”，往往是缺乏机会的结果。如书中的例子：三个发烧友在“乐圣”起诉“格律诗”要求六百万赔偿时，对公司失去了信心而决定退股。这就是他们有了“机会”，而因为“观念不对”而重新沉沦的经过。书中借“乐圣”蒋律师的口解释道：这三个人丧失希望的原因是传统观念：“一是传统的‘事实胜于雄辩’的观念，二是传统的疑罪从有的观念，三是传统的青天大老爷的观念。”其实仔细读下来根本不是这回事。从头到尾，这三个人没有认为官司必输。他们只是认为涉及那么大的数额，光是律师费就负担不起，“打赢打输都是死”这句话重复了很多遍。所以，他们与丁元英意见不同不是因为观念的差距，而是信息不对称。丁元英在经营开始就在法律上埋下了伏笔，又有个藏龙卧虎的“白领职员”肖亚文可以低价承担法律代表。所以丁对这场官司胜券在握。而那三个股东不知其中奥妙，只要点拨几句就能统一意见了。但是“高人”丁文元却坐看他们掉回井里。为什么？因为他们“观念错误”，谁也救不了。相反，欧阳雪也同样不知就里。但她相信“大哥”（丁元英），毫不动摇跟他走，就成了赢家。通过这个对照，书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凡人”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完全信赖丁元英这个“神仙”。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丁文元给了刘冰能够推翻判决的“新证据”。刘冰盲目相信了这个“证据”的价值，但是违反了丁的指令而用之要挟欧阳雪。结果“证据”只是一堆白纸，刘冰也落得个跳楼自杀的下场。所以，书中的“告诫”是：只有承认自己劣势的“文化属性”，死心塌地跟着“高人”走，才是“凡人”的生存之道。这样的社会观，肯定利于和谐社会，但肯定不利于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4.结语
《遥远的救世主》是一盘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它涵盖了很多方面，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文章语言平实，对话精彩，读来是个享受，回味也很值得。但是食粮要通过消化才能滋养自身。这篇读后感，就算是我自己消化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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