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者有時會不由自主進入審理刑事案的思維方式：某個政治人物針對某事必定下了白紙黑字的“命令”；若在檔案里找到這條“下令不抵抗原件”則證明為真，找不到，或認為此命令被銷毀，或認定為偽。但當事人有些話，實在不能脫離語境單獨採信

　　老高按：幾天來忙於編輯一些書稿，並在YouTube上新開闢了一個《伐林追問》的音頻節目，竟顧不上及時更新“老高的博客”，對這裡的老朋友、老讀者，實在有些歉然。
　　《伐林追問》已經上線了兩期，每一期約一刻鐘，今後將每個星期一、三、五上線。頭兩期都談的是“閱兵”，從習近平的閱兵，談到世界各國並不只是專制獨裁者才有閱兵嗜好；第三期將於下個星期一（7日）上線，還是講閱兵，介紹美國的閱兵史，再探討民主國家的閱兵，與專制獨裁者的閱兵，究竟有那些差別。歡迎大家收聽並指正。為了避免做廣告之嫌，這裡就不放鏈接了，有興趣的朋友，在YouTube上打上“伐林追問”檢索，您就能找到。
　　今天在我這裡推薦的文章，是中國大陸學者伍國探討1931年“九一八”究竟是誰下令對日軍不抵抗的文章。
　　我從小學到大學，被告知的都是日寇侵占東三省，蔣介石下令不抵抗。在這個問題上觀念根深蒂固。世紀之交，有機會參與唐德剛領銜採訪晚年張學良的一部著作《張學良世紀傳奇》的編校出版工作，讀了這部書稿，才大吃一驚地得知，張學良本人否認是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承認是自己的誤判鑄成大錯。2006年，我在“老高的博客”上所寫的一段按語（http://blog.creaders.net/u/3843/201307/154431.html），介紹了有關情況：

　　2001年，明鏡出版社出版了上下兩厚冊、整整一百章的《張學良世紀傳奇》（王書君著，唐德剛序）。因為與這本書有一點瓜葛，承蒙出版社給了我一套。這本書若是作為一本傳記，不妨一讀；但是作為一本口述回憶錄——封面上將“首次公開披露張學良將軍口述錄音內容”作為最大的賣點，強調的是張學良“自述”生平，這就難免使之有“注水書”之譏了——因為真正的張學良口述的內容，就是每一章開頭一段，大約一兩百字而已。每一章隨後的內容，就都是作者王書君洋洋灑灑的敘述鋪陳。
　　說它是“注水書”，還有一條原因，張學良的平生大事，講到“西安事變”捉蔣放蔣，而後送蔣回南京、受到軍法會審被軟禁之後，他就基本上從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也再沒有多少可以挖掘的素材了。但是作者又必須寫這位老人的“百年”，於是從“第六十九章 軟禁南京”之後，硬是“上天入地搜查遍”，找來各種邊角材料，將張學良被軟禁的日復一日周而復始的後半生，敷演出後面三十章。這六七十年，既然傳主無法在中國大角斗場上有聲有色地施展身手，而他自己內心裡也越來越趨於瑣碎平淡（至少內心的風暴未曾被採訪者掌握），這樣，外界衝突沒有他的份，內心衝突人們看不到，作者就無法真正從這個悲劇人物身上找到悲劇所在，這部大書也就越讀越讀得沒意思，極大地沖淡了張學良東北易幟、挑戰蘇聯、下令不抵抗日軍放棄東北、發動兵諫等等影響中國歷史至深至遠的幾件大事。
　　之所以如此，我看與為此書作序的唐德剛先生分不開。此書作為賣點資料的來源，是唐德剛與張學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在台北和美國紐約、新澤西的十多次餐敘談話“非正式地錄製”的11盤錄音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紐約市立大學原亞洲學系主任唐德剛先生，作為著名歷史學家，對中國近代史有許多明澈洞見，但是對張學良推崇備至，讓我甚覺大謬不然，與史實相悖。例如，唐德剛教授說：“談到張學良將軍的一生，我認為最大特點有二：一是他渴望中國統一之心結；二是他強烈抗日愛國之信念”。這樣的評價，在張學良圖謀以新疆盛世才為先例，與中共合作、在蘇聯支持下成立西北大聯合的割據政權的鐵證如山的史實面前，豈不貽笑大方！
　　唐德剛先生當時也是古稀之年，體力漸衰，又因在台灣受到一些政治阻撓，將錄音整理成書就擱下來了，直到後來山東青島社會科學院的學者王書君，來到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學者，樂意接過來整理成書。很自然，王書君教授也就不免受到了唐德剛思路的束縛，儘管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勞動，也有很多亮點，但畢竟無法展開獨立的研究，去對張學良的人生軌跡和思想脈絡進行深刻剖析了。

　　唐德剛先生在為此書所寫的萬字長序，標題就是《論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讓我跌破眼鏡的是，作為一位有相當聲望的史學家，竟然將史學家的學術規範丟到一邊，對張學良堆砌了大量的溢美之詞。什麼張學良“得聖人之一體”；1928年底易幟“在三千年國史上史無前例，在世界史上也鮮有其儔”；“武裝調停，揮師入關，平息內戰，再造統一，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寫下了絢麗的一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政治生涯中的最後一記殺手鐧”；“這樣一位世界級的歷史偉人，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為，就關繫到全人類的禍福”；“實在是一位動機純正、心際光明、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愛國將領”……云云。
　　明鏡出版社出版這套上下冊厚書，在海外影響不算太大，但是次年在中國大陸出版了同名簡體字版（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出版），應該算國內首次出版的張學良傳記，賣得很不錯。很有些人是讀了這本書中的張學良自述，才恍然大悟：並非蔣介石下令而是張學良自己下令“九一八”不抵抗的，但是卻沒有進一步思考有關問題。
　　我在那篇按語中還寫道：

　　我讀到有些學者，其中甚至還有我本來很欽佩的學者，不加分析地將這本書中張學良所講的話完全信以為真，讓我跌破眼鏡。實際上，在我看來，本書中張學良有不少話，是相當不負責任的。這也難怪張學良，既然錄音時不是正式採訪，多半就是進餐中的閒談，又畢竟是九十老人了，興之所至、信口聊天麼，記憶錯誤，都不僅可能，更是必然，整理者未察，讀者尤其是研究者，就須加小心了。

　　根據自己的記憶去回憶一生的經歷，這是當事者的權利；而用史料去核對他們的回憶，則是歷史學者的責任。《張學良世紀傳奇》作為一本傳記而不是單純的回憶錄，在史實的驗證、考訂上所作的工作遠遠不能讓人滿意，對一些重大歷史事實的描述和由第一手資料顯示的史實甚有出入。但最近我讀到伍國這篇文章，跳出非黑即白、非蔣即張的窠臼，有了新的角度、新的見解，很有啟發。文章所批評的一些治史者的偏頗思路，在我身上也存在，當自反省。特向關心歷史的網友推薦！


　　解讀九一八前後的蔣介石張學良電報

　　伍國，愛思想

　　1931年8月24日，張學良經在上海任市長的蔣介石密友幕僚張群轉給正在南昌的蔣介石一封電報。這封電報首先是以張群的口吻向蔣介石致書，固謂“頃接漢卿電，稱近來對日外交情形緊迫，彼國朝野上下公然密謀侵占我東北（彼方謂為滿蒙），勢甚積極，不可終日。”接下來直接照抄張學良的原文：

　　弟曾盡力設法以謀疏解，終鮮效果，所有一切經維寅兄電達左右，荷蒙鑒譽，轉呈總座，至深佩感。近數日來，情況益緊，……日人方面屬有意動作，現已揭開面目，必將另造事端以為藉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為此事，日夜焦慮，我兄卓識盡籌，對日外交研究有素，當此危急之時，我方應用何法以為應付，尚祈詳賜指示並請密陳總座決定方策。……總座明燭，幾先對此必有良謀，亟望與外交方面負責人員切實商討，指示遵行，不勝企禱。
　　
　　張學良承認自己已經“嚴令各地方官民特別注意避免衝突”，但日人的“有意動作現已解開面目。”接下來，在張群面前以“弟”自稱的張學良又說了一句話，“弟意以為對日各種懸案應立即與之開誠談判”。
　　這裡有幾層意思：1，張學良此時已經看清了日本的侵略圖謀故但一籌莫展，因而緊急致電張群，且欽佩張群“對日外交研究有素”；2，張學良對日本挑釁的應對是把自身放在國家“對日外交”的框架內考慮的，故而需要向中央請示；3，張學良確實感到一味退讓不是辦法，但他主張的是“開誠談判”，並不是兵戎相見；4，張學良也執行了“嚴令各地方官民特別注意避免衝突”的政策；5，這封電報同時說明，最遲至8月24日，張學良並沒有從蔣介石處獲得關於如何應對日軍異動的具體指示，所以才需要仔細說明情況並敦促蔣介石和張群拿出辦法。（附註：電文的最後一個詞是回到張群口吻稱“謹轉陳”，然後是張群的落款“群叩敬”）由於張學良和顧維鈞的密切關係——二者在1931年7月專門就東北局勢面談——有理由認為張學良對中日緊張局勢的判斷，對中日展開高層外交的呼籲，乃至後來對國際聯盟的信賴，都有顧維鈞的影響。（見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86頁）
　　張學良在1931年9月8日給蔣介石的齊申電中是這樣說的：

　　日人於朝鮮暴動案發生後，百計尋事，特飭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為中村失蹤之事，由駐沈總領事嚴重交涉，語多挾制，東京方面陸軍人員尤為激昂，顯有借端侵略狀態。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點詳查，良不能親自回遼，萬分焦急。……內憂外患，應付殊難，僅密奉聞，敬乞指示。
　　
　　事實上，這兩封電報證明了張學良雖然已經進一步洞穿了日本人“借端侵略”的野心，但仍然看不出張學良有明顯的請戰的語氣，他再次重申自己對東北抗日情緒的抑制，而對解決的請示沒有超出外交範疇，只是請求中央採取更為積極和有效的外交手段。在十天后的九一八當晚張學良從北平發給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的電報中，張仍強調要“尊重國聯和平宗旨”。徐中約指出，“出於某種不得而知的原因，他（蔣介石）並沒有尋求與東京直接談判。南京政府的這種政策經常被簡單化地稱作不抵抗政策，但實際上它是一種‘不抵抗、不妥協和不直接談判’的混合。這樣一種消極的方法是很難達到積極的結果的。”（《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奮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548頁）把這段批評和張學良的8月24日電報對照，顯而易見，張學良作為當事人提出的“開誠談判”，即徐中約作為史學家提出的“直接談判”，被蔣介石置若罔聞。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張學良於9月19日從北平發給蔣介石一封電報：
　　
　　提前、萬急、限即刻到南昌轉呈蔣主席鈞鑒。密。頃接瀋陽臧主席、榮參謀長皓卯電稱，日兵自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應。日兵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並將我兵驅逐出營，同時用野炮轟擊北大營及兵工廠。該廠至現時止，尚未損失。北大營迫擊炮庫被炸，迫擊炮廠亦被占領，死傷守兵待查。城內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擊。警士被驅逐出、無線電發報台亦被侵入。向日領迭次交涉，乃以軍隊之行動，外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語相告，顯系支吾。並雲，由我軍破壞南滿路之橋梁而起，實屬捏詞。截至本日午前五時，尚未停止槍炮。以上等情，均經通知各國領事，伊等尚無表示。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糜爛。余容續電，並已轉電南京政府，等情。旋又接瀋陽無線電台公報，日軍已於今晨六時三十分大隊入城，將各機關占領。現各通訊電報電話一律不通，北寧路皇姑屯站已為日軍占領，交通只通馬三家孚。最後情況不明，謹先電聞，余容繼陳。張學良，效密機科密。
　　
　　這封2016年年底解密的電報中，再次可見張學良一方面對日本行為極其憤概，一方面繼續執行中央既定的消極方針。
　　9月19日，蔣介石也有一通致張學良電，可以看作蔣介石對九一八事變的首次和正式回應。
　　
　　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蔣中正叩。皓戌
　　
　　按楊天石教授的引述和解釋，戌指的是夜裡約21點至22點之間。根據民國電報日期代碼規則，19日兼用“皓”和“效”。這兩封電報的收發都在同一天。從時間上看，張學良提到的事件最新進展是“（日軍）今晨（19日）六時三十分大隊入城”，這封效電應該在上午開會以後緊急發往南昌，而不太會拖到夜裡十點以後，也談不上拖延，說張學良沒有及時報告應該是不公正的。但到了當天夜裡蔣介石才發出皓電，而其中對事件的了解卻來自上海而非直接來自北平張學良處，還要“據東京消息”，其“盼時刻電告”的語氣像是根本沒有看到過張學良關於詳細“近情”的效電，這就有點讓人費解了。在張學良致蔣介石電文的“轉呈”過程中似乎出現了延誤或其他問題。
　　筆者在台北“國史館檔案文物查詢系統”中，並未見到收錄此一已經出版的電文手跡（在線查詢系統所收電報原文日期從9月18日跳到了9月20日，19日這天空白），也沒有見到對張學良前述兩封電報的正面答覆，但查到一則9月21日的蔣介石致張學良電報，“弟刻回京。對外交事，須待面商。請兄即命駕來京面敘。何日命駕盼覆。中正叩。”這應該是指九一八以後的對日交涉。
　　按“國史館檔案文物查詢系統”的收錄情況，從1929年1月2日開始到1931年9月21日電報，蔣介石對外共發出電報3570封，其中直接發給張學良的只有24封。這24封中除了1929年7月24日電報明確指示張學良在中東路事件中對蘇俄“須力避戰端”以外，並無任何電報指令張學良如何應對日本，絕大多數電報都是關於內政問題，甚至包括請張學良保護從蘇聯回國的宋慶齡（1929年1月29日），和同年11月26日發出的“東北獨立支持，中央負疚良多，已囑宋子文匯奉一百萬元”。總體看來，蔣介石對張學良發出的電報語氣客氣，尊重，但從對蘇俄“須力避戰端”來看，在外交問題上蔣介石早在1929年就是以權威口吻對張學良講話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蔣介石在19日夜裡獲得了關於關東軍進攻的情報後，他當夜對張學良的指令也僅僅限於闢謠和宣傳，是加強輿論戰而非進行任何軍事應對，也不是尋求和東京直接談判——這和張學良採取的向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進行低層級交涉，並通知各國領事基本一致。同在9月19日，南京政府向國聯正式投訴日本，20日蔣致張電報則以“面商”帶過。
　　在1931年9月22日蔣介石致煙臺駐軍劉珍年師長的電文中，指令就明確得多了：
　　
　　哿辰電悉。日軍侵魯，已提出國際聯盟。此時我國應上下一致，嚴守紀律，確定步驟，勿為日人藉口。故先勸告民中（眾）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軌外行動，以待國際之公理與國內之團結，須為有計劃之舉動。如果其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時須忍耐堅定，靜鎮謹守之。
　　
　　在這裡，蔣介石和幾天前對張學良一樣要求低調反應，不刺激日本，並強調國際聯盟的作用。而在同一天，國聯對中國在9月19日提出的申訴做出決議：“通知中日兩國，勿使事態擴大”和“與中日兩國協商，兩國立即撤兵”，並將決議通知並非會員國的美國。這似乎也使南京政府看到了一絲希望。
　　如果不再糾結於“九一八當晚”，蔣介石是否下了“命令”這個問題，而是注意九一八前後的相關信函，電文，外交舉動，則還是可以明確地看出，蔣介石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寄望於國聯調解，因而“忍痛含恨，暫取逆來順受態度”的政策取向。無論如何評價，蔣介石作為最高軍事領導人在當時當地不鼓勵，乃至不容許武力抵抗日本是不爭的事實。
　　與此同時，張學良也沒有表現出非要抵抗的意圖，而同樣採取，或是接受了交由國聯裁決的國策。在晚年接受日本NHK採訪的時候，張學良說：“我認為戰爭不符合日本政府的利益，覺得日本政府一定會出手阻止關東軍”，及其對唐德剛教授所說的“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其實說的是他對日本政府和軍隊關係的誤判。上述的電報表明，張學良至遲在萬寶山事件以後，對日本對華野心已經看得很清楚，而且感到焦慮。他沒有看清的，只是日本國內政治情形。
　　
　　在日本國內，濱口雄幸首相在1930年被右翼份子刺殺。1931年3月和10月，日本青年軍官又發動了兩次未遂政變。在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看來，奪取滿蒙是日本最終和美國攤牌的重要一步。美國學者Andrew Gordon認為，雖然日本最高軍政當局是否“批准”關東軍的激進行動在日本國內也仍然爭論不休，但濱口雄幸的繼任者以及官僚派系“立憲政友會”雖然知道關東軍將採取激進行動，但對其行動的後續反應卻是微弱的。濱口雄幸的繼任者，原外相幣原喜重郎對華持相對溫和態度，但屢屢受到軍方攻擊，後者意在挑戰1930年倫敦海軍會議繼1922年華盛頓九國公約後對日本海軍的制約。九一八事變爆發時的日本首相為若槻禮次郎。在咄咄逼人的軍方面前，若槻禮次郎內閣處境極為困難，最終未能控制半獨立的關東軍發動的滿洲事變，並於1931年12月倒台（Mikiso Hane, Modern Japan：A Historical Survey, p.260）。雖然若槻禮次郎的繼任者犬養毅相對更同情關東軍，卻也在1932年5月被右翼極端份子刺殺而死。
　　以後視的眼光來看，“覺得日本政府一定會出手阻止關東軍”顯然是張學良的重大誤判。事實上，關東軍在事件後提交給日本政府的報告中，把雙方摩擦的責任全部推到中方頭上，強調自己是為了保護日本僑民安全而不得不先發制人（鄭培凱，史景遷編，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p.280）。這也可以看作日本國內政府對事件持默許態度的一個原因。
　　如果就日本的侵華野心來說，張學良後來是看清了的，原本為駐守南滿鐵路而設置的日本關東軍與日本內閣之間如何博弈，權勢如何消長，關東軍又將如何報告事件的本質，張學良在當時確實看不透。再往前推，張學良在其1928年8月和日本特使林權助密談中，已經表達過“日本當亦不至於冒干涉中國內政之不韙”的臆測。這裡說明，誤判的根源是抱着僥倖心理對已經十分嚴峻的局勢作了過於樂觀的預估。
　　1931年的中國面臨的情況也可以說是極為複雜。外部，由於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活動以反共名義進行，英美法均作壁上觀，甚至希望日本進而進兵蘇聯。（見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253頁）而南京政府又因為反共而已經和蘇聯翻臉，1929年張學良還因為中東路和蘇聯大打出手。內部，“長江大水災，兩廣獨立，江西剿共，均使國民政府窮於應付”。在這種國際孤立、國內動盪的情況下，站在蔣介石還是張學良的角度，即使多少看清了大略情形，但採取在公開場合忍讓克制，尋求外交解決的態度，似乎是可以給以歷史的理解的。萬寶山事件發生的1931年7月，蔣介石正忙於第三次“圍剿”。九月初，第三次“圍剿”失敗。此時的蔣介石的工作日程上，東北軍和關東軍的摩擦暫時是被當成一個地方事件來應對的。
　　的確，從蔣介石9月19日的日記里可以看出其內心強烈的悲憤和恥辱感，但是從字裡行間也能看出一些問題。例如，他在日記里抱怨“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顯得對民眾信心不足，甚至給國民扣上一頂“無愛國之心”的帽子，又說要“喚醒民眾”，然而對表現出愛國之心的北平學生、七君子、西安學生又極力壓制，豈非自相矛盾？即便從策略來說，蔣的失敗之處也在於未能把抗日作為凝聚國民愛國心，重新組織社會的契機。這一點，張學良晚年對蔣的評價倒是公允的：“是個守舊的人”。

　　讀史者囿於過往的一些當事人證詞而糾結於“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是否下令不抵抗，在今天看來是歷史探尋中的一個應該跨越的誤區了。在史學大家郭廷以的1973年完成初稿的《近代中國史綱》中，就已經沒有追究這個問題。在他的筆下，九一八事件前有好幾個關鍵時間節點：1930年5月，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表示要以武力驅逐張學良；1931年3月，參謀石原莞爾鼓吹滿蒙獨立，制定相關作戰大綱；1931年7月，日本間諜中村被殺，成為日本步步緊逼的茬口。而在中國方面，此前的1931年5月，張學良已經接到遼寧省主席臧士毅的請示，但“張未加重視”，在7月中村事件發生後張仍然命令東北政務委員會要力避衝突。同月1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稱“現非對日作戰之時”（註：“國史館檔案文物查詢系統”中也無這封電報，整個七月的電文顯示蔣在集中力量對付石友三）；23日，蔣介石通電全國宣布“攘外應先安內”。遲至9月6日，張學良仍然命令瀋陽軍事負責人，要求“萬分容忍，不與抵抗，以免事態擴大”。這樣，九一八事件發生前的一系列應對方針基本上已經註定了後來的結果。郭廷以並沒有提到傳聞中被認為至關重要的，蔣介石明令不抵抗的銑(8月16日)電，更沒有說在九一八當晚蔣發了任何指令（現在已被徹底證偽），但從上述的邏輯鏈來看，有沒有這個銑電，對於整個對策的事實及責任認定都不會有決定性的影響。關鍵問題正如郭廷以最後總結的，“中國希望於國聯的一無所得。”
　　如果在後來解密的電文乃至日記基礎上再觀這段敘事，可以認為蔣介石和張學良在這一事件上所負的責任是無法分割的，張學良也無法替誰背鍋。因為後人對當時撤兵責任和所謂“當晚”的“命令”問題窮追不捨，導致張學良晚年在訪談中也反覆澄清：“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絕對不是的”，以及“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但這些表述只可以理解為：“中央”當時可能確實並沒有一個明言“不抵抗”的命令，但這並不表明“中央”沒有一個事實上不抵抗或者暫緩抵抗的，具有穩定性的政策或策略。因此，就最狹義和最直接的當晚如何應對來說，九一八撤退或許“和蔣介石無關”，但放在一個更長的時段內看則絕不可能無關。晚年張學良不論出於何種動機大包大攬，否定“中央”的責任和某個具體文電的存在，也無非是為了應對訪談者可以預料的窮追猛打，但提問者的思維則已經因以前的一些材料乃至傳言而固化和跑偏：1，要不就是蔣不抵抗，要不就是張不抵抗；2，一定有個“不抵抗”手令作為“定罪”的證據。
　　讀史者有時會不由自主地進入到審理刑事案的思維方式：某個政治人物針對某事必定下了一條白紙黑字的“命令”。進而，如果在檔案里找到這條“下令不抵抗原件”則證明為真，而找不到這條“命令”，或者認為此命令被銷毀，則證明為偽或不可證明。現實中，領導人的價值取向和政策應對往往是通過一系列的方式—面談，書信，電文等等，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闡述、表達的。
　　筆者以為，訪談者針對“誰下命令”的提問本身也過於狹隘，很容易讓張學良以當事人的權威口吻，就“責任”，“電令”問題做出斷然和簡化的回答。假如提問人改換問法，比如問張學良，既然你當時是“自個兒”做出了決定，那麼這個不抵抗的決定是否違背了中央的意圖？你是否因不抵抗而受到斥責？是否在此前就如何應對主動和中央有過溝通和默契，內容是什麼？蔣介石在面談中說了什麼？（而非死追有無下令“不抵抗”）倘如此，整個對話及其傳遞的信息因為關注焦點的轉移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蔣介石的傳記作者陶涵（Jay Talor）也注意到了晚年張學良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包攬了誤判和撤退東北軍的責任。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中，陶涵認為，張學良的行動也不能完全解讀為誤判，實際上也有對現實的冷靜估計，因為東北軍雖然號稱二十萬，其實多數在干預中原大戰以後已經集中在關內河北，而日軍看似只有一萬人，但在朝鮮駐有大量而且可以迅速調集的預備兵力。據日本方面的數據，關東軍兵力為10，400人，東北軍220，000人，其中一半在關內。（鄭培凱，史景遷編，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p.280）人。同時，陶涵也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為蔣介石刻意辯護。他指出，在蔣介石回到南京直接和張學良面談以後，既沒有命令東北軍反攻，也沒有派中央軍馳援，因為蔣介石誤認為只要中國強烈堅持對東北的主權，日本就不至於在這一地區尋求霸權，而這一綏靖政策一直延續到西安事變。陶涵從側面進行的質疑也說明作為當事人的張學良針對一個狹義的問題所作的夫子自道本身不能代替歷史事實。
　　陶涵也沒有去考據所謂銑電的真偽問題，而是和郭廷以所作的一樣，關注蔣介石在長時段內的實際行動及其背後的政策連貫性。從這個角度看，銑電即使真如張學良後來反覆否認的那樣不存在，也無法改變蔣介石在中日衝突中長期採取克制，以至顯得消極，乃至綏靖的事實。當然，這種總體和明顯可見的消極和後來的日記史料中證明的暗中積極備戰並沒有矛盾，可以看作一種不為時人所知的策略，誠如陳永發教授所說：“採取安內攘外政策，本來就是為了爭取時間。”（《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
　　筆者認為，從時序和邏輯上說，張學良在8月24日電報里焦慮地尋求“良謀”，而“恐非退避所能了事”一句已經暗含某種對關於“退避”的指示的質疑和抗辯之意。即使8月16日的來自蔣介石的明確指示—“銑電”不存在，“退避”這一原則也一定以其他形式表述過（徐中約的敘述採信“1931年9月11日，蔣中正告誡少帥不要與日本人交戰”）而張學良在執行中央意圖的同時，內心也已經有所保留。這一質疑隨着時間推移，局勢變化，各種偶然因素疊加，當然是越來越強，終至不可收拾了。以張學良1937年在軍事法庭的抗辯來看，其內容聚焦在對西安事變本身的定性和對自身違紀的定性兩個問題，似沒有出現當場拿出電報這樣的橋段。如果張學良當時仍然期待“蔣介石能夠實踐允諾，具體實施新政策”（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台北：東大出版公司1995年，372頁），自己也希望儘快返回西安，拿出1931年的“密電”無異於撕破臉皮，也是不符合邏輯的。
　　就行政管轄權限而言，張學良在1928年年底易幟後確實保有東北四省的自主權。這一點蔣介石本人和張學良都在回憶中確認過。蔣介石曾寫到：“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中央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對蔣而言，九一八使張學良失去其地盤而不得不附從於蔣，簡直是壞事變好事，因為他竟然說“東北軍隊反得因此而完全統一於中央。”（《少帥春秋》，嶽麓書社2017年）這也可以幫助理解，不論下不下具體命令，張學良撤出東北這一結果，就蔣鉗制異己，對全國實施軍政統一的計劃而言，是因禍得福，樂見其成。
　　
　　張學良在晚年的採訪中自稱東北的內政外交都由他一人說了算，但是這將不能解釋他何以需要焦灼地向張群發電報並向蔣介石反覆請示如何應對。電報內容說明，即使在內部行政的意義上東北有高度的自治權（注意蔣介石並沒有提“外交權”），但前面已經證明，在涉及中蘇關係這樣國家層面的大事時，蔣介石1929年即直接向張學良下過指示，因此張學良在1931年8月24日電報中說“尚祈詳賜指示”和“總座洞燭先機對此必有良謀”是肺腑之言，也是遵守此前的約定。事實上，早在1928年10月18日，蔣介石即對東北駐南京代表明確表示“奉方外交由中央負責，不使漢卿為難。”同年12月，蔣介石再次以親筆信聲明此點。（張魁堂，《張學良在台灣》，新華出版社1990年，第56頁）
　　九一八以後，蔣張二人的互動也開始變得微妙。據張學良回憶，九一八後，蔣介石派汪精衛，宋子文持親筆信到北平拜訪他，敦促他“跟日本打一下子。”汪精衛解釋說，“要跟日本人打一打，做個樣子。要不這樣，政府恐怕就維持不住了。”張學良反駁說，“你中央是不是有所準備？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讓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張接着說，“他軍事委員會有權吶，他給我下命令發動，我就得發動。他下命令了嗎？你要跟我商量……我就是這個意見。”（《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94-95頁）。這裡可見，九一八後，“中央”轉而要求張學良打一下以緩解國內輿論的強大壓力，但同時又不下正式命令要張執行而以蔣介石私人信函和派說客的方式進行商談。張學良則鑽了個空子，以中央本身並無準備，又不正式下令而拒絕配合，目的是保存己方實力，但也算是看透了“中央”的前後不一。“你不介入，（只）讓我敷衍一下子”這句話再次說明，張學良即使到了晚年，即使親口否定“中央下令不抵抗”，也無法否認“中央”的“不介入”立場和他本人的不滿。在這段回憶里，因為他聚焦於抨擊汪精衛，似乎忘記要為“中央”辯護了。
　　
　　筆者指出張學良和蔣介石1931年在東北對日交涉問題上其實半斤八兩，因此應該責任共擔，並非止於追責或辯誣，也不試圖去說清唐德剛教授所說的這個“歷史學上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而是想說明在1931年的特定歷史情景中，就對日策略而言，兩者都一度同意以外交而非軍事方式為先，都贊同一定程度的克制和忍讓，也都誇大地誤判了日本政府，國際聯盟和英美干預的作用。與此同時，這些外交層面的處理與蔣介石實際的暗中備戰之間也並不矛盾，因為蔣介石的對日思維十分複雜，而真實的歷史上不會存在絕對單一，互相對立的抵抗或妥協。
　　今人應該超越追責算賬，從這一系列事件中獲得一些超越性的反思，其中包括張學良對局勢作過於樂觀的估計，幻想日本應該不會如何如何，其實對任何局勢都不妨從最壞處着眼設想；第二是蔣介石對民眾信心不足，又過於寄望國聯調解和“公理處斷”，未能充分了解英美對中國危機作壁上觀的輕視，冷漠和自利態度；第三，考慮到張學良經過計算先不敢打後不願打，而蔣介石覺得東北軍全部入關更便於他下一步整治修理，這裡還有現實政治博弈的一面不容忽略，可謂是“各自想拳經”；第四，張學良的受訪，口述，書面回憶因場合，對象，問題而異。有時大而化之，大包大攬，經常前後矛盾，有些話實在不能脫離語境單獨採信。提問者似乎也囿於過往對“是非”的過度追究而把問題問死，未能把握訪談的主動權；第五，新公布的檔案證據應該納入到宏大和完整的歷史範疇中看，不必作為讀史者打無謂口水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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