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承認，我們理解歷史所用的歷史檔案文獻本身並不那麼全然可靠，裡面已經羼入了歷史書寫者即知識精英的口味和標準。後人編的歷史書更不要輕易無條件相信，它們經過了至少四道篩子：意識形態，精英意識，道德倫理，歷史編纂原則

　　老高按：幾天前讀到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教授的一篇文章《守住底線，讓學術不至於崩潰到別人不相信這是學術》——標題挺長，一看就是為了適應網絡閱讀的需求，主旨談的是關於學術規範的基本原則。
　　今天才得知，這篇文章是一篇更大的文章的最後一部分，這篇更長的文章，看來像在一次會議或講座上的演講整理稿，是十多年前的文章了，但那時中國的互聯網還不發達，所以雖然講述得不錯，但傳播效果和影響範圍很有限。標題也挺長：《大膽想像終究還得小心求證：關於文史研究的學術規範》，也像是網絡時代的產物，不知道原來在《文匯報》上刊出時標題如何。
　　看看葛教授發表此文以來的十多年，他所批評的現象不僅沒有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令人嘆息！或許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看不到有改善的可能，這真讓人懊喪。
　　中國文史學界的規範和底線近乎崩潰，葛兆光教授將原因歸結為三條：“市場的影響”“媒體的推波助瀾”和“行政官員當學術之政的結果”——第三條，說白了就是“權力的干預”。葛教授將之排在市場和媒體之後，當然有其道理，但我認為，真要挽救近乎崩潰的文史學界的規範和底線，學術界自立自強，能夠獨立於市場、媒體和權力，恐怕是關鍵，首先是要不依附於權力！因為只有權力才能通過控制學術界人士而左右學術界。
　　我們看看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市場上、媒體上，也不斷可以看到各種聳人聽聞的偽科學“發現”、“發明”，但學術界基本上可以不受衝擊，不為其所動，你渲染你的，我研究我的，眾聲喧譁無礙於我潛心於書齋，“兩耳不聞窗外事”，就是因為這個學術界自身已經足夠強大，自成體系，在業內能夠貫徹自己訂立的學術規範規則。
　　葛兆光教授此文雖然主要針對學術界的專業人士，但我這個業餘歷史愛好者、業餘歷史普及工作者看了，也深受教益！


　大膽想像終究得小心求證：關於文史研究的學術規範

　　葛兆光，《文匯報》

　　中國文史學界的規範和底線崩潰了嗎？

　　近年來，學術界的想像和杜撰很泛濫，我先說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若干年前，我打開電視，偶然看到中央電視台的一個報道，說陝西有一個自學成才的人，“破譯了《石鼓文》”，證明這個石鼓文是秦的散文詩。我覺得實在是缺乏常識，以前的人難道就不認得石鼓文麼？那麼以前的古文字學者他們幹了些什麼？郭沫若不也有討論石鼓文的文章嗎？到了1996年，還是在陝西，又出來一個發現竹簡本《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故事，連《文匯報》都登了，有的報道還借了李學勤先生的名義說，這個發現多麼多麼重要，多麼多麼值得研究。其實這是一個騙局，如果不是有意的騙局，至少也是一個缺乏常識的笑話。
　　可是遺憾得很，這一類事情很多，並不都發生在學術界外。我再舉一些例子吧，像某個自學成才現在當了研究員的人，出版了厚厚的著作，他發現殷商人不僅在朝鮮建立了第一個“箕子王朝”，而且創造了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他說，“印第安人”為什麼叫印第安呢？原來是因為殷商人流亡到美洲，思念故國，見面總是問“殷地安否”，所以才得名的。
　　這種奇談怪論很多，最近我又在互聯網上看見一則消息，說某研究員已經證明，不是西洋人，而是中國人最早到的北極，是誰呢？原來是漢代的東方朔，根據呢？是《十洲記》和《神異經》裡面那些含含糊糊的描述加上他自己的想像，且不說東方朔是一個半真半假的人物，而這些含糊之辭也不能當作證據，就是《十洲記》和《神異經》，你也還得考證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東方朔的作品？這都是沒有常識的譁眾取寵。這還不說，有人連外國的傳說也拉扯上了，有一個叫宮某某的人根據《山海經》發現，西方人說的伊甸園，就是那個傳說的人類始祖亞當、夏娃住的地方，其實在雲南。外國不夠，更把宇宙外星人扯上，有人說，經過研究，河圖洛書就是外星人的地圖，而和它相似的一個說法說，《周易》是一部神秘的日記。
　　這些匪夷所思的發明，學界中人看起來是笑話，但是在報紙上、電視上、廣播上，卻在很嚴肅地報道着，乍一看，好像是“鶯歌燕舞”，形勢一片大好，新發現一個又一個呀。特別麻煩的是，很多算起來是學術界的人，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也在那裡製造驚人的話題，這並不完全是無知，有的人有知識得很。我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郭沫若當年看到新疆發現的所謂“坎曼爾詩箋”，上面抄了白居易的《賣炭翁》，好呀，又是維族人，又是抄這樣反映階級壓迫的詩歌，頓時大喜過望，寫文章演繹了唐代中外文化傳播的一段考證，結果是文學所的楊鐮先生，經過考證揭開了這個謎局，證明這個被當做唐代東西的，其實，是明代的，這樣就說明，郭老上了當了，為什麼上當？因為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想證明大唐盛世中國和外國的交往，想證明維吾爾族接受漢族文化很早，有這樣的先入之見在那裡，哪裡還能平心靜氣地思考？
　　第二個，是關於古羅馬軍團在中國的故事，有人研究說，兩千多年以前一支古羅馬軍團當了俘虜，被安置在就是現在永昌這個地方，所以至今永昌這裡的人，還是古羅馬人的後裔。這本來是英國人德效騫很早的一個說法，可是後來很多中國人也跟着說，甚至連當地政府也跟着來，希望變成一個神奇的故事，變成旅遊資源。可是台灣的學者邢義田和北京的學者楊共樂，以及上海的學者葛劍雄等人，都反駁了這種追求轟動效果的故事，因為你沒有任何實際的證據，捕風捉影嘛，後來就連原來被當做證人的那個“羅馬人”宋國榮，也否認了自己的外來血統。可是，為什麼會有一些很有水平的學者，也把這件事說得這麼神？這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
　　另外再舉一例，大家看近日的報道，說一個很有名很有成就的教授，最近把陳寅恪的一個推測加以新證，說崔鶯鶯——《西廂記》裡面的主角，是“酒店外國女招待”。其實，陳寅恪早年在《元白詩箋證稿》裡面是猜測過，可能崔鶯鶯是曹九九，可能是出於中亞種族的女子，但他只是推測，而且他反覆說“未得確證，姑妄言之”，而現在這個教授的原意，也只是進一步討論蒲州的粟特移民，可是經過報紙的誇張，就變成崔鶯鶯為“酒店外國女招待”，好像是介紹學術研究，其實只是在譁眾取寵。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出現？我以為有三個原因：
　　一是市場的影響，如今一切市場化，那些老老實實、可能也是乾巴巴的東西，沒有市場效應，可是那些花里胡哨的東西，能夠引人矚目，能賣得出去呀。像有一個人寫《袁世凱傳》，這名字不行，就得改成《竊國大盜》、《偷天大王》，內容呢？你一五一十地老老實實講不行，得說到宮闈秘事，最好來點兒加油添醋的有色佐料。本來學術研究是像跳高，只能一公分一公分地長，可是市場導向卻逼得你去“揠苗助長”。所以，現在市場就搞得學術界裡面，常常有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現象，在那裡製造各種看上去很新鮮，可是只是泡沫的東西，所以有人說是“泡沫學術”，這並不奇怪呀。
　　二是媒體的推波助瀾，為什麼？很簡單，媒體和市場是一樣的，新聞界有句老話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所以它老是要找“人咬狗”的怪事呀，只有這樣，電視、報紙才有人買，有人看，你們看一看，上面我們說的這些古怪的東西，大半都和傳媒有關，有的記者並不是學術界的內行，可是他們手裡的筆卻影響很大，應當說，“成也媒體，敗也媒體”，它要是對學術作嚴肅的宣傳，那是很有用的，我們得藉助他們的力量，但是，要是它瞎摻和亂攪和，那就麻煩了，像《孫子兵法》的事情、羅馬軍團的事情，都是它們炒大的。
　　你們看一下1999年1月北方某報的《遠古中國神秘痕跡》，連“一萬年前的電唱盤”、“周代的集成電路”都上來了，你不覺得這簡直是荒唐麼？特別麻煩的是，現在連批評也媒體化了，本來有學術批評可以監督學術，但是現在的批評自己也要喧譁，所以有的人就在報紙雜誌電視網絡上面越界亂批，把話說得越出格越有反應，把標準懸得越高就越能表現高超，所以如今都亂了套了。
　　三是行政官員當學術之政的結果，這是過去政治掛帥的轉型，因為很多大學的官員，不懂學術，過去是政治第一，如今則換了個標準，要麼以數量來衡量，要麼以轟動來判斷，搞得下面的人只好這樣胡說八道，以前講“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就是這個道理。當然更麻煩的是，如果根據意識形態來製造歷史的心態一旦膨脹，問題就更大。
　　我說一個日本的例子，2001年日本考古界的一個大新聞，就是一個叫藤村的業餘考古學家，竟然偽造了42處遺址和發現，其中包括1984年在馬場壇發現的17萬年前的石器、1992年在宮城縣上高森遺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物等等，這些東西其實是他自己放進去，又自己挖出來的。表面上看來，這只是一個涉及學術道德的問題，但是根本上來說，這樣偽造歷史遺蹟，其是希望挑戰日本歷史源於九州，而九州歷史源於中國的傳統說法，我以前在日本京都大學的時候，常常看到電視報紙用很大的篇幅報道這一類的考古消息，開始還以為是日本人重視知識，後來才漸漸明白，這是“尋根”，他們太希望挖出自己的歷史來了，所以，藤村這種造假才能轟動，才能讓那些日本學者狂喜而不知是騙局。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個科學院院士聯名寫了一篇《正確評價基礎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報》上，裡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則，比如科學成果的評價必須由“廣大同仁承認”，而不是由口頭評價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學術權威的好評”來確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擾，不要由“領導看法”來決定，比如學術論文作者必須嚴肅地對待這些榮譽和承擔這些責任，等等等等，可是，這篇由這麼多重要的大牌科學家署名、這麼鄭重發表在大報的文章，最後竟然沒有什麼反響，五六年過去了，現在情況是每況愈下，為什麼？我百思不得其解。

　　歷史研究中必要的體驗和想像

　　我們並不是說，學術研究裡面不可以有想像，其實必要的體驗能力和想像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夠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我們強調的只是這種體驗和想像要有證據，要有必要的邊界。我們以歷史研究為例來說明，因為一般來說，歷史研究總是相當實證，不重視體驗和想像的，事實上，必要而有限度的體驗和想像是可能的。
　　首先，我們要承認，我們理解歷史所用的歷史文獻本身，並不那麼全然可靠。這裡面已經羼入了歷史書寫者，就是精英知識分子的口味和標準——
　　一個是憑感情羼進了對古人的想像，比如《史記·刺客列傳》裡面，有刺客準備刺殺趙簡子之前的故事，說刺客看見趙簡子那麼勤勉，就自己自殺了，這就是想像出來的，人都死了，你怎麼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動？項羽垓下自殺之前別虞姬，也是一個道理，既然二十八騎士和項羽都戰死了，後人怎麼知道前一夜的纏綿故事？
　　另一個是憑理智選擇了自己覺得有用的東西，像《資治通鑑》就是選和治理天下有關的歷史資料來敘述，《經世文編》也是選了一些有關“經世”的文獻。
　　可是，你看看，當你通過考古發現有那麼多的數術方技資料，通過閱讀當代的報紙雜誌，發現有那麼多無聊的消息和新聞，你就知道，古代歷史經過了選擇、修飾、重組，將來寫的當代歷史，也一樣經過了選擇、修飾、重組。沒有把自己的經驗帶進去的體驗和想像，你透不過這一層被層層染過的修飾，看不到底色。

　　其次，後人編的歷史書，你更不要輕易地無條件相信，現在的各種歷史書，經過了至少四道篩子呢，一是“意識形態”、二是“精英意識”、三是“道德倫理”、四是“歷史編纂原則”。意識形態決定全部的價值觀，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精英意識決定歷史焦點所在，一定是上層精英的活動，這裡背後有一個“決定論”的支配，就是歷史變遷是由這些少量精英決定的；道德倫理規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不可以進入歷史著作，這樣就等於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現一半；最後，歷史學編纂原則：以記事體例的方便與否，排除了一些資料，畢竟不是什麼都可以記載到歷史裡面的，歷史承擔不了這麼多，所以一定會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業餘娛樂、私人空間的內容等等。這樣一來，就需要我們運用想像力和觀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減去的，然後重新通過想像力來重建歷史的原來面貌，當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儘可能接近原來的面貌。

　　再次，由於寫作語境而引起的歷史扭曲，也需要通過體驗和想像來恢復。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境，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們大陸五六十年代的哲學史和文學史，就會因為那個時代的背景，對歷史有不同的敘述，進化論、階級鬥爭論、經濟決定論的思路，就會使我們的歷史變樣子。比如思想史，就會突出唯物主義的一條線，儘管那一條線並不是主流，那也會被濃墨重彩地寫出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歷史就會突出農民起義的位置，像黃巾起義、陳勝吳廣起義、李順、王小波起義、方臘起義等等，太平天國就更不要說了。這是一種常見的情況，比如台灣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把歷史寫着寫着就到了台灣，這是要證明台灣自己獨特的歷史脈絡和文化傳統，而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對二戰期間日本的侵略諱莫如深，為什麼？因為它也要加深歷史認同和捍衛民族榮譽。
　　但是作為歷史研究，我們必須要看清楚這些障眼的東西，仔細剝離開那些影響着歷史敘述的當時的背景，沒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舊經典系統加上新的歷史敘述，一層一層的，像考古時的地層一樣，它遮蓋着一些真相，所以我們研究歷史的一定要透過這些地層，看到地下的東西，沒有想像力和體驗力是不行的。柯林伍德說過一段話，“歷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像古人的心靈活動”，一方面是想像力，“以心傳心”、“將心比心”，一方面是按照大量材料，這就是要考證，要排比，要仔細地去偽存真，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歷史研究了。
　　那麼，這是否意味着我們歷史研究進入後現代？可以隨便想像？不是的，我在這裡強調的，還是被認為是“現代性”的那些東西：證據，證據，必要的證據和大量可靠的證據，這是我們確定歷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礎，沒有證據的想像，只是幻想和瞎想，特別是它必須符合學術規範，符合學術規範的證據、邏輯加上適當的想像，才可以成立。
　　那麼，什麼是學術的規範呢？

　　常識是否可以成為常識？關於學術規範的基本原則

　　我總覺得，現在仿佛是一個常識失落的時代，因為知識和觀念在劇烈變動中間。那麼，怎麼才是秩序的穩定？實際上某種意義上說是常識穩定，常識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共識，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個常識如果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面成立，而且是我們不需要懷疑的基礎，至少這個秩序在一段時間裡就穩定了。可是現在呢？有點兒常識失落和基礎崩潰，常識已經成了非常識。我要強調的是，常識最重要，這就和大米飯白菜蘿蔔對於人來說，比燕窩魚翅更普遍更重要一樣，誰都懂得。在家裡準備阿斯匹林，比準備抗癌新藥更重要。
　　那麼，作為常識的學術規範是什麼呢？我不想講大道理，只想講最普通的。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備的文獻資料。這裡面包括好幾層。
　　第一層，是原始文獻，任何一個課題的研究，都要對研究對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獻有一個全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學，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詩》、兩種《唐書》、《冊府元龜》、《唐才子傳》、《唐詩紀事》、《太平廣記》，當然還要知道《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遺》，要知道石刻資料，要知道去查《佛藏》、《道藏》裡的資料，要對敦煌的文獻有一定了解，還要知道關於地理方面的《唐兩京城坊考》、《長安志》等等。最好還要多少了解一點考古發現的圖像，比如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東西，比如墓室的壁畫等等。有一次，我口試碩士生，他說他的學士論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統和道統，我就問他，能不能在《全唐文》、《新舊唐書》之外，給我們舉兩本唐代初期有關政治史的文獻？他不能答，我以為他一時緊張，便問他《大唐創業起居注》和《貞觀政要》如何，他居然反問我，“有這兩本書麼？”當然，其水平可想而知。
　　第二層，光懂得文獻名稱，知道找來看，還是不夠，還要懂得在這些文獻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更次要的。現在有的人對文獻缺乏常識和通識，亂找亂引，喜歡找一些偏僻的、怪異的文獻，而常見的書卻視而不見。所以，要懂得“讀常見書”是一個重要的傳統研究基本功。陳寅恪對古代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沒有什麼偏僻的文獻，但是一樣有大見識。依靠那些偏僻文獻，出奇兵，走偏鋒，就像武俠小說裡面講的小巧一路，沒有正派的內功為底子，終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會一下子崩潰。
　　第三層，更重要的是對這些文獻要能夠準確地解釋和引用，找了這些文獻來，結果是歪批三國，那等於前功盡棄，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獻，常常是獨出心裁地亂解釋，這就麻煩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個關於此課題起碼的研究史回顧。前人研究是很重要的，學術研究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你得懂得別人研究過的，你如果不能給出新的資料和進一步解釋，你就不要做。現在那麼多重複的論文著作，為什麼？不說它有意偷懶，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過什麼，所以做了等於白做。
　　國外的學位論文，通常必須有這樣一節，因為這涉及學術品德，誰知道你是不是抄來的呢？不加以說明，只是想矇混而已。即使從學術規範來說，做一個研究史回顧，一是說明你了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紹國內外的研究，有什麼已經解決，有什麼得失；二是說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東西，這是博士碩士論文的基本格式之一。
　　可是，我們現在的很多學位論文，簡直好像是孫猴子石頭裡面天生出來的一樣，好像都是它自己的發明。有那麼多發明嗎？比如，現在你要研究禪宗歷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討論胡適、湯用彤、印順的著作，討論忽滑骨快天、宇井伯壽、鈴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國內外的論著，看看這些研究裡面，還有什麼是他們已經說到的，什麼是他們忽略的，什麼是他們已經做對了的，什麼是他們還有錯的。另外，你還要看看胡適代表的歷史文獻的路子、鈴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內在體驗的路子，哪一個更合你自己的想法，這樣才談得上進一步研究。否則，你花這麼大的力氣，重複他們所做的，做了又有什麼用？
　　所以，一個研究者，得對國內外的研究狀況，有一點了解，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後後，有什麼人，什麼研究論著。於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學術刊物，國外的像《T'oung Pao（通報）》、《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亞洲學會會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亞洲研究）》，日本的《東方學報》、《東方學》、《日本中國學會報》、《東方宗教》，中國大陸的《文史》、《中華文史論叢》、《歷史研究》，中國台灣的《史語所集刊》、《漢學研究》，等等。還得掌握一些重要的目錄，像《東洋學文獻類目》之類。當然，現在還要懂得從互聯網上尋找資料。
　　其實，這是很必須的，你在確定一個研究題目的時候，不知道別人做的怎麼行呢？“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很重要，何況它還是關繫到你學術道德，和評定你的學術成就的基礎。我以前介紹過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畢業生論文上的一段批語，裡面就說到這一點。民國二十五年（1936）清華大學歷史系張以誠的論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陳先生評語是：“大體妥當，但材料尚可補充，文字亦須修飾。凡經參考之近人論著（如內藤乾吉等），尤須標舉其與本論文異同之點，蓋不如此則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襲之嫌，且亦無以表示本論文創穫之所在也。”這後面兩句，尤其值得好好記取。

　　再次，學術研究還需要有一個規範的表達形式。
　　比如說，一篇合格的學術論文，除了要有前面說的研究史回顧，有引用書目文獻目錄外，還要有清楚的表達和整齊的注釋，這是通過形式表現的規範。也許有人說，論文主要看創見，看思想，這完全是形式主義嘛。可是我要告訴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種外在的形式。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碩士生博士生的論文，完全符合規範要求的不多。
　　比如說論文後面要有參考書目吧，我曾經看到某個研究所一篇博士論文，表面看上去不錯，參考書目很豐富呀，可是仔細一看，就出了問題。很多書不知道是一回事，於是重複開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開列了一個浙江書局本，《周易》開了一個中華書局的《十三經註疏》影印本，又開了所謂“阮元校刻本”，其實這都是一回事。可見他並沒有認真看過，只是為羅列書目拼湊起來嚇唬人的。
　　又比如說注釋，有的注釋，只有一個光禿禿的書名，沒有版本，沒有頁碼，甚至有的沒有卷數，別人怎麼去查呀？不要說核對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的，也沒有辦法相信你，老天爺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過了這些書，是不是從其他書裡面轉抄來的？我剛剛讀大學的時候，曾經給《文史》寫過一篇小文章，考證干寶的生平，結果一些來自《晉書》的資料沒有注清楚，編輯就退回來讓重新注，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
　　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麼該注什麼不該注，常常是當注不注、不當注注一大堆。其實注釋有三個意義，一是表明文獻資料的來源出處，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達清楚的意思補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裡面，正文可能很不清晰不流暢，所以有的話可以轉在注釋裡面，三是進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資料，就是給讀者提供深入的階梯。可是，我們很多論文的注釋，都不那麼合格。
　　有了這些形式上的東西，學術論文就可以算是學術論文了。我常常和一些朋友討論一個讓我們很苦惱的事情，有人說歐美日本關於中國學的學術論文水平比我們高，我們不很同意，但是我們同意的是，我們的學術論文水平確實有時比別人低。這話怎麼說？就是歐美日本的學術論文，有這些規範，保證了最低的底線，起碼引文、注釋、資料、研究歷史可以清楚，而我們因為這些形式規範都沒有，所以很多論文就像《水滸》的焦挺，整個一個兒“沒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用。所以，我總說，學術界的當務之急不是說我們提高最高水準，拿個諾貝爾獎回來，而是守住底線，讓學術不至於崩潰到別人不相信這是學術。

　　學術評價的標準如何確立？

　　說到這裡，我要多講兩句關於學術獨立的問題。很多人都感慨學術不獨立，當年陳寅恪寫王觀堂紀念碑裡面講的獨立和自由，那是很高的境界。但是，從基本上來說，要想學術獨立，最基礎的就是要有一個完全依據學術的、自我完足的評價體系，不要依照獲得經費的多少，不要因為領導的喜歡和表揚，不要因為一時的轟動和迎合時勢，不要因為媒體的炒作宣傳，不要因為論著數量的量化統計。
　　特別是不要僅僅依靠得到什麼獎。其實很多獎，說穿了就是那麼一回事，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評價尺度，要相信這些外在的標籤和商標？以前“鄭人買履”的故事裡面說的，“寧信度，勿自信也”，好像在今天還是這樣，學術界是否還是缺乏自信？
　　我有時候到書店裡面去看書，很感慨現在書很多，漫天鋪地的，也很感慨現在的書太多，其實很多書可以不必看。有一次我到國外去，和一個西方學者聊天，說起中國學術書的出版，他說大多不必看，我問他為什麼，他說的理由中，有選題重複、沒有新文獻資料、理論陳舊，特別說到很多書看了以後，回頭一想，沒有一處有意義，沒有一處需要作筆記記住。我當時很反駁了他一陣，可是下來以後，其實心裏面也有點兒同感，當時是顧中國學術的面子，但是我們要承認這一現實狀況。

　　那麼，什麼樣的研究是學術的，而且真的是有意義的？在中國文史研究方面，我想有下面三條標準：
　　第一，你是否給本領域本學科內提供了新資料新文獻？這是起碼的，當然不是絕對的，有人用舊文獻舊資料，也能夠討論新的意思，不過，文史研究裡面，是很講究文獻資料的提供的，但是這新資料並不都是剛剛挖出來的，我們不是提倡靠珍本秘籍當獨門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資料，它會從邊緣的、不受重視的角落，變成重要的、中心的資料，比如現在郭店、上博、走馬樓、里耶的簡牘，當然就是新資料，這沒話說，但是以前不重視的一些東西，像檔案、像皇曆、像類書蒙書，如果在新的觀念中閱讀，它也成了新資料，這就給別人提供了新東西，這些東西，就會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來，否則，別人收藏你的論文著作有什麼用？

　　第二，你是否給學科內外提供了新的范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說，真正意義重大的學術成就，不止是給學科內，而且是給本學科外提供新的思路、范型和方法。你看馬克思、弗羅依德、韋伯、福科，他們的理論和方法，給後人開了多少法門。你不跟着走都不行，因為他們的思路一轉，整個現象世界都要重新解釋。
　　“范型”這個詞，是庫恩的說法，我當然不是說要求每個人都成馬克思這樣的大師，如果這樣要求，是“懸的過高”，“以理殺人”，沒有人能做到的，而是說這是一個理想標的，你要有這種意識。何況“范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國維提“兩重證據法”，胡適寫白話文學史和推翻傳統燈錄對禪史的敘述，陳寅恪說的用域外與域內文獻互證，用地下文物與地上資料互證，郭沫若用摩爾根、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討論上古社會，顧頡剛用“層層積累的古史觀”重新討論古史，都是一些范型，後人可以跟着做、照着做，這就是開思路的。
　　我想，所謂一個重要范型的出現，常常會造成三個後果，一是對學科本身的動搖，動搖不是壞事，是重新反思的開端，二是對基本預設的懷疑，以前我講過，預設就是判斷的基礎，很多預設在很長時期內是不被懷疑的，天經地義的，可是它一被懷疑，整個它上面的建築都要重新來，三是對方法的補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於基本預設和學科訓練而來的，如果前面的被動搖，方法也就變化了，方法變化了，可能就有新的結果。比如，我並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號，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紀文學”，也不完全贊同“現代性批判下的當代史研究”，但是我覺得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實際研究成果，能夠讓我重新思考很多問題，重新理解很多資料，好像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就是有意義的研究。

　　第三，我們要承認現在的西方強勢。在這樣的西方強勢中，我們不得不考慮，你的研究課題、成果、表達，是否和國際學術界發生一定的關聯？它能否成為國際學術界的話題之一。先得說明，我絕不是說要迎合國際學術界的潮流風氣，我其實一直在講，要讓學術說漢語，還寫過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國》。
　　問題是，第一，在現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國際學術環境裡面去就不行，因為這些問題也全球化了，學術是天下的學術，你研究別人也研究，不能關起門來充大王，或者夜郎自大當顧頭不顧尾的駝鳥。
　　第二，你不去參與國際學術界的討論，別人就永遠不接納你的話語，你的聲音永遠不出現在國際學界，你就“自絕於人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錢，把論文翻譯成英文，免費散發，為什麼？因為沒有辦法，誰讓你不強大控制話語呢？當然，如果你能夠積極參與，這個話題是國際感興趣的，那麼，就等於你的聲音在裡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後甚至可以領唱，成為主流。
　　第三，有價值的問題和有意義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國際承認，這不等於迎合西方，我想這才是中國應該有的研究成果。可是，順便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為國際承認的成果，你就必須要懂得什麼是國際都能理解、接受和歡迎的課題、角度、方法和表達方式，包括今天講的“學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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