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多人死了，那麼多人逃了，那麼多人變了，一位具有絕世才華、擁有廣闊內心的音樂家，竟在人類最黑暗暴虐的獨裁統治下生存下來，這是多難的一件事！難上加難的是，他還在源源不斷創作！怎麼做到既保持靈魂獨立，又與暴君周旋？


　　老高按：我第一次聽說“肖斯塔科維奇”這個難念難記的名字時，是在文革中期。其實那時他還在世，但在我的感覺中，好像他已經去世幾十年了，屬於二戰、屬於隨斯大林時代而翻過了的一頁。
　　後來了解了更多。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音樂大師之一，這位在蘇聯獲獎無數的作曲家，我景仰他，也傾聽他講述在獨夫暴君治下戰戰兢兢的複雜心緒，但多次聽他的交響樂，卻不得其門而入音樂內涵，只在外面驚愕、焦躁。提前做多少功課都收效甚微，無法把握作品的精義，無法隨之歌、隨之哭、隨之升於雲霄又墜入深淵。我的被貝多芬、莫扎特和柴可夫斯基慣壞了、也窄化了的耳朵，接受不了肖斯塔科維奇！久而久之，將其音樂，歸入我心目中那種“久仰其盛名，不碰其作品”的一類（像歌德的《浮士德》、普魯斯特《追憶似水流年》、喬伊斯《尤利西斯》……都屬此類）。
　　敬而遠之之餘，一個問號在我胸口卻越來越大。一位具有絕世才華、擁有廣闊內心的藝術家，怎麼會在人類公認最黑暗暴虐的獨裁統治下生存？這是多麼艱難的一件事？更何況，難上加難的是——他還在源源不斷地創作！
　　他不是詩人小說家，可以憑一支筆，在不見天日的蝸居斗室里寫自己的東西，藏之名山留之後世；他也不是只寫鋼琴、小提琴獨奏曲，有一兩位演奏家認可，作品就能傳揚；他是交響樂作曲家呀，他的每部作品，都需要龐大的樂隊，需要恢弘的樂廳，需要莊重的服裝，也就是說，需要有人掏錢，砸大把大把的銀子……這樣嚴酷的環境，他並沒有潛逃國外，到自由的環境中噴涌樂思，也沒有封筆沉默，佯瘋裝傻，大隱隱於市；更沒有出賣人格、阿諛逢迎、專寫頌歌，何以能既保持自己獨立的靈魂，又與自己早就看透五臟六腑、看透血脈骨髓的獨裁者周旋？雖然我可以想見，他也必須做出若干妥協，這些妥協，也會被評論家們反覆爭辯不休，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可恥的；我也可以想見，藝術家的感覺那麼細膩鮮嫩，像我們凡夫俗子司空見慣受到的呵斥詈罵，每一句落到他心頭都更加難以忍受……
　　這個巨大的問號就梗塞在我胸口了：那麼多人死了，那麼多人逃了，那麼多人變了，他何以做到“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譜大曲”（改魯迅詩三字）？而且，他的作品還真正成了深刻反映那個時代的豐碑！
　　1979年，肖斯塔科維奇死後三年，他的回憶錄《證詞》在美國出版。據說中文版也有了，可惜我還沒有讀到。我讀到張新奇（如果我沒有記錯，他早年是湖南的詩人、作家）的一篇讀《證詞》的“閒書筆記”：《當我們髒時，請愛我們》。雖然不能完全把我胸口的那個問號拉直，但是多少讓我對肖斯塔科維奇的處境和追求有了一些了解。
　　張新奇文中有這樣幾句話：
　　一些人髒過，我們應該愛他。
　　一些人骯髒，我們只有厭惡。
　　唯一的區別是他們內心是否為髒而羞恥。
　　這是一個發人深思的提醒。這讓我想到我們如今對許多人與事應該採取的態度。
　　當我寫到並肯定一些歷史人物時，經常碰到一些讀者大加撻伐：此人不是有過什麼劣跡、犯下什麼罪過嗎？例如，我談到陸定一周揚晚年的悔悟、反思，就有人指出他們的“文藝沙皇”行徑，他們整過多少學者作家；我談到趙紫陽晚年的選擇、堅持，就有人講述他“反瞞產”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看到這些揭露文字，一方面我很高興有更多朋友投入精力來抨擊共產歲月中的各種反人類罪行，另一方面也不免為一些朋友陷入的思維誤區、邏輯錯亂而遺憾。我介紹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陸定一、周揚、許家屯……着眼點，一是抗衡中共官方包括主流媒體對他們的妖魔化，力圖追尋歷史事件的原貌；二是稱許他們晚年居然能夠悔悟反省——我毫無意願來造神封聖，向今天的讀者推出道德完人、政治旗手。所有中共的大小掌權人，有一個算一個，有誰沒有做過對不起人民、對不起戰友的事？而這些反省者難能可貴的是，他們為過去做過這樣的事而不安、而羞恥、而難過，從而發聲，希望現在的當權者迷途知返，以史為鑑，以己為訓，避免重蹈覆轍。
　　我們不能因為他們今天有了覺悟，就將他們過去的錯誤甚至罪行都“一風吹”；更不能因為他們曾經過去為這座絞肉機盡心盡力，就把他們如今的悔恨懺悔和深刻思考一筆抹殺。
　　我這番話，是針對哪些博客說的，大家都心知肚明。
　　這是題外話，回到肖斯塔科維奇。
　　我馬上來聽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樂》。
　　我要設法讀到肖斯塔科維奇的《證詞》。
　　附帶的，我還想讀一讀張新奇在“附記”中提到的莫應豐那本長篇小說《將軍吟》。


　　當我們髒時，請愛我們——閒書筆記：《證詞》

　　張新奇，蒼山夜語


　　1
    
　　《列比亞德金上尉詩歌》組曲，是肖斯塔科維奇生前最後一部作品。
　　這部作品的靈感，顯然來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群魔》。群魔中，列比亞德金娜是一個女性，三十來歲，醜陋，殘疾，精神分裂，長期遭受兄長毒打，卻不感到羞辱和痛苦。她有個名義的丈夫，那個人只是想看看一個殘廢瘋女人能在人世折磨多久。同樣，《列比亞德金上尉詩歌》中，主人公是一條苟活的可憐蟲，遭人厭棄，最後象狗一樣死去。
　　但在肖氏的音樂中，他對筆下的人物沒有半點輕蔑，而是充滿柔情。
　　特別要指出的是，《群魔》一個重要的主題是探討信仰與恐怖行為。甚至被一些人視為預言，預示了俄羅斯未來的道路。
　　肖氏晩年這部作品，顯然是對世人的重要暗示。但所有人都更在意肖氏頭上的光環，而不會體味音樂中的暗藏的深意。
　　也許要強調什麼，他隨之說：“當我們髒的時候，請愛我們。別在我們乾淨的時候愛我們——乾淨的時候，誰都會愛我們。”
　　這不是語言，分明是哭泣。

　　2

　　肖斯塔科維奇，波蘭裔，出身於中產階層家庭，母親有良好的音樂素養，會彈漂亮的鋼琴曲。
　　“我的童年沒有非同一般的大事，一個作曲家的平生，前奏曲部份都差不多。而好看的是後來的賦格。”
　　他經歷了沙皇時期的動盪與黑暗。那些和他一般大小的孩子，爬到樹上玩耍，路過的亂軍僅僅是取樂，朝樹上開槍，把孩子象小鳥一樣射落，然後將屍體堆上雪橇，拖走了。人性的冷酷，在特定的情境之中，常常會超越大自然的任何嚴寒。
　　1917年革命的衝突中，一個哥薩克士兵用馬刀砍殺偷吃食物的孩子，他看見紅色的血跡轉眼變色，流淌着，象黑色的蚯蚓在地上蠕動。
　　“我的童年象老人一樣無力。”
　　1917年3月23日，彼得堡舉行革命者葬禮，他在圍觀的人群中目暏了一切，回家在鋼琴上彈奏，即興創作《革命犧牲者葬禮進行曲》，那年，他十一歲。
　　如果年輕時沒有改變現狀的衝動，不曾是理想狂熱追求者，那他一生註定是平庸的。
　　革命更換了一個政權，但期待的美好遲遲不肯到來。內戰，戰時共產主義，飢餓，無數遺棄的房子長滿青苔，飄散出霉味。還有路邊馬匹的屍骨，每一點肉屑都被啃光了，白得刺目。
　　每個人都會嚮往天堂，但到達天堂，要經過一片由無數人鮮血匯流而成的血海。可怕的是，一代又一代人艱難地趟過血海，到達的，竟然不是天堂。

　　3

　　肖斯塔科維奇一生與蘇聯革命政權並存，唯一的遺憾是，他內心壓抑了太多憂鬱，去世稍稍有點匆忙，沒有見證蘇聯解體。
　　1975年8月9日，他帶着解脫的微笑合上眼睛時，他獲得了蘇聯政權鋪天蓋地的讚揚。
　　他用天才的音樂宏揚了俄國革命主旋律。
　　他讚美革命中勞動的歡樂，頌揚斯大林領導的反法西斯戰爭。連他那種著名的鏡片後面充滿憂鬱的眼神也是為革命操勞所致。
　　為此，他被授予六次蘇聯囯家獎，並多次獲得蘇聯最高的斯大林獎金，列寧獎金。擔任作曲家協會會長，在莫斯科住寬大的公寓，遠離塵囂的郊外也有政府賜與的別墅。
　　他是唯一一個長期生活在蘇聯，卻在敵對的西方享有巨大聲譽的作曲家。蘇聯政權的文化自信，肖斯塔科維奇是音樂界不可或缺的招牌。

　　4

　　1979年，肖斯塔科維奇死後三年，他的回憶錄《證詞》在美國出版。其影響與給世人帶來的驚愕，如同看見肖氏推開棺材的棺蓋，從墓地如幽靈般走了出來。
　　“關於往事，必須說真話，否則就什麼也別說。追憶往事十分困難，只有說真話才值得追憶。回頭看，除了一片廢墟，我什麼都看不到，只有屍骨成山。”
　　在蘇聯，最難得和可貴的畢竟是“回憶”。它已被踐踏了數十年；人們知道比記日記或寫信更妥當的辦法。當三十年代“大恐怖”開始的時候，受驚的公民銷毀了私人的文字記錄，隨之也還抹去了他們對往事的回憶。此後，凡是應該作為回憶的，由每天的報紙來確定。歷史以令人暈眩的速度被改寫。
　　沒有回憶的人不過是一具屍首。這麼多的人在我面前走過去了，這些行屍走肉，他們記得的僅僅是官方許可他們記得的事件——而且僅僅以官方許可的方式。

　　我的交響樂大多數都是墓碑。那麼多人死了，至今不知葬身何處，即便是他們的親屬也不知道。我許多朋友就是這種遭遇。到哪裡為梅耶霍爾德或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建立墓碑？只有音樂能做這件事。我願為每個受害者寫一支樂曲，但做不到，因此，我把我的音樂獻給他們全體。

　　等待槍決是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我的音樂許多頁都是描述它。

　　第七交響樂是戰前設計的，所以，不能完全視為希特勒進攻時有感而發。我為被希特勒殺害的人悲痛難消，同樣，也為被斯大林殺害的人傷痛不已。我為每一個被折磨，被餓死，被處決的人悲痛。戰爭帶來新的傷痛與戰前的恐懼我一刻也難忘。我不反對把第七交響樂稱之為列寧格勒交響樂，它描寫的不止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也包括被斯大林破壞後再次被希特勒破壞的列寧格勒。

　　粗暴常常伴隨着殘忍，斯大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斯大林喜歡把一個人與死神面對面地放到一起，然後讓這個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

　　如果想說個笑話，你得把客人帶到浴室去，把龍頭開得大大的，然後輕輕告訴他，捂住嘴。

　　我愛春天暴風雨後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

　　主呵，賜給我平靜，讓我去接受那些不可改變的。主呵，賜給我勇氣，讓我去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主呵，賜給我智慧，讓我去辯別它們的不同。

　　如果有一天，我的雙手被砍掉，我還可以用牙齒咬着鋼筆繼續譜寫音樂。

　　暴君喜歡把自己扮成藝術的贊助人，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暴君對藝術毫不理解。為什麼？因為暴君是倒行逆施的，暴君是專門倒行逆施的人。原因很多。暴君乞求權力，他踩着屍體去攫取權力。在權欲的驅使下，他一有機會就忍不住要毀掉人、侮弄人。對權力的貪慾難道不是倒行逆施？如果你是心口一致的，你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必然是肯定的。

　　你內心一升起對權力的欲望，你就成了迷路的人。

　　不說了，我不能再敘述我不愉快的一生了……在我一生中，沒有特別愉快的時刻，沒有極大的歡欣。這是暗淡沉悶的一生，想起來使我難過，承認這一點也使我難過。

　　對蘇聯當局來說，那塊象徵文化自信的招牌轟然崩塌了。
　　《列比亞德金上尉詩歌》組曲再也不需要什麼暗喻。

　　5

　　1936年，剛滿三十歲的肖斯塔科維奇看見死神的鐮刀在頭上飛舞。
　　此前他根據俄國作家同名小說改編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大獲成功。1934年在蘇聯首演，五個月在列寧格勒連演36場，二個季度在莫斯科演出94場。美國，英國等多個國家紛紛上演，獲得巨大的讚譽。
　　這年初，斯大林不知在什麼心情下前往觀看這部歌劇的演出，結果，第一幕還未看完便憤然離場。
　　1月28日，《真理報》開始討伐肖斯塔科維奇，隨之，各大報紙紛紛跟進，各省組織的群眾也以工人農民的名義抗議這個人民的敵人。揚言要剁掉他的驢耳朵連同腦袋。
　　“我險些自殺，危險使我毛骨悚然。我看不到任何出路，終日生活在恐懼之中。”
　　他把希望寄托在好友、知音、支助者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身上，想讓他替自己辯白說情。
　　圖哈切夫斯基一生戰功赫赫，被稱為“紅色拿破崙”。作為有見地的戰略家，在軍事裝備發展的方向上與斯大林意見相左。1937年5月1日，圖哈切夫斯基還與斯大林並肩檢閱遊行隊伍，隨後就在公眾視線中消失了。很快，以通敵罪被處決。隨之，他的妻子與二個兄弟也被處死，三個姐妹關入集中營，連未成年的女兒也遭逮捕。最終，他的母親和妹妹死於流放途中，屍骨無存。
　　在最高權勢的領導人當中，只有一個人真心喜愛我的音樂，這就是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人們叫他“紅色拿破崙”。
　　圖哈切夫斯基大概是我認識的最有趣的人了，他具有傑出的才能，這一點毫無疑問。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和國家一位領導人交朋友，但這友誼被悲慘地拆散了。
　　圖哈切夫斯基的弱點是喜愛藝術。
　　他不僅拉小提琴，還起勁地自己製作小提琴。
　　44歲的元帥被捕之前說：“我小時候多麼想學小提琴啊！爸爸沒有給我買，他一直沒這個錢。我要是成了小提琴手就好了。”
　　圖哈切夫斯基製作的小提琴現在不知道誰在拉，如果琴還在的話。我總覺得它在發出哀婉的聲音。我在生活中很不幸，但他人比我更不幸，每當我想起梅耶荷爾德或者圖哈切夫斯基，我就想起伊爾夫和彼得羅夫的話：“僅僅愛蘇維埃政權是不夠的。它也應該愛你。”
　　我在報上看到圖哈切夫斯基被處決的消息，感到一陣昏眩，我感到他們在殺我。
　　這還不夠讓肖斯塔科維奇驚恐的。
　　在這場大清洗中，71名蘇共中央委員有49人被處決，68名候補委員中，47人被處決。
　　蘇軍6名元帥的4名，15名集團軍司令的13名，80名軍事委員的70名被清洗了。希特勒說我們可以動手了，這個國家沒有了好的軍事統帥。我們只要朝門上踢一腳，那棟破房子傾刻便倒下來。
　　肖斯塔維科奇的合作者，梅斯荷爾德，一名狂熱的革命鼓吹者，僅僅因一部歷史戲中托落茨基的形象蓋過斯大林，便列入清洗名單。隨之被捕，梅斯荷爾徳被捕時正導演歌劇《謝苗·科特珂》，裝扮成歹徒的十多名秘密警察闖進他家，對他的妻子賴赫連刺十七刀，賴赫躺在地上哀嚎，但沒人敢去救她。一個人失蹤了，驚恐的同事當什麼也沒看見，歌劇依然有條不紊地排練，就象什麼也不曾發生，生活依舊。一個又一個知識分子就這樣被帶走，處決。
　　作為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經歷了三十年代那場悲劇。三百多烏克蘭盲人民歌手，都是烏克蘭歷史與民歌的傳唱者，是活着的博物館。他們被召來參加官方主辦的歌手大會，這些可憐的盲人，唱流浪的歌，唱調子曖昧的歌，審查員無法通過審查，索性把他們全部殺掉了。
　　在一個不容忍知識分子獨立精神的社會裡，除了贖罪示好，等待槍決便是一輩子生活的主題。
　　昨天還對他笑臉相迎，奉承有加的同事朋友，現在恨不得馬上把他送入地獄。
　　在那些極度恐懼的時光中，肖斯塔科維奇每天都把行李箱收拾好，端坐在客廳，等待秘密警察敲響大門。
　　“我懷着一種有罪的感覺坐着，而事實上，我沒犯任何罪。”

　　6

　　音樂是人類最神秘，最特別的語言，沒有國界，不分民族。只要有一雙人類的耳朵，你就能為之愉悅或哀傷。甚至如同通靈，你會依照它的節奏，情不自禁地擺動身姿，歡樂與哭泣。
　　這種語言是一種心靈之讖，是優美魔咒，誘人的密碼。任何人都可以憑個人經驗與直覺找到自己的破譯之詩。而現實狀況是，知音難覓。
　　肖氏第五交響樂是為向革命贖罪而作。指揮穆拉文斯基試圖將終曲推向歡樂的高潮。
　　《證詞》中肖斯塔科維奇說，第五交響樂中的歡樂氣氛是威脅下製造出來的。這好象有人用鞭子打你，說，你的工作就是快樂，就是快樂。你站起來，渾身顫抖，喃喃有詞，就是快樂，就是快樂。
　　但法捷耶夫（蘇聯作協主席，1956年自殺）聽懂了音樂深處的悲愴，他在日記中說，第五交響樂是無可挽回的悲劇。
　　同樣，大洋彼岸敵對勢力巨頭，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感到了肖氏音樂中隱藏的況味。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羅斯福提議用肖氏作曲的《相逢之歌》按聯合國憲章改動歌詞，作為《聯合國歌》。
　　《相逢之歌》是1932年肖氏為一部電影寫的插曲，表現工人迎着曙光走向勞動工地的情景，一時廣為傳唱。
　　1945年羅斯福逝世，致哀時，樂隊破格演奏了他生前喜歡的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樂》第一樂章。

　　7

　　《第七交響樂》是肖斯塔科維奇讀《聖經·詩篇》深受感動而構思的。《詩篇》中猶太民族由悲到喜的歷史是人類感情的整體體驗。個人的哀嘆與民眾的輓歌滲透交錯，呼救的絕望與信念的堅決來回往復。
　　《第七交響樂》在戰前就構思了，邪惡對人性侵犯的主題是泛義的，他面對的不只是希特勒，而是人類跨時代的敵人。戰爭帶來新的悲痛於毀滅，同時也帶來專制下人民盡情表達悲痛的權利。親人被殺害，連哭泣都不能，現在可以在侵略者的炮聲中放聲大哭。
　　是肖斯塔科維奇放聲大哭的時候了。他在列寧格勒的炮火聲中加速《第七交響樂》的創作。1941年9月3日寫完第一章，9月17日，寫完第二章，9月29日完成第三章，德軍的炮彈已打進市區。肖斯塔科維奇被迫撤離。12月27日，在古比雪夫完成全部創作。
　　1942年3月5日，《第七交響樂》在古比雪夫公演，觀眾鼓掌長達二十多分鐘。
　　五個月後，樂譜裝入飛機，冒着被擊落的危險，運往列寧格勒。
　　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困九百餘天，餓殍滿城。電台只徵集到28名奄奄一息的樂手，而演奏需要80人。指揮埃利阿斯貝格骨瘦如柴，正躺在床上等待死亡。消息傳到前線，從戰場召回的樂手有軍官，機槍手，還有是直接從醫院抬來的傷員。《第七交響樂》最獨特的鼓點需要一名優秀鼓手，他們找到打擊樂手艾達羅夫時，他已生命垂危，當聽到將要的演奏時，手指微微動了一下。指揮埃利阿斯貝格驚呼，他活着。
　　1942年8月9日，《第七交響樂》在列寧格勒音樂廳演出。
　　埃利阿斯貝格戰後回憶，他如此消瘦，身上的燕尾服肥大不堪，連舉起指揮棒都很吃力。樂手的穿着奇形怪狀，有的穿軍服，有的穿西服。鼓手艾達羅夫在80分鐘演出結束時，鼓槌掉到了地上。很多樂手在那一刻昏厥過去。
　　蘇軍在演出前發射了三千發炮彈，將德軍打啞。飢餓的人群在現場，在收音機旁聆聽了這場空前絕後的演奏。
　　戰後，埃利阿斯貝格想重召原班人馬演奏《第七交響樂》，但活着的人寥寥無幾，演奏席上擺滿白花。

　　8

　　《第七交響樂》拍成微縮膠捲，搭上一架B29轟炸機，運往德黑蘭，然後用專車運往埃及，再由埃及空運到美國。
　　1942年7月19日，《第七交響樂》在紐約首演，數千家電台予以傳播，成百上千萬大洋彼岸的人民收聽到了令人震撼的旋律。這一次特別的演奏被稱為“膠捲之樂”。
　　當月，肖斯搭科維奇頭戴消防帽的頭像登上《時代周刊》雜誌的封面。成為盟國抗擊法西斯戰爭的一個符號與象徵。

　　9

　　多少年以後，即使一萬年，只要交響樂這一音樂形式沒有被人類最終遺棄，在音樂史中，《第七交響樂》便有一席之地。
　　音樂技巧中“漸強”只是簡單不過的兩個字，能把這兩個字運用得爐火純青，登峰造極，震撼人心的只有肖斯塔科維奇。
　　第一樂章，小提琴清朗如水，短笛氣息悠長，表達安寧祥和，恍如田園牧歌，這不難。突然而至的鼓點，是軍鼓，那樣輕，那樣遙遠，但足以帶來不安，和諧漸遠，美夢駁落。鼓點隨音樂漸強，漸強，漸強，反覆變調11次之多。象入侵者粗暴的腳步，越逼越近，邪惡給聽眾帶來越來越大的不安。長達175次鼓點，如同末日來臨，所有聲音戛然而止，只有單一的鼓點那樣清晰，充塞天地。敲得人心發緊，美夢頓碎，後背生寒。
　　沒有錯，這不僅僅是描述希特勒對列寧格勒的侵犯，而是所有的邪惡對人性的踐踏。
　　它的發生地決不限於列寧格勒，而包括歐洲，亞洲，美洲，非洲以及凡有人類存在的每一個角落。
　　它發生的時間也決不止是1942年那短短的幾個月。邪惡對人性入侵的時間是那樣漫長，幾乎囊括人類在這顆星球出現以來全部的苦難史。
 
　　10

　　肖斯塔科維奇所獲得的巨大國際聲譽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他再次看到死神的鐮刀在頭上揮舞。
　　戰爭結束了，帝國擴大了。所以他們要求肖斯塔科維奇用四倍的管樂、合唱和獨唱來讚美領袖。特別斯大林認為“9”是吉祥的。
　　但是事與願違，《第九交響樂》上演後，斯大林發怒了：裡面沒有合唱、沒有獨唱、也沒有頌歌，連小小的獻辭都沒有。只有音樂，斯大林不太懂的音樂，內容含糊的音樂。
　　1948年，宣傳部門點名批判一批“堅持形式主義反人民”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名列第一。
　　斯大林派日丹諾夫整理了一份主犯名單，這對日丹諾夫這樣拷問老手，幹起來駕輕就熟。逼作曲家彼此誣告。一切非同小可，你的名字排在前列，那肯定完了。會議開完了，歷史決議發表了，而後，大會接小會，小會接大會，全國一片聲討的狂熱，就像大堤決口，混濁的洪水奔騰而來。
　　這是肖斯塔科維奇第三次經歷絕望與恐懼。除了認罪與緘默，他無能為力。他已知道，他不止是面對一個喜怒無常的暴君，而是沒有制衡的權力。
　　只要權力沒有制衡，這部機器便會生產出傲慢、殘忍、獻媚、冷漠等等無數產品，而暴君，也只是這部機器的產品之一。這樣的產品還包括馬雅可夫斯基那種對弱者趾高氣揚，對強者卑躬屈膝那樣的勢利者。
　　對這些現代顛僧，瘋狂的聖人來說，世界已成廢墟，建立一個新社會的企圖顯然已經失敗——至少暫時是這樣。他們是光禿禿的地球上赤裸裸的人。過去的崇高的價值標準已經被掃入塵埃，新的理想只能“從反面”來肯定，必須用嘲笑、諷刺和裝傻來回應。
　　一些人髒過，我們應該愛他。
　　一些人骯髒，我們只有厭惡。
　　唯一的區別是他們內心是否為髒而羞恥。

　　11

　　《證詞》出版後，蘇聯掀起過是否偽書的爭論。
　　這絲毫不影響《證詞》表達的真實。這種真實是毫無制衡權力給人性帶來的灼烈痛感。
　　所有專制與暴君帶給人民的苦難與窒息沒有什麼不同，不管你是什麼民族，什麼膚色，他們的痛感是相同的。
　　那些早已沒有痛感的白骨，那些依然苟活，還有痛感的肉體，都是《證詞》的證詞。

　　附記

　　我在年輕時知道肖斯塔科維奇，緣於湖南早逝的作家莫應豐。他是文革時期最早覺悟的人之一。在那樣的氣氛中，無畏血濺五步，撰寫反文革的長篇《將軍吟》。可以說，這部作品是在肖氏的《第七交響樂》旋律中完成的。我親見他以手指當軍鼓鼓槌，在桌面上敲擊第一樂章的鼓點，由輕而重，漸強，漸強，漸強，直至聲震房宇，隨之仰天長嘯，大嚎。
　　莫應豐早年就讀湖北音樂學院，先攻器樂，聽肖斯塔科維奇作品後，大受震撼，引為知己，毅然改學作曲。
　　他說，音樂是情緒，第七交響樂怎麼可以淺薄地解讀成僅僅反法西斯呢？我聽到的是所有的暴政與邪惡對人類的踐踏，正是這樣相同的痛楚，才讓我們有如此強烈的共鳴
　　他說這番話時，肖斯塔科維奇尚在人世，幾年之後，《證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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