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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周里，黎巴嫩冲突局势在升级与外交斡旋之间剧烈摇摆。5月30日，以色列和黎巴嫩军事代表团在五角大楼会面，为旨在结束以色列与总部设在黎巴嫩的恐怖组织、伊朗代理人真主党之间战斗的第四轮外交谈判做准备。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民众便再次产生了一种令人沮丧的似曾相识感：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城堡升起了以色列国旗。博福特城堡是一座建于十二世纪的要塞，也是以色列近二十年占领黎巴嫩、最终于2000年结束却毫无战略收获的痛苦象征。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赞扬重新夺回该要塞，并宣称：“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地重返博福特。”而仅仅又过了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J·川普（Donald J. Trump）宣布，他已经促成以色列与真主党达成停止战斗的协议。

然而，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对川普的声明作出了不同解读，双方的交锋也并未停止。近期历史表明，这种战略上的剧烈摇摆仍将继续。四月中旬，在第三轮谈判结束后，华盛顿宣布将黎巴嫩停火协议延长45天。但在这一宣布之后，冲突却持续升级。根据以色列非营利研究中心“阿尔玛中心”的统计，在5月25日开始的一周内，真主党利用火箭弹、反坦克火力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及以色列平民发动了227次袭击，高于前一周的161次，而且攻击范围更加广泛。以色列北部社区一直遭受持续炮火袭击，数万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不断向黎巴嫩纵深发动打击，并威胁攻击贝鲁特。自四月中旬以来，以军已经夷平多个村庄，击毙（根据其统计）近8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和数百名黎巴嫩平民，并从两个军事师抽调大规模部队，以建立不断扩大的缓冲区。

以色列领导人一直试图两手兼顾，一方面进行高调外交活动，另一方面维持军事行动。他们希望同时满足多个群体的需求：一方面是渴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川普政府和欧洲各国首都；另一方面则是担忧自身安全的以色列民众（尤其是北部居民），以及希望扩张领土、虽然人数不多却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以色列将在今年秋季举行选举，而如果未能强硬回应真主党，内塔尼亚胡政府将面临真正的政治风险。它曾向以色列民众承诺彻底战胜伊朗及其代理武装，而不是妥协。尽管配合外交进程不会给内塔尼亚胡带来国内政治上的负面影响，但认真投入这一进程同样没有明显政治收益。

理解以色列对黎巴嫩政策，还必须放在“10月7日事件”之后以色列思维转变的大背景下。对以色列而言，坐视威胁积累所带来的风险似乎已经过于巨大。因此，以色列已从优先强调威慑转向一种持续运转的安全原则，即优先实施所谓的前沿防御——夺取领土、建立缓冲区，并接受长期持续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强调，夺取博福特城堡是“我们正在推行政策中的一个戏剧性阶段。我们已经打破了恐惧的藩篱。我们正在主动出击，在所有战线上采取行动——在叙利亚、在加沙、在黎巴嫩。”

然而，这种自信展示掩盖着不断增长的挫败感。如果当前这种升级态势继续下去，它将浪费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让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共同战略目标。双方都希望解除真主党武装并恢复黎巴嫩主权；自美国和以色列于二月底攻击伊朗以来，真主党愈发清楚地表明，其最终效忠对象是伊朗，而非黎巴嫩人民。但解除这一民兵组织武装需要耐心而循序渐进的国家治理手段。只有黎巴嫩国家机构才能以合法且可持续的方式解除该组织武装。

以色列无法用火力替代合法性。但它可以帮助塑造有利条件，使贝鲁特重新收回国家主权。本周的谈判必须更加紧迫地推进，其目标应远远超出延长摇摇欲坠的停火协议以及将冲突限制在黎巴嫩南部。除非谈判能够推动一种根本不同的处理方式，并为黎巴嫩人和以色列人都带来切实可见的利益，否则全面战争的再次爆发将不可避免，而永久削弱真主党并实现和平的希望也将彻底破灭。

播下风暴

以色列于2025年中后期开始策划针对真主党的新一轮军事行动。此前，2024年11月达成的停火协议结束了持续一年的上一场战争。那场战争始于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出于对加沙哈马斯的声援，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然而几个月后，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评估认为，真主党已经恢复了部分军事能力，并可能再次对以色列构成严重威胁。2025年2月上台的新黎巴嫩政府提出了一项解除真主党武装的理想化方案，但无论在能力还是政治意愿方面，都无法在以色列能够接受的时间框架内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美国施加的压力以及美以联合对伊战争的准备工作，使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计划被暂时搁置。然而，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以色列最初认为自己成功诱使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当时该组织为了报复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遇刺，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一轮火箭弹。然而，更准确地说，也许是以色列无意中落入了一个陷阱。整个2025年期间，以色列一直享受着一些以色列分析人士所称的“奢侈停火”。它保留了先发制人消除威胁的自由，并在黎巴嫩境内五个地点维持军事据点，而真主党则避免采取行动。以色列原本已经准备好应对真主党针对哈梅内伊之死进行报复，并认为自己迎来了发动更广泛攻势的机会，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实力受损、与伊朗联系减弱且获得支持减少的组织。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真主党与德黑兰的联系如今更加紧密，而且该组织已转变为一种分散式游击武装。过去的克制已经被大胆战术所取代，它不断对驻黎巴嫩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以及以色列北部社区造成致命打击。

对于真主党问题，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

尽管以色列军事行动在战略和战术层面存在缺陷——尤其是在应对真主党升级后的无人机战术方面暴露出脆弱性——但它依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数据，自三月初以来，以军已击毙近30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多名高级指挥官）。它摧毁了一条长度接近一英里的真主党地下隧道网络，缴获大量武器库，拆除了黎巴嫩村庄住宅和其他设施中的火箭发射装置及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并占领了最深达六英里的黎巴嫩南部土地，总面积约占黎巴嫩领土的5%。然而，这场攻势的代价同样极其惨重。超过3000名黎巴嫩人（包括平民）丧生，150多万人流离失所。真主党的袭击造成数十名以色列军人和平民死亡、数百人受伤，并迫使数万名以色列北部居民离开家园；那些仍然留在当地的人则持续生活在威胁之下。

事实是，对于真主党所构成的问题，并不存在军事上的解决办法。缓冲区能够阻止跨境渗透和短程反坦克火力攻击，但对于阻止火箭弹袭击以及清除更北部地区的真主党组织网络却收效甚微。以色列国防军在三月中旬发布的报告显示，影响以色列北部的大部分火箭弹发射都来自利塔尼河以北，而这一地区超出了以色列在不全面占领黎巴嫩情况下所能现实控制的范围。

而且，即便只是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也同样危险。这将使以色列军队长期暴露于游击战袭扰之下，并且如果伤亡人数增加，将像历史所证明的那样成为严重的国内政治负担。1982年至2000年间，以色列曾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希望让以色列平民远离威胁。但由此产生的长期占领导致大量现役军人和预备役军人丧生，耗费了国家资源，并引发国内抗议和政治反弹。最终，这种反弹迫使以色列于2000年撤军，却未取得任何战略成果，反而留下了一个更加受欢迎、能力更强的对手。那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未能带来安全的做法，今天同样无法带来安全。事实上，在一个数十年来首次真正有可能削弱甚至解除真主党武装的时刻，这种做法甚至可能产生更加适得其反的效果。

进一步，退两步

尽管这种做法存在明显缺陷，以色列仍然维持其对黎巴嫩的强硬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已经成为一种全新、更广泛安全战略的核心。在“10月7日事件”的震撼发生之前，以色列的安全战略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建立可信威慑、构建针对袭击的预警体系，以及打造能够在战争中迅速且决定性取胜的防御和军事能力。以色列是一个面临众多威胁的小国，其领导人也一直倾向于通过谈判安排来延长战争之间的间隔，以便让军队、经济和民众有时间恢复元气。以色列国防体系一直将真主党视为其最重要且最直接的常规安全威胁，但同时采用“以安静换安静”的策略维持短期稳定，选择容忍低强度挑衅，而非发动可能引发北部边境战争的报复性打击。

然而，在10月7日，这三大安全支柱全部失效。以色列并没有深入反思这些失败并修复自身国家安全机构，而是转向一种以预防为核心的新战略。这种姿态维持着一种持续不断的冲突循环。除了持续袭击、空中力量展示以及引人注目的特种作战之外，新战略还强调前沿防御措施——这是通过建立缓冲区而在邻国夺取领土的一种委婉说法。

毫无疑问，黎巴嫩无力维护自身主权仍然对以色列构成现实安全威胁。几十年来，黎巴嫩一直为外部势力提供发动攻击以色列领土的空间——从1968年至1982年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到今天伊朗的代理人真主党。但真主党既是伊朗代理人，也是深深扎根于黎巴嫩社会与政治体系中的运动。它运营社会服务体系，建立庇护网络，并维持一种抵抗叙事，以填补国家软弱无力所留下的空白。因此，仅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真主党问题。

内塔尼亚胡正面临要求加强黎巴嫩军事行动的巨大压力。

以色列是在川普要求下，于四月中旬同意与黎巴嫩举行会谈的。在此之前，它曾无视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Joseph Aoun）三月份提出的谈判呼吁。随着四月份谈判启动，以色列一边在黎巴嫩推行其新战略，一边试图释放愿意和平解决问题的信号。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Gideon Saar）声称，以色列“对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但其他以色列高级官员则发出了更具扩张主义色彩的声音。5月26日，国土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写道：“我们需要切断他们的电力供应，关闭开关，并明确告诉他们：如果存在恐怖主义活动，你们将承担后果。”他还警告说，如果黎巴嫩政府无法控制真主党，那么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将成为以色列国的安全缓冲区”。

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两面兼顾。在4月16日的一份声明中，他表示以色列拥有“缔造与黎巴嫩历史性和平协议的机会”，但同时又将维持缓冲区作为谈判前提条件，并在同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打算继续留在“黎巴嫩境内经过强化的安全缓冲区”。他说：“这已不再是‘咆哮雄狮行动’之前存在的‘五个据点’。这是一个从海岸线开始，经多夫山和黑门山山麓，一直延伸到叙利亚边界的安全缓冲区。这是一条纵深十公里的安全地带，比我们过去拥有的更强大、更密集、更连续、更稳固。我们已经在那里，而且不会离开。”而在此后的六个血腥星期里，他的言辞变得更加强硬。

与奥恩达成协议并进行一次象征性的合影，或许能够服务于内塔尼亚胡“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的政治叙事。但现实是，面对真主党致命性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攻击——一种人们早已预见而以色列却准备严重不足的战术——内塔尼亚胡政府正承受着巨大的公众和政治压力，要求其加强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人希望获得安全感，而他们往往忽视和平进程在实现安全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资深自由派以色列专栏作家纳胡姆·巴尔内亚（Nahum Barnea）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准确概括了这种全国性情绪。他写道：“以色列不需要黎巴嫩的承认。它不需要和平。它不需要友爱。它只需要一件事：不要有火箭弹或无人机越过边界。黎巴嫩无法提供这一点。”

加强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样服务于政治目的。每一天只要真主党或其他敌人占据新闻头条，就不会有人认真讨论针对政府在10月7日前后灾难性失误所设立的国家调查委员会，也不会讨论总理所面临的腐败审判。而建立缓冲区则满足了以色列极端、带有救世主义色彩的右翼势力的愿望，他们设想吞并黎凡特地区更多土地；虽然这一群体只是少数边缘选民，但却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黎巴嫩局势升级还可能破坏以色列反对的美伊协议。就在华盛顿和德黑兰艰难就协议框架进行谈判之际，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于6月1日报道称，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谈判已经暂停。德黑兰已将黎巴嫩停火列为任何更广泛协议的前提条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并撤回边界线。

打破循环

然而，内塔尼亚胡近期的强硬姿态掩盖了一个真实困境。通过同时推进外交与军事行动，以色列实际上削弱了自己在这两个领域的努力。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兼谈判代表耶希埃尔·莱特（Yechiel Leiter）引用已故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话表示：“当前重点在于……像不存在真主党一样去争取和平条约，同时又像不存在和平条约一样去打击真主党。我认为我们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这两个目标都难以实现。

普通以色列人明白，当前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无法改善他们的安全状况。国家安全研究所于4月26日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69%的以色列受访者同意“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应当继续进行”。但同时有62%的受访者不同意“当前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能够带来长期安全稳定”。84%的受访者对黎巴嫩安全局势表示担忧，远高于2月份的51%。这种焦虑跨越党派界限。甚至84%支持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的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以色列人正在对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感到失望。他们的军队不断给予真主党战术层面的打击，但却无法兑现国家政治领导层向公众不断许下的大战略承诺，使民众一次又一次被乐观保证所辜负。

解除一个同时兼具政治和社会运动性质的准军事组织武装，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即使在更有利的环境下也是如此。它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迅速成功：一种是武装组织自愿签署和平协议，以换取进入正式政治体系的机会，例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2010年代初所做的那样；另一种是国际联盟强制将民兵组织整合进新的国家结构，例如联合国和北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科索沃解放军所采取的做法。爱尔兰共和军在达成政治协议之后，也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解除武装。而在黎巴嫩，以色列正试图利用外部军事压力迫使第三方——脆弱且派系林立的黎巴嫩国家——解除一个并不合作的民兵组织武装，这使得整个问题及其时间表变得格外复杂。

然而，无论对以色列人还是黎巴嫩人而言，解除真主党武装都至关重要。而随着以色列愈发深陷战略困局，它也有可能浪费一次几十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大量黎巴嫩民众已经厌倦真主党，而近期公共舆论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和平窗口。自2025年初政府更替以来，多位黎巴嫩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人士公开与真主党保持距离，并开始讨论与以色列实现和平——这在过去一直是禁忌话题；一些黎巴嫩人士甚至开始试探性地支持有限外交接触。总部位于贝鲁特的独立研究咨询机构“国际信息公司”于5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大多数黎巴嫩人支持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然而，如果以色列长期驻留而看不到任何实质性外交进展，那么真主党的抵抗叙事可能重新获得生命力，并进一步推动其将自己塑造成抵抗占领所必需的保卫者。

谈判不能流于形式

由美国主导、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参与的谈判在设计上受到限制。由于以色列将在秋季举行选举，谈判团队权限有限，更不用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讨论以色列国防军撤出黎巴嫩领土的问题了。尽管地面局势不断升级，谈判仍在继续，这在理论上保留了取得进展的可能路径。但与黎巴嫩领导人一样，以色列领导人很快也必须证明，这一和平进程能够为各自支持群体带来切实利益。

黎巴嫩政府及其绝大多数人民是以色列的伙伴，在解除真主党武装这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应当被如此对待。作为建立互信的第一步，以色列领导人——尤其是内塔尼亚胡——必须明确表明，以色列对黎巴嫩不存在长期领土要求，而且以色列国防军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只是暂时性的。以色列还应避免进一步强化其军事存在，并应接受将部分撤军作为美伊协议（如果协议签署）的一部分。这样做能够为以色列提供一个急需的退出通道，迫使其缩减扩大的缓冲区，理想情况下恢复到2024年11月停火时所控制的最初五个山头。尽管国内存在要求采取更强硬军事行动的压力，行动上的克制同样十分重要。无差别打击（尤其是在贝鲁特）、夷平村庄以及在黎巴嫩领土上建设永久性设施，都会削弱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合法性及其对抗真主党的能力，并有可能帮助真主党重新塑造其作为黎巴嫩平民保护者的形象。以色列必须校准其行动，在削弱真主党作战能力的同时，保留黎巴嫩国家扩展治理权力所需的民用基础设施。

以色列还可以提出一些能够立即建立信任、同时又容易向国内民众解释的措施：共享河流流域的水利项目、缓解黎巴嫩电力危机的能源合作计划、允许黎巴嫩朝圣者探访圣地，以及分阶段审查被关押在以色列、且并非真主党成员的黎巴嫩被拘留人员身份。这些措施并非让步，而是对邻国稳定的投资。它们也将为贝鲁特提供政治空间，使其能够对抗真主党、继续谈判，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回应，例如废除将黎巴嫩人与以色列人之间所有直接和间接接触定为犯罪的法律。

以色列领导人需要对本国民众保持坦诚，并重新调整公众预期。夸大战果只会加剧公众失望。他们还应停止将黎巴嫩政府及其军队描绘成无能的机构，而应承认其迄今为止在打击真主党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据，黎巴嫩已经拆除了近一万枚火箭弹和近四百枚导弹；重新控制了贝鲁特机场（这是资助真主党的走私网络关键节点）；将与真主党有关联的军官撤出重要岗位；向与叙利亚接壤的东部边境部署军队；并开放关于真主党成员的军事情报档案。作为另一个令人鼓舞的步骤，黎巴嫩中央银行已经对真主党的平行金融机构“善贷基金”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禁令和监管打击。

黎巴嫩政府是以色列的伙伴，应当被如此对待。

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美国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黎巴嫩尚未完成的任务，并明确指出其能力和意愿方面存在的缺口，对黎巴嫩保持问责。美国谈判团队应当将其原则清单转化为一份清晰路线图，由黎巴嫩和以色列共同签署，并为双方设立衡量标准。该计划必须包括加强黎巴嫩武装部队建设（前提是将真主党成员清除出军队体系）、瓦解真主党的庇护和金融网络、在黎巴嫩建立反腐败机制，以及恢复什叶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路线图应明确责任分工，设定现实时间表，并争取海湾国家和欧洲伙伴提供财政激励，从而使解除真主党武装、安置流离失所社区、重建家园以及推动经济发展变得更具可行性。签署这样一项计划还将为以色列带来外交优势——无论是在支持度持续下降的欧洲，还是在其希望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最有可能为黎巴嫩重建提供资金的沙特阿拉伯。

这样的路线图还应当规定一个分阶段的以色列国防军撤军计划，并将其与黎巴嫩达到明确标准挂钩。经过美国主导计划审查、训练和装备的黎巴嫩武装部队，必须在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被确实削弱之后，承担整个南部地区的安全责任。与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不同——后者未能全面监控真主党，而且其授权将在今年夏天结束——美国和欧洲监督人员应根据明确标准评估黎巴嫩的进展：其拆除多少真主党武器、设立多少检查站以防止真主党重新回到过去的势力范围，以及在黎以边境部署了多少安全部队。

以色列还可以提出一个非交战框架，甚至是一项有条件和平协议，一旦真主党的存在被削弱到一定程度即可签署。在这种背景下解决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陆地边界争端，将实现三个目标：削弱真主党作为黎巴嫩保卫者的叙事；使政治领导人能够在无需等待“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宣称取得进展；并向黎巴嫩及国际社会证明，以色列并不热衷于永久战争。

以色列面临一个严峻选择。它可以接受一项艰难但必要的交易：将经过校准的威慑与临时军事措施，同加强黎巴嫩国家能力建设和削弱真主党合法性的明确举措结合起来。或者，它也可以继续依赖预防和报复——这种重视武力行动而轻视耐心外交的政策——并承担不断累积的军事、经济和外交代价。然而，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后一种做法最终只会让真主党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