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欧阳峰-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这种现象也被其它很多实验证实，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启动效应（Prime effect）。一些未反映在意识里的外界刺激，能影响人的行为。这说明，人的思维和认知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过程。最近几十年来，对于逻辑之外的思维活动，人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不仅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也给科普作品提供了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题材。这方面，由本行的专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卡纳曼写的科普读物《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 by Daniel Kahnaman, 2011)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本。（我觉得书名翻译成“思维快慢道”更好。）

卡纳曼把人的思维活动分成两个系统，不妨称为“快道”和“慢道”。“快道”往往是立即，自动的反应，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是“直觉”的思考功能。而“慢道”则需要时间和努力才能得到结论，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理性”或“逻辑”的思维方式。例如，从别人的表情和动作去判断他的情绪和意图，是“快道”的职责。而心算多位数乘法就是“慢道”的任务了。外来的信息就这样通过“快道”和“慢道”平行通过思维过程而汇合在终点，也就是决定和认知。我们也可以把“快道”和“慢道”称为“直觉系统”和“分析系统”。【注１】

从生理上说，“快道”和“慢道”并非属于大脑的不同部分；它们只是大脑工作的不同模式。但两种操作还是有着可以辨认的生理特征。例如，进行“慢道”操作时，人的瞳孔会放大，时间长了心跳也会加快。在疲倦时，特别是血糖水平较低时，人的“慢道”能力会下降，而更多地使用“快道”的模式。

“慢道”是以逻辑为基础的，从文艺复兴以来我们对它已经了解很多。但“快道”却一直是一个迷。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对于逻辑之外的意识活动，特别是“直觉”的认识加深的过程。所以这篇文章主要就来讲讲“快道”的奥妙。

如果思维是一个繁忙的公司，“慢道”就是公司的总裁。它负责所有最困难，最重要的决定，也对下属有否决权。但公司的绝大多数事务都不会摆到总裁的书桌上，否则公司运作肯定会瘫痪。同样，思维的大多数任务是由“快道”完成了，而我们理性的“自我”（主要由“慢道”操纵）参与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快道”以超高的效率为我们打理着日常“俗务”，有了它我们才能生存。但是，“快道”思维也带来不少偏差（也就是我们的认知与现实不符）。很多偏差对于理性的“慢道”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因为“慢道”并不介入大多数的日常思维过程，这些偏差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人类进化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面对的都是一个简单的世界，其中物体的数量（食物，野兽，同伴等）比较小。所以人脑没有自然处理统计问题的功能。而“快道”的偏差很大一部分就在于对统计性质的误解上。

“快道”对数字还是敏感的，它可以很靠谱地估计出平均值。但它对其它统计性质，特别是分布范围，就很没有感觉。例如，有人说小的学区中，学生成绩超好的学区比例高，说明小学区教学质量高。这听起来很合理。但熟悉统计规律的人就知道，即使学生成绩分布是一样的，小学区因为学生样品少，相对涨落自然就大。所以成绩超好的小学区多只是一个统计现象。同样，学生成绩超差的小学区比例也是高的【注２】。另一个让直觉抓狂的统计现象是“回归到平均”（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如果具有随机因素，那么超常的表现很可能是暂时的。例如，成绩超好的考生在下一次很有可能退步，收入超多的人在下一年很可能收入减少，等等。样品与涨落的关系和“回归到平均”都是统计学里的粗浅道理，对“慢道”的逻辑和分析过程来说不难理解。但是，这个理解有违直觉，所以“快道”就往往会想歪了。

小概率事件也是“快道”的软肋。即使数字摆在眼前，人们对千分之一和万分之一的概率差别也没有直观感觉。相反，我们对这类事发生的可能性的估计往往受着情绪的左右。如果一件事对我们有很强的情绪影响（如恐怖袭击，空难等）或者我们能清楚地想象发生时的细节（例如我们拥戴的球队赢球），我们就会高估它发生的可能性（术语为可得偏见）。相反，对于没有亲身经历和形象描述，只有统计数字的事情（如某种罕见疾病），我们就会忽视。怎样应付小概率事件本来就是个困难的问题，我们快道的缺陷更是雪上加霜。我们应对灾难的公共政策往往摇摆不定（例如在枪击事件后，控制枪支的呼声会很高，然后又不了了之），此乃根源之一也。

讲到小概率事件，人们常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空难与车祸的对比。从统计上说，一个人卷入车祸的概率要比卷入空难大得多。但很多人还是更惧怕空难。这是上面说的可得性偏见的一例：空难引起更强的公众注意和情绪反应，所以它的概率被高估了。然而，这个例子还显示了另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往往盲目乐观而忽略统计事实。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开车比“平均司机”安全得多，所以车祸统计不适用于自己。这种盲目乐观不仅在开车问题上。统计显示，新开公司十有八九会倒闭。但这也挡不住前赴后继的创业者。就连精通“思维偏见”的作者卡纳曼也不能免俗。有一次他和同事合作写书，大家都有充分的信心可以打败统计，比“平均作者”出书速度快得多。但结果呢？他们用的时间比平均值更长！虽然在个人层次上，这种忽略统计的乐观往往带来损失，但从整体说，人类的多少进步都是由那些盲目的“楞头青”完成的。所以，这也许是进化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呢。

在统计上的种种偏见，其深层根源之一就是“快道”的世界观是基于因果关系，而不接受随机因素的。所以对于上面说的涨落和回归正常现象，快道总想提出因果解释。小学区的成绩好是因为官僚层次少，好学生成绩下降是因为骄傲，等等。这个“因果偏见”的好处是简化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框架，而使得“快道”能够处理大多数的日常现象。但它也很会误导我们的认知。道金斯就曾提出，这个“因果偏见”是导致人们相信上帝的原因之一：在我们对自然现象了解不够时，“上帝”为了我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终极“原因”。不仅如此，“因果偏见”对我们的日常运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为这个“因果偏见”，人们往往扭曲了对于已发生的事实的解释。例如，在出了问题时，人们会检讨是哪个错误的决定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但事实上，也许人们已经基于当时已知的信息做出了最好的决定，但还是有很多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因素导致了灾难。以现在的知识去检讨以前的决定是不公平的。因果偏见的恶果还不只是追究过去。更重要的是它会让我们对预测未来充满信心。而事实上，即使是专家，对于未来的预测大多是错误的，而我们往往会忘记甚至“修改”错误的预测来臆造“完美”的预测记录。特别是，我们会忘记“回归正常”的统计规律，而期待目前出类拔萃的人或单位在未来仍然如此。MBA教程常常选取特别成功的公司作为案例研究。但十年后，这些公司大多数都默默无闻了。了解事情的随机性和它遵循的统计规律，认识到“因果关系”的局限性，能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现实，对自己的认识更谦卑。同时它也能提供对于“专家”和“大师”的免疫力。可惜的是，当“快道”执政的时候，这些非常难做到。

“因果偏见”是“快道”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简化。另一种简化就是“替代效应”。当“快道”不能回答一个问题时，它会用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来代替。研究表明，政治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与他们“看起来是否有能力”很有关系，不管其政见如何。又如，看起来可爱的动物（如海豚）能募到更多的保护基金。对于更抽象的问题，“替代效应”更为明显。在一个实验中，受试者（大学生）被要求回答两个问题：A）你觉得最近多快乐？B）你上个月有几次约会？当先问A再问B时，两者的回答基本不相关。但如果先问B再问A，得到的答案却几乎完全相关！这说明，在后一种情况下，受试者是用更简单的问题B替代了问题A。因为“快道”处理感情的能力比处理逻辑强，这种“替代”的结果往往是感情取代了“理智”。所以，当我们指责别人“感情用事”时，要记住此乃人之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