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的金融危机，给美国社会带来了震荡。近来的“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反映了人们的躁动不安。其实，美国社会的一些深刻变化已经开始了二三十年了。作为新移民，我们面对的是更个人，更独特的生存和融入社会的奋斗，而对于社会本身的演变，特别是媒体上不常见到的高层白领生活的演变，也许体会不深。然而对于这种演变的了解却是认识美国近几年剧烈变化和今后走向的基石之一。而《错位的美国》（Elsewhere,U.S.A. by Dalton Conley, 2010）就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几十年来美国白领生活变化的窗口。

《错位的美国》的书名概括了作者对于当今美国生活的看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只有当他们奔向下一个目标时才觉得自己适得其所。不论在办公室，家里还是孩子的运动场上，我们都被不同的角色所争夺，被无所不在的网络和电子玩意儿所缠绕，被“应该做更多”的感觉所困扰。我们从不缺席，却总是“错位”。这种“错位”并不一定是贬义的，而只是我们的生活相对于传统的一种背离趋势。

《错位的美国》的作者康利（DaltonConley）是个很有实力和潜力的社会学家。４０岁刚出头的康利目前是纽约大学的社会科学院长，大学讲席教授。２００５年，３６岁的他成为首个获得瓦特曼奖(AlanT. Waterman Award)的社会学家。这个奖是美国国家基金会奖励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杰出青年研究者的。他已经出版了多本学术与通俗著作。然而，《错位的美国》却谈不上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更象一本散文集。它的大多数议论并不基于统计或逻辑推理，而是源于个人的观察和有限的事例。尽管如此，康利以他社会学家的敏锐目光，为我们描绘了当代白领生活图景并试图揭示背后的原因。相信我们不少人看了之后会暗暗点头：“他说的不就是我吗？”【注一】

本书的中心就是这样一个悖论：当今的美国，单位时间收入越高的人工作的时间却越长。这种现象是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截然相反的：那时候的有钱人不需要每分每秒赚钱，而可以花很多时间在高尔夫，教堂等休闲活动上。而今天的公司高管，律师，银行家，每周工作６０到８０小时是很普通的事，更别提通过手机，电邮全天候与工作连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作者总结了三个基本原因。第一，由于工作的性质从单调重复变得有趣有挑战，人们选择工作的自由也增加，使得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活的中心而不仅是赚钱的手段。同时工作成绩和职业名声也成为一个人的“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拼命工作的动力。第二，收入差别上的“红移”现象：收入越高的人的收入增加也越快。所以职场上的人虽然自己收入也在增加，但与自己的上级相比时却感到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似乎自己的收入在降低，需要更多工作来弥补。同时，由于单位时间的收入很高而带来了“替代成本”，也就是说每一个不工作的小时看来都象一笔可观的损失。第三，现代白领有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由于媒体的渲染，白领裁员的现象给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影响。同时现代经济活动中有很多真正价值可疑的工作（如广告），所以从业人员看不到自己的收入来自什么贡献，因而对未来是否能保持收入也心存疑虑。由于这些因素，我们看到了社会物质丰富，人们却更劳累的奇怪现象。

而书中分析的其他种种现象，可以说都与“工作狂”有关。这些现象可以用几个“模糊”来概括。首先是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了。这年头，一方面工作场所流行提供生活协助如托儿服务，餐饮，干洗衣服等，让员工解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由于通信手段的发达，员工（特别是白领员工）也被要求“日夜待命”，即使在家里也不能脱离工作。而且业余爱好也变得与工作有关。例如从事“开源软件”开发的“业余爱好者”，很多就是专业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参与开源软件一方面是自己的爱好，一方面也希望能建立名声，有益于自己的专业生涯。

第二个是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模糊。把豪宅，名车等消费品当作可以增值的“投资”已经是中产阶级的通病了。而且对今天的白领来说，高档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营造职业形象，建构关系网的一种“投资”。另一方面，当今社会虽然物质及其丰富，但“社会地位”仍然是稀缺商品，而其“价格”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而水涨船高。也就是说，高收入人群为了表征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大笔消费某些奢侈品。这两方面的动力造成了消费的无止境增长，也反过来成为了人们多工作多赚钱的另一个动力。

第三个“模糊”，是“人情”与“金钱”界限的模糊。由于大量时间用于工作，许多本来的家庭活动就“外包”给了专业服务者：育儿交给了学校，精神支持交给了心理医生，身体放松找按摩师，等等。这些原来由家庭成员无偿提供的“服务”，现在需要从不同的来源“购买”。这就造成人的社会关系松散和脆弱。而且，原来朋友间的交往聚会现在也带上了“金钱”色彩。每一个朋友都被看作潜在的生意合作者。这几个“模糊”，带来了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远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把妇女参加工作看成是这些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显而易见的是，妇女参加工作对于家庭的结构，工作与家庭的关系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但作者进而提出，妇女参加工作也是社会上收入差距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职业人士甚至高级白领中女性人数的增加，“成功男士”更趋于寻找具有同样收入能力的女士作伴侣，而这种“强强联合”造就了收入超高的家庭。而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中单亲家庭的比例更高。所以在家庭收入的比较上，两者的差距就更大了。（关于收入差距我将另文探讨。）需要指出的是，原作者与本博主对妇女参加工作都没有负面看法。这里只是说一种社会现象。

虽然作者声明，他只是分析当今社会的大趋势并不作道德判断，而且还忠告读者不要抗拒这些趋势，但他的总思路应该是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的“错位”就与“异化”异曲同工，也就是认为这些社会趋势是违背人性的，是损害社会，而不是社会的进步。我想，马克思时代的工人，追求的是生理需要的满足。而今天的高级白领追求的是精神层次的满足：社会地位，成就感等。当然这些满足，不管层次，都是自身行为合理的动力。但高层的需求被自己定义和选择的空间更大。也就是说，今天的白领对于自己行为有更大的选择权，而不像马克思时代的工人那样在时代趋势面前无能为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错位的美国》这本书对我们不仅带来理至上的思考，也对指导行动有实际的意义。

【注一】需要指出的是，书中谈到的很多现象，其实都只限于白领或高层白领之中，并不能算作美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当然本书的对象就是高层白领，这并不是问题。但如果忘了这一点，读来就往往会有“何不食肉糜”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