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

文革之初，母亲被派去省级机关的接待站工作，接待大串联来成都的红卫兵。

大串联是文革历史里特有的一个词,“特指1966年8月到1967年3月，以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或个人为主体，在全国范围内免费乘车（或步行）、接待（食宿），互相串联、交流和宣传造反的活动。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社会动员措施之一”(维基百科）。

为了支持大串联，政府拨出经费办了接待站，外地来到各个城市串联的红卫兵可以在接待站不花钱住宿，吃饭，白吃白住，颇有点共产主义的感觉。
 
母亲到了接待站后，每天接触到不同的人，回家常常给我们讲述一些比较稀奇的事。一个故事是关于接待站来过的一拨彝族人，是凉山地区的。他们没事时喜欢坐在一起晒太阳，互相捉虱子。不知是因为穷，还是习惯，他们的女人都不穿内裤，一条大裙子就遮住了一切风光。要大便时就随地蹲下，完事后起身，裙子一旋转，潇洒而去，不需动一根手指就把一切都搞定，给接待站宿舍大院的地上留下一堆堆大便。

另一个最精彩的故事，母亲居然从未告诉过我们，直到几年前全家外出旅游时在车里聊起过去的时光她才娓娓道来。
 
应该是1967年，母亲在接待站里的工作之一是分管政府拨给的钱。那时候管钱的方法极为原始，连个像样的钱包都没有，钱就这么放在小小的布包里，用一根绳子把布包挂在脖子上，藏在衣服里边，贴近胸口。

串联来的红卫兵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知道母亲管着钱，就叫她交出钱来。他们想串联到北京去，觐见伟大领袖，让青春燃烧！这，就需要路费。

母亲当然不能随便交出钱。公家的钱，虽然是为大串联服务的，也有规则，不能随便动用，同时，她也知道惹不起这些小将们，只好否认身上带有钱。
 
红卫兵们极不高兴。幸而那时是文革之初，人们都还比较单纯善良，即使不相信她的回答，也没有人对她搜身。有人便对母亲说，“不给钱？那你就跟我们一起上北京”。

母亲看情况不好，只好说行，并说：“我也很久没有去北京了，也想去看看”。

前后被红卫兵拥着，母亲和小将们一起上了公共汽车，去他们的集合据点。一路上母亲心里七上八下的，十分不安。去北京，弄不好要搞个十天半月，家里人都不知道她被“绑架”了，这样突然失踪，会急坏的。

很巧，上了公共汽车后母亲居然看见一个熟人同事，一位姓宋的阿姨，赶紧让她转告我父亲，今晚不能回家了。

揣着忐忑，母亲跟着这些红卫兵到了他们的聚集之处，那里烧着大火，一群人又唱又闹。

“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翻到第xx页”，一位红卫兵恶狠狠地对母亲命令道。

母亲照此办理。那时红宝书是全国人民随身必带之物，母亲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一本。
 
“读第xx段”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母亲一字一句地认真念道，不敢有丝毫的荒腔走板。
 
大概是看母亲的态度还好，也就没有叫她继续诵读毛主席语录，这一关算过了。
 
红卫兵们都不睡觉，据点里闹嚷嚷的，由于有火，四周都热哄哄的，青春期高昂的荷尔蒙和伟大的革命理想支撑着这些年轻人通夜聊天唱歌。

母亲知道不能睡觉，索性放松心情，和这些红卫兵小将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居然相谈甚欢，不知不觉，东方既白，已是清晨。

“算了，你走吧”，领头的红卫兵小将叹了一口气，对母亲说道，算是放了她一马。母亲就这样躲过一劫，颇为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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