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除我终身苦 作者/侯爵良 编辑/赳赳 达巴驿站 达巴路口心灵驿站 时代不同，婴儿的命运也不同。今天的婴儿满周岁的时候，为了防止“小儿麻痹”，政府组织给每个孩子打针吃糖丸，从此小孩就不会患上那可怕的“小儿麻痹”，健康一辈子，多幸福！可是，倒退70年，在生我的那个年代，社会黑暗，医学落后，哪有什么“糖丸”可吃？哪有预防小儿麻痹的措施？于是，我的不幸发生了。当我1岁的时候，白白胖胖，正欲学步，忽然我的左脚瘫软，站不起来。全家人惶然不安，呼天叫地，莫知所措。家里人不知得了什么病，全村的人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大家都茫然不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弟弟得病，哥哥挨打。母亲误以为是大我10岁的哥哥背我到河边玩把腿摔坏了。哥哥成了罪人，多次挨打，真是“冤大头”。 请来的骨科医生王玉成也说是摔伤，骨头摔坏了。医生吹牛显身手，给我左小腿绑上竹夹板，绑得紧紧的。其实，他是骗财的大庸医，钱到手后，一走了之，40天也不回头，缺德庸医对患者极不负责。母亲急了，自己动手把夹板拆了。啊呀，不得了，母亲哭了：儿子的脚强直了，小腿萎缩了，肌腱坏死了，脚不能上下动。这不是成残废了吗？母亲的心被撕裂。在旧社会人吃人，人害人，家里出了这样不幸的事，竟然有人幸灾乐祸，说风凉话。“那是前世作了恶呀！”“这是老天报应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母亲的心冰凉冰凉，人前似乎抬不起头来，残疾儿子给他带来了抹不去的伤痛。她怨老天爷的不公，更怨世人的冷漠。
腿坏了，站不起来，我只能在地上爬。别人家里与我同岁的孩子能在地上跑了；我却只能在地上爬。比我小2岁的孩子也会走路了，我还是只能在地上爬。爬呀，爬呀，我一直爬到4岁才勉强站起来学步，开步比正常孩子晚了3年。虽然能走了，但不怀好意的人还在说难听的话：“有残疾的娃儿生长在穷人家，一定长不大”；“长大了，不能耕田犁地，养活不了自己，会饿死”；“饿不死也成不了家，哪个姑娘肯嫁给他。”幸灾乐祸的人就这样给我算命。当然，也有好心的人在为我将来的生计发愁，出了好几条主意。一是要我过继到富人家里当儿子，有吃有穿。这主意并非空穴来风，真有人上门商量过继的事，人家问我：“你愿意不愿意？”我回答：“白天去吃饭，晚上回家睡觉。”别人一听，笑了，人也走了，不再旧话重提。二是要我认识些字，到庙里去当和尚，不干体力活，成天坐着念经。当地“罗汉寺”有个名叫孙普俊的大个子和尚，见我记性好，决意背我进庙，下山来了。我不忍离家，终于作罢。还有人劝我母亲别发愁，学手艺，当裁缝，也是一条路。天生一人必有路，还会饿死了？教书先生劝母亲：“送他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听人劝，得一半。”我便好好读书，心存高远，走出大山，从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走来，到了北京。在求学期间，我的这条病腿带来许多别人想象不到的困难，盼望有机会把腿治好。可是，在四川的医院不知我得的什么病，长期不得治疗。到北京工作以后，心中燃起一团烈火，料定北京的医疗条件好，名医云集，治疗我的病脚有望。
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个秋天，我去自己单位的合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进了骨科门诊室。我的心“咚咚”跳，盼了十几年的诊断治疗今天就要开始了，我多希望有一位名医高手来除却我的病苦！协和医院名气大，这里的医生想必出手不凡。不一会，一位漂亮的高个子女医生出现在我的面前。她一身白大褂，戴着口罩，穿一双高跟鞋，在诊室里走来走去，“嘎噔嘎噔”，颇有气质风度，听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举止不凡，说话有些傲气。求人者畏人。我是求她诊断的，心存敬畏。她坐在我面前，不冷不热地问：“哪里不好？” 我把从小得病的情况对他诉说了一遍。她又不冷不热地说：“这是骨头上的毛病。” 骨头上的什么病呢？她并未细说。我接过话问：“能治吗？” 她伸过手来摸我的病脚，断言道：“不能治。” “为什么？” “你的年龄太大了。” 是的，我年龄大了，已经二十好几。难道这个年龄就不能动手术了吗？这一辈子就这样残废下去？我不甘心，我用乞求的眼光望着这位留学德国的白衣战士，问道：“还有别的医院能治我的病吗？”
不料，这一问，冒犯了这位高傲医生的权威，她斩钉截铁地大声吼道：“我说不能治就不能治！我这里不能治别的任何地方也不能治！” 我像掉进了冰窟，浑身透凉，在蜀地蓉城上学时长期盼望有朝一日进北京治好病脚，不料北京协和医院的权威医生使我的希望成灰。我有点自暴自弃，到此拉倒吧，别再做梦，认命吧，去忍受一辈子的痛苦吧。
从协和医院出来，低头不语，漫步王府井大街。冷静出智慧，我的心又活起来了：你说不能治就真的不能治吗？我不信！偏要找到能治的医院，除我终身苦。人贵有心，不到黄河心不甘。 我想起东交民巷的整形医院，也许那里的医生能为我整形矫正。 然而，希望又变成了失望，他们抱歉道：“我们是对人的面部整形；骨头上的毛病我们弄不了。” 失望的我还不死心，问道：“哪家医院能对骨头整形呢？” “积水潭医院，去那里看看。”
多谢指点，我迅速去积水潭医院。快要下班了，医院关照我，加了个号，让我成为最后一名就诊者。
护士要我脱光衣服躺在检查床上。我不好意思。护士狠狠地批评我：“怕什么，害羞是不是？科学检查就得这样。”
照护士的吩咐，我躺下了，5位骨科医生来会诊，这个来摸摸我的腿，那个来摸摸我的脚，那些温暖的手使我身子产生一股又一股暖流，我的心在说：多好的医院！多好的医生！多好的护士！
摸来摸去，半小时过去了，医院已经下班。躺着的我十分不安，因为看见身边的大夫个个面有难色，护士的脸也异常严肃，失去了微笑。听他们在小声议论：这是小儿麻痹症，马蹄形内翻，肌腱已经坏死；髁关节变形，多长了骨头，成为畸形；小腿肌肉严重萎缩，要是病人年轻10岁就好了，通过动手术，把多余的骨头敲掉，可以把脚板放平，打上石膏，进行矫治，走路就不再内翻，和正常人一样；现在年纪偏大，不好动手术，有风险，万一出事故，矫正不当，反倒事与愿违。议论的结果是不能治，请我下床。
听到这样的结论，我差一点哭了，对医生哀求道：“我不下床，求求你们，再看看，再商量商量，能不能死马当活马医，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治好我的痼疾。”
医生是治病活人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同情我，可怜我，但他们并不改口，仍旧说 “不能治”，要我下床，结束诊断。我躺着不动，坚决不下床，说道：“你们不拿出治疗方案我就不下床。”
医生们理解我急于求治的心情，改口道：“我们是没有办法可想，要不，请主任看看。”
他们说的主任是骨科主任崔大夫。我把希望寄托在崔大夫身上，盼他给我带来福音。可惜，他眼下不在医院，社会活动多，出外开会去了。
我苦等了一周，在崔大夫出诊的那天下午我去挂了号。不巧，崔大夫又临时出外开会未归。护士劝我耐心地等，说崔大夫这个人心在患者，非常尽责，只要有一点时间，他也会来诊室。果然如此，临下班时，主任来了，几位大夫迎过去，请他为我诊断。
进了诊室，我和崔主任对面而坐。我诉说了自己的病情，他一言不吐，把我的病脚抱在他怀里，一只手用力捏着我的脚板，闭上双眼，紧锁眉头，默默无语。几位大夫和护士都围着他，鸦雀无声。这里的诊室静悄悄。我的心情紧张，呆呆地望着崔大夫那张慈祥和善的脸，胖胖的，红红的。他不出声，久久地沉默者，思考着，一个劲地抱着我的脚。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在作什么样的判断？他将发出来的声音是给我带来惊喜还是悲哀？
10分钟过去了，不说话；20分钟过去了，仍然不说话；半个钟头过去了，还是无声的诊断。我的心一阵紧过一阵，有点忍耐不住了，便壮起胆子贸然问道： “崔大夫，我这病能治吗？” 被问的崔大夫如梦初醒，两眼炯炯有光，一脸微笑，大声回答： “能！” 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别人都说不能治，他怎么说“能”呢？我遇到救星了。我是多么有幸啊！我异常激动，闻言而喜，要不是他抱着我的脚，真想立即向他跪下叩头。一个“能”字使我心花怒放，忙问： “怎么治？” “动手术。” “什么时间？” “明天。”
这就是崔大夫的医风，说治就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很想早一天结束我的病苦。
我回到工作单位，做入院的准备。积水潭医院不是我的合同医院，还必须去协和医院开转院证明，否则，住院费不能报销。
我再次去到协和医院挂号，又见到了那位留学德国的女大夫。他见我没好气，责问道：“你又来干什么？你的病脚哪里都不能治！”我说：“万一有地方能治怎么办？”她火了，反问道：“什么地方？”我慢慢地回答：“积水潭医院。”她狐疑不定，怪声怪调地说：“他们能治就治去吧，又来找我干什么？”“找你开转院证明。”这句话让她好没面子，因而怒从心上起，呵斥道：“你怎么不早说？绕来绕去，谁有工夫听你说废话！”
我不说话了，她无可奈何地给我开转院证明，一边开，一边唠唠叨叨，拿我撒气。 我一点不介意，心里反倒高兴，毕竟她在帮助我，在给我忙着开转院证明。如果她生气刁难我，不给开，岂不是半路遇到程咬金。她要通过泄愤来挽回自己的面子。这位自视高明的大夫目空一切，把话说得很绝，不留余地，不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她不能治的病以为北京城里谁也治不了。现在崔大夫能治这又怎么说？当初我如果傻乎乎地听她的话，不再投医，岂不误了我的大事！她喝了点洋墨水，自命不凡，草草诊断，轻易下结论，对患者极不负责任。她哪像崔大夫，人家把我的病脚抱在怀里，那是什么态度？什么感情？何其认真！何其尽责！白求恩在哪里？就在我的身边。我很幸运，遇到了崔大夫这样的医林高手。他嘴里的一个“能”字，使我住进了积水潭医院的病房。
动手术那天，护士先给我“备皮”，把整条病腿的汗毛全部剃光，然后用手术车把我推进手术室，水银无影灯把手术室照得格外亮。王大夫穿着短袖手术服，戴着大口罩，只有两个眼睛露在外面，像个“屠宰场”的把式，我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凉气，阴森森的，生出几分恐惧。王大夫走近我，轻声问道：“害怕吗？”我言不由衷地回答：“不怕。”王大夫宽慰道：“不用怕，要相信科学。”
是呀，要相信科学，这是在新社会，在北京动手术，由医德医术都很好的医生主刀，有什么可怕？在旧社会我哪有这福气！那时遇到的是骗钱的庸医，胡乱地治一通，加重了病情。那时，谁来关心我？看见的是白眼，听到的是风凉话。今天，多少人在关心我！住院的治疗费全由公家报销，何幸如之。前后对比，我这一条腿有了不同的命运，可说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医生。想起这些，我的心平静不下来。我控制情绪，躺在手术床上一动不动，让麻醉师打麻药。只麻醉下半身，属于局部麻醉。他们担心我忍受不了手术时的疼痛，专门安排一位护士坐在我身边，给我聊天，分散我的注意力。聊天的护士知我在房管部门工作，话题转到房子的分配上。他问我怎样才能要到房子，怎样才能换到房子。那个年代，城市住房问题最为头疼，北京人均住房2.8平方米；想必护士家里的住房情况也好不了，所以要向我问这问那。我理解她的心情，仔细回答她的提问。后来，不能回答了，因为麻药向身子的上半部扩散。扩散到胃部，想吐，难受；扩散到肺部，呼吸困难，再也不想说话了。护士知我难受，她还想问的问题也不问了。
我的手术又大又复杂，花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在髁骨部位横切一刀，把多余的畸形骨头一点一点地敲掉，像石匠凿石头一样，叮叮当当，敲掉多余的骨头，把脚板放平复位，整条腿打上石膏，进行矫正。一个月后，拆掉石膏，只在小腿上再打石膏。半年后，小腿上的石膏拆掉了。这时，我的脚板放平了，走路时整个脚板触地，不再侧偏，更不会内翻。由于手术成功，我的病脚被矫正，可以自由行走。现在，我年过七旬，也不用拐杖。要不然，我老了走路困难，出门必与拐杖为友。
腿好了，晚年可以云游四海，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晚境的康乐是谁给的？大而言之，是新社会给我造福；小而言之，则是积水潭医院的白衣战士给我的，尤其是崔大夫功不可没。他一个“能”字，除了我终身的病苦。出院后，崔大夫与我无缘相见，但半个世纪以来，我时时想起他，思念他，他活在我心里，也活在无数患者的心里。被人想念的人是值得称道的人。他过人的医德医术给人间增添温暖，让无数的患者在解除病苦之后，更好地去为社会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他治好了我的腿，使我行动方便，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岗位上能走遍大江南北，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然，我只能是“坐井观天”。
【作者简介】侯爵良：男，编审。1962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房管局工作。1982年调中国报道杂志社当编辑，历任中国报道社办公室副主任、编辑部副主任、总编室主任、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总编辑等职。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 编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家》《哲人哲理哲趣》《陶渊明诗文赏析》《少女喜欢的古诗词》，合著有《中华民族七十二伟人》。退休后独著有“人生三曲”——《人生和谐曲》《人生乐善曲》《人生感恩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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