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除我終身苦 作者/侯爵良 編輯/赳赳 達巴驛站 達巴路口心靈驛站 時代不同，嬰兒的命運也不同。今天的嬰兒滿周歲的時候，為了防止“小兒麻痹”，政府組織給每個孩子打針吃糖丸，從此小孩就不會患上那可怕的“小兒麻痹”，健康一輩子，多幸福！可是，倒退70年，在生我的那個年代，社會黑暗，醫學落後，哪有什麼“糖丸”可吃？哪有預防小兒麻痹的措施？於是，我的不幸發生了。當我1歲的時候，白白胖胖，正欲學步，忽然我的左腳癱軟，站不起來。全家人惶然不安，呼天叫地，莫知所措。家裡人不知得了什麼病，全村的人也不知得的是什麼病，大家都茫然不知。“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弟弟得病，哥哥挨打。母親誤以為是大我10歲的哥哥背我到河邊玩把腿摔壞了。哥哥成了罪人，多次挨打，真是“冤大頭”。 請來的骨科醫生王玉成也說是摔傷，骨頭摔壞了。醫生吹牛顯身手，給我左小腿綁上竹夾板，綁得緊緊的。其實，他是騙財的大庸醫，錢到手後，一走了之，40天也不回頭，缺德庸醫對患者極不負責。母親急了，自己動手把夾板拆了。啊呀，不得了，母親哭了：兒子的腳強直了，小腿萎縮了，肌腱壞死了，腳不能上下動。這不是成殘廢了嗎？母親的心被撕裂。在舊社會人吃人，人害人，家裡出了這樣不幸的事，竟然有人幸災樂禍，說風涼話。“那是前世作了惡呀！”“這是老天報應呀！”“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母親的心冰涼冰涼，人前似乎抬不起頭來，殘疾兒子給他帶來了抹不去的傷痛。她怨老天爺的不公，更怨世人的冷漠。
腿壞了，站不起來，我只能在地上爬。別人家裡與我同歲的孩子能在地上跑了；我卻只能在地上爬。比我小2歲的孩子也會走路了，我還是只能在地上爬。爬呀，爬呀，我一直爬到4歲才勉強站起來學步，開步比正常孩子晚了3年。雖然能走了，但不懷好意的人還在說難聽的話：“有殘疾的娃兒生長在窮人家，一定長不大”；“長大了，不能耕田犁地，養活不了自己，會餓死”；“餓不死也成不了家，哪個姑娘肯嫁給他。”幸災樂禍的人就這樣給我算命。當然，也有好心的人在為我將來的生計發愁，出了好幾條主意。一是要我過繼到富人家裡當兒子，有吃有穿。這主意並非空穴來風，真有人上門商量過繼的事，人家問我：“你願意不願意？”我回答：“白天去吃飯，晚上回家睡覺。”別人一聽，笑了，人也走了，不再舊話重提。二是要我認識些字，到廟裡去當和尚，不干體力活，成天坐着念經。當地“羅漢寺”有個名叫孫普俊的大個子和尚，見我記性好，決意背我進廟，下山來了。我不忍離家，終於作罷。還有人勸我母親別發愁，學手藝，當裁縫，也是一條路。天生一人必有路，還會餓死了？教書先生勸母親：“送他讀書，‘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聽人勸，得一半。”我便好好讀書，心存高遠，走出大山，從小學、中學、大學一路走來，到了北京。在求學期間，我的這條病腿帶來許多別人想象不到的困難，盼望有機會把腿治好。可是，在四川的醫院不知我得的什麼病，長期不得治療。到北京工作以後，心中燃起一團烈火，料定北京的醫療條件好，名醫雲集，治療我的病腳有望。
20世紀60年代的第三個秋天，我去自己單位的合同醫院——北京協和醫院，進了骨科門診室。我的心“咚咚”跳，盼了十幾年的診斷治療今天就要開始了，我多希望有一位名醫高手來除卻我的病苦！協和醫院名氣大，這裡的醫生想必出手不凡。不一會，一位漂亮的高個子女醫生出現在我的面前。她一身白大褂，戴着口罩，穿一雙高跟鞋，在診室里走來走去，“嘎噔嘎噔”，頗有氣質風度，聽是從德國留學回來的，舉止不凡，說話有些傲氣。求人者畏人。我是求她診斷的，心存敬畏。她坐在我面前，不冷不熱地問：“哪裡不好？” 我把從小得病的情況對他訴說了一遍。她又不冷不熱地說：“這是骨頭上的毛病。” 骨頭上的什麼病呢？她並未細說。我接過話問：“能治嗎？” 她伸過手來摸我的病腳，斷言道：“不能治。” “為什麼？” “你的年齡太大了。” 是的，我年齡大了，已經二十好幾。難道這個年齡就不能動手術了嗎？這一輩子就這樣殘廢下去？我不甘心，我用乞求的眼光望着這位留學德國的白衣戰士，問道：“還有別的醫院能治我的病嗎？”
不料，這一問，冒犯了這位高傲醫生的權威，她斬釘截鐵地大聲吼道：“我說不能治就不能治！我這裡不能治別的任何地方也不能治！” 我像掉進了冰窟，渾身透涼，在蜀地蓉城上學時長期盼望有朝一日進北京治好病腳，不料北京協和醫院的權威醫生使我的希望成灰。我有點自暴自棄，到此拉倒吧，別再做夢，認命吧，去忍受一輩子的痛苦吧。
從協和醫院出來，低頭不語，漫步王府井大街。冷靜出智慧，我的心又活起來了：你說不能治就真的不能治嗎？我不信！偏要找到能治的醫院，除我終身苦。人貴有心，不到黃河心不甘。 我想起東交民巷的整形醫院，也許那裡的醫生能為我整形矯正。 然而，希望又變成了失望，他們抱歉道：“我們是對人的面部整形；骨頭上的毛病我們弄不了。” 失望的我還不死心，問道：“哪家醫院能對骨頭整形呢？” “積水潭醫院，去那裡看看。”
多謝指點，我迅速去積水潭醫院。快要下班了，醫院關照我，加了個號，讓我成為最後一名就診者。
護士要我脫光衣服躺在檢查床上。我不好意思。護士狠狠地批評我：“怕什麼，害羞是不是？科學檢查就得這樣。”
照護士的吩咐，我躺下了，5位骨科醫生來會診，這個來摸摸我的腿，那個來摸摸我的腳，那些溫暖的手使我身子產生一股又一股暖流，我的心在說：多好的醫院！多好的醫生！多好的護士！
摸來摸去，半小時過去了，醫院已經下班。躺着的我十分不安，因為看見身邊的大夫個個面有難色，護士的臉也異常嚴肅，失去了微笑。聽他們在小聲議論：這是小兒麻痹症，馬蹄形內翻，肌腱已經壞死；髁關節變形，多長了骨頭，成為畸形；小腿肌肉嚴重萎縮，要是病人年輕10歲就好了，通過動手術，把多餘的骨頭敲掉，可以把腳板放平，打上石膏，進行矯治，走路就不再內翻，和正常人一樣；現在年紀偏大，不好動手術，有風險，萬一出事故，矯正不當，反倒事與願違。議論的結果是不能治，請我下床。
聽到這樣的結論，我差一點哭了，對醫生哀求道：“我不下床，求求你們，再看看，再商量商量，能不能死馬當活馬醫，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治好我的痼疾。”
醫生是治病活人的人道主義者，他們同情我，可憐我，但他們並不改口，仍舊說 “不能治”，要我下床，結束診斷。我躺着不動，堅決不下床，說道：“你們不拿出治療方案我就不下床。”
醫生們理解我急於求治的心情，改口道：“我們是沒有辦法可想，要不，請主任看看。”
他們說的主任是骨科主任崔大夫。我把希望寄托在崔大夫身上，盼他給我帶來福音。可惜，他眼下不在醫院，社會活動多，出外開會去了。
我苦等了一周，在崔大夫出診的那天下午我去掛了號。不巧，崔大夫又臨時出外開會未歸。護士勸我耐心地等，說崔大夫這個人心在患者，非常盡責，只要有一點時間，他也會來診室。果然如此，臨下班時，主任來了，幾位大夫迎過去，請他為我診斷。
進了診室，我和崔主任對面而坐。我訴說了自己的病情，他一言不吐，把我的病腳抱在他懷裡，一隻手用力捏着我的腳板，閉上雙眼，緊鎖眉頭，默默無語。幾位大夫和護士都圍着他，鴉雀無聲。這裡的診室靜悄悄。我的心情緊張，呆呆地望着崔大夫那張慈祥和善的臉，胖胖的，紅紅的。他不出聲，久久地沉默者，思考着，一個勁地抱着我的腳。不知他在想些什麼？在作什麼樣的判斷？他將發出來的聲音是給我帶來驚喜還是悲哀？
10分鐘過去了，不說話；20分鐘過去了，仍然不說話；半個鐘頭過去了，還是無聲的診斷。我的心一陣緊過一陣，有點忍耐不住了，便壯起膽子貿然問道： “崔大夫，我這病能治嗎？” 被問的崔大夫如夢初醒，兩眼炯炯有光，一臉微笑，大聲回答： “能！” 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別人都說不能治，他怎麼說“能”呢？我遇到救星了。我是多麼有幸啊！我異常激動，聞言而喜，要不是他抱着我的腳，真想立即向他跪下叩頭。一個“能”字使我心花怒放，忙問： “怎麼治？” “動手術。” “什麼時間？” “明天。”
這就是崔大夫的醫風，說治就治，“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很想早一天結束我的病苦。
我回到工作單位，做入院的準備。積水潭醫院不是我的合同醫院，還必須去協和醫院開轉院證明，否則，住院費不能報銷。
我再次去到協和醫院掛號，又見到了那位留學德國的女大夫。他見我沒好氣，責問道：“你又來幹什麼？你的病腳哪裡都不能治！”我說：“萬一有地方能治怎麼辦？”她火了，反問道：“什麼地方？”我慢慢地回答：“積水潭醫院。”她狐疑不定，怪聲怪調地說：“他們能治就治去吧，又來找我幹什麼？”“找你開轉院證明。”這句話讓她好沒面子，因而怒從心上起，呵斥道：“你怎麼不早說？繞來繞去，誰有工夫聽你說廢話！”
我不說話了，她無可奈何地給我開轉院證明，一邊開，一邊嘮嘮叨叨，拿我撒氣。 我一點不介意，心裡反倒高興，畢竟她在幫助我，在給我忙着開轉院證明。如果她生氣刁難我，不給開，豈不是半路遇到程咬金。她要通過泄憤來挽回自己的面子。這位自視高明的大夫目空一切，把話說得很絕，不留餘地，不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她不能治的病以為北京城裡誰也治不了。現在崔大夫能治這又怎麼說？當初我如果傻乎乎地聽她的話，不再投醫，豈不誤了我的大事！她喝了點洋墨水，自命不凡，草草診斷，輕易下結論，對患者極不負責任。她哪像崔大夫，人家把我的病腳抱在懷裡，那是什麼態度？什麼感情？何其認真！何其盡責！白求恩在哪裡？就在我的身邊。我很幸運，遇到了崔大夫這樣的醫林高手。他嘴裡的一個“能”字，使我住進了積水潭醫院的病房。
動手術那天，護士先給我“備皮”，把整條病腿的汗毛全部剃光，然後用手術車把我推進手術室，水銀無影燈把手術室照得格外亮。王大夫穿着短袖手術服，戴着大口罩，只有兩個眼睛露在外面，像個“屠宰場”的把式，我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涼氣，陰森森的，生出幾分恐懼。王大夫走近我，輕聲問道：“害怕嗎？”我言不由衷地回答：“不怕。”王大夫寬慰道：“不用怕，要相信科學。”
是呀，要相信科學，這是在新社會，在北京動手術，由醫德醫術都很好的醫生主刀，有什麼可怕？在舊社會我哪有這福氣！那時遇到的是騙錢的庸醫，胡亂地治一通，加重了病情。那時，誰來關心我？看見的是白眼，聽到的是風涼話。今天，多少人在關心我！住院的治療費全由公家報銷，何幸如之。前後對比，我這一條腿有了不同的命運，可說是“新舊社會兩重天”，不同的社會，不同的醫生。想起這些，我的心平靜不下來。我控制情緒，躺在手術床上一動不動，讓麻醉師打麻藥。只麻醉下半身，屬於局部麻醉。他們擔心我忍受不了手術時的疼痛，專門安排一位護士坐在我身邊，給我聊天，分散我的注意力。聊天的護士知我在房管部門工作，話題轉到房子的分配上。他問我怎樣才能要到房子，怎樣才能換到房子。那個年代，城市住房問題最為頭疼，北京人均住房2.8平方米；想必護士家裡的住房情況也好不了，所以要向我問這問那。我理解她的心情，仔細回答她的提問。後來，不能回答了，因為麻藥向身子的上半部擴散。擴散到胃部，想吐，難受；擴散到肺部，呼吸困難，再也不想說話了。護士知我難受，她還想問的問題也不問了。
我的手術又大又複雜，花了將近5個小時的時間。在髁骨部位橫切一刀，把多餘的畸形骨頭一點一點地敲掉，像石匠鑿石頭一樣，叮叮噹噹，敲掉多餘的骨頭，把腳板放平復位，整條腿打上石膏，進行矯正。一個月後，拆掉石膏，只在小腿上再打石膏。半年後，小腿上的石膏拆掉了。這時，我的腳板放平了，走路時整個腳板觸地，不再側偏，更不會內翻。由於手術成功，我的病腳被矯正，可以自由行走。現在，我年過七旬，也不用拐杖。要不然，我老了走路困難，出門必與拐杖為友。
腿好了，晚年可以雲遊四海，提高晚年的生活質量。晚境的康樂是誰給的？大而言之，是新社會給我造福；小而言之，則是積水潭醫院的白衣戰士給我的，尤其是崔大夫功不可沒。他一個“能”字，除了我終身的病苦。出院後，崔大夫與我無緣相見，但半個世紀以來，我時時想起他，思念他，他活在我心裡，也活在無數患者的心裡。被人想念的人是值得稱道的人。他過人的醫德醫術給人間增添溫暖，讓無數的患者在解除病苦之後，更好地去為社會創造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他治好了我的腿，使我行動方便，在從事新聞工作的崗位上能走遍大江南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不然，我只能是“坐井觀天”。
【作者簡介】侯爵良：男，編審。1962年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市房管局工作。1982年調中國報道雜誌社當編輯，歷任中國報道社辦公室副主任、編輯部副主任、總編室主任、中國世界語出版社總編輯等職。出生於四川省宣漢縣。 編著有《中國古代哲學家》《哲人哲理哲趣》《陶淵明詩文賞析》《少女喜歡的古詩詞》，合著有《中華民族七十二偉人》。退休後獨著有“人生三曲”——《人生和諧曲》《人生樂善曲》《人生感恩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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