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 1976年3月26日）上任新建新加坡南洋大學校長時我還在馬來西亞。這位語言學家和文學界風雲人物的名聲對還年小的我已經有很深的印象，去“南大”讀書成了我那時的志願。但事與願違，在實現這個願望之前加拿大的召喚從遠洋飄來，而因政治和其他天造和人造原因，林語堂在南大也只留了6 個月。林語堂和南大的無緣是歷史的配錯，而來加拿大是我的好運，但這註定我和林語堂不會相遇，我和林語堂就此走上了兩條不同的人生道路。
林語堂是20世紀英語文豪，精通英、法、德語。作為一個中國人，林語堂是以英語寫作而成名的。林語堂的最高評價的作品 -- 《吾國與吾民》-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京華煙雲》- Moment in Peking, 1939、《風聲鶴唳》- A Leaf in the Storm, 1941 -- 都是用英語寫的，他寫作的題目大都有關中國，但他的英語才華和對英語的熟練堪比現代西方傑出作家如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塞林傑(J.D. Salinger)，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 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
1919 年，年僅23 歲的林語堂獲得哈佛大學半獎學金與妻子赴美留學，在哈佛學者布利斯佩里 (Bliss Perry) 和歐文·巴比特 (Irving Babbitt) 的指導下他獲得哈佛比較文學碩士學位。那時，林語堂和美國著名詩人T.S.艾略特 (T.S. Eliot) 被譽為巴比特的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學生。完成學程之前他的獎學金被切斷，經濟情況日益惡化的林語堂於是移居法國，在法國的 YMCA 做工，之後他前往德國，在萊比錫耶拿大學(University of Jena) 完成了語言學博士學位。從 1923年到1926 年，林語堂任教北京大學英語文學教授，1926 年他出任廈門大學院長。
像幾乎所有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林語堂積極參入對當時中國社會弊病的沸沸揚揚的評論，他的文章很快就受到當時軍閥的注意，於是被“狗肉將軍”張宗昌趕出北京。1926 年，林語堂一家逃回廈門到廈門大學任職，之後林語堂被任命武漢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的秘書。
1935年，在美國作家賽珍珠的鼓勵下林語堂完成了用英語寫的大著《吾國與吾民》。《吾國與吾民》之不平凡在於林語堂以英語文學家的語言技能，用幽默的文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幽默”這個名詞是林語堂首創）精闢地描述他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爐火純青的認知。雖然這本書寫於上世紀30年代，書中對中國的洞察和前所未有的精闢描述，至今仍不過時。而且，作為半輩子在國外生活並有很深中西方文學造詣的人，林語堂能以異常客觀的眼光描述中國而不覺得有必要為中國的缺點辯解。這本書優雅的語文和對中國社會深刻的描述轟動了美國，一出版很快就成了美國最暢銷的書，並被翻譯到其他語言。
由於他的雙文化背景，林語堂在書中為我們提供很多英語和漢語思維的差異的範例。比如他說，下面的學術性很強的英語句子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ut difference of degree between 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erence and no difference.
是無法用中文思維表達的。中國人必須用孟子的一句話來代替：“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這種替代品在定義與精確性上都不如原句，儘管孟子的行文對中國人會更明白曉暢。林語堂說，像“-ness”這樣的抽象名詞（表示“性質、狀態、程度”等等、附在形容詞詞尾構成的抽象名詞）中文裡一概沒有。在中文思維里，抽象和具體概念常無分別，比如 clever 和 cleverness ，聰明，漢語都用同樣兩個字。中國人表達抽象概念會簡單地像孟子那樣說：“白馬之白猶白玉之白欽”。這種抽象與具體概念的混淆與中國人的思維不善於進行分析有關。
中國人的邏輯常與私人關係聯繫在一起，中國法官不能把法律看作一個抽象體，而必須把它看作一個可變通的量，並具體地運用到某一個人身上，如黃上校，李少校等。於是，任何與個人聯繫不緊密的法律，任何不能視黃上校、李少校的具體情況而定的法律都是非“人道”的法律，所以也不成其為法律。中國的司法是一種藝術，不是科學。就是這個原因，雖然“中國頭腦”能用於中國社會，但在西方卻很糾結和困惑。同一個原因，“中國頭腦”和科學很難兼容。
他說，中國人缺乏“社會頭腦”，“公共精神”是一個新名詞，正如“公民意識”、“社會服務”等概念一樣，在中國沒有這些物體。對中國人來講，社會工作甚至慈善義工看起來總是在“管別人的閒事”，對他人的好意中國人總是有懷疑的態度。
中國人雖然對朋友和對熟人平常有禮，但對既非朋友又非熟人的人則不然。中國人，作為一個社會成員，對同乘一輛電車的乘客，對和自己一起排隊買戲票的人，甚至對鄰居都一貫採取明顯敵對的態度。 引用韓非子的理論，他說，“中國今天仍然有太少的公民，大多的私人。其原因在於缺乏足夠的法律保障。這與道德無關，罪惡在制度。”“ 中國今天所需要的並不是對政治家們進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給他們多準備一些監獄。在那些貪官污吏們可以大模大樣地定購去橫濱或者西雅圖的一等艙時，談論建立什麼廉潔政府，純粹是白費力氣。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榮譽，而是簡單的法律處治，或者說是將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榮譽的官員們拉出去槍斃的勇氣。”
無論是 80 年前還是今天，“我爸是李剛”這種心理是典型的。
這本80 年前出版的書在今天對於很多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外籍人仍舊是必讀書。一個外籍讀者說，“在我工作的每一天，林語堂對中國人的深刻觀察都引起我們的共鳴。”
有趣的是，有一位中國讀者說，“我看的是中文版。雖然我也有一本英文版，但誰會在有中譯本的情況下看英文版呢？至少我不會沒那麼崇洋，更何況這種書，看英文幾乎完全失去了它的美 -- 我比對過文中的言辭，英文確實較中文遜色很多，將中文的美已經完全抹滅掉了。”顯然，這位讀者不知道，這本來是一本英文書，無論翻譯得怎麼好，從這本書的中文版我們無法體會到它的“原汁原味”，只有從英語原版我們才能夠體會出作者的原意。
就如魯迅的阿Q正傳是一本有爭議的書，中國出版社也覺得《吾國與吾民》需要通過今天的政治思想的過濾。《吾國與吾民》英語版在中國都無例外遭遇了“政治正確化”刪節或篡改的命運，而所有中文版亦如此。唯一忠誠於英語原文的是 2002 年沈益洪翻譯的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的中文版。
我們讀這本書，不只是因為這書是中國人寫的，也是因為（從語言和文學的角度來看）它是一本非常好的英語文學作品。我認為，這本書是要讀英語原版的，對於任何學英語的人，讀這本書的英文原版是學英語的很好方法，不過，要完全理解書中引用的中國文學和歷史例子需要英語和中文版一起讀。
即使林語堂不幸生在一個“錯誤的時代”和“錯誤的地方”，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林語堂功不可沒。1975 年林語堂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沒有獲獎。有人認為是 20 世紀中國凌亂的政治奪去了林語堂獲得諾貝爾獎的機會。林語堂1976年去世，而諾貝爾獎不追授已去世被提名者，不然他可以數次再被提名，在以後可能獲獎而成為第一個華裔文學獎得主（法裔華人高行健 2000年獲獎成為第一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