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性独立思考和斯德哥尔摩症 西方私立中学和大学有一门叫“思考”，Thinking，的科目（或类似名称），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客观理性独立思考能力。 客观理性独立思考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在做结论前从不同角度探讨和了解对问题的各种论点。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很大程度是一种理性和逻辑思考的测试。在 LSAT 考试里获得高分的学生往往是以后的出色律师和法官。学生参与法学院举办的模拟法庭审讯 (mock trial) 和模型议会 (model parliament) 时要能够对议案提出支持和反对的两方辩论。 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网友伊萍博文《有多少中国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症》。伊萍对“斯德哥尔摩症”做了详细的解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专权国家的“斯德哥尔摩症”现象是个严重问题，但我想指出的是，中国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有一个更大的、和文化/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原因。中国人对西方的“爱、恨、恐惧”情结，不仅来自“百年国耻”，也来自五千年血统，种族，文化，历史，传统，语言，政治和教育的融合，是很多中国人无法摆脱的精神包袱。即使没有斯德哥尔摩症这个东西，中国的文化与教育塑造出的今天中国人的心态，让有些中国人对和自己相差的观点难以了解，更别说接受。 所以有些中国人分不开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乡土、种族、国家、意识形态、和党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忠诚，这些人对“党”（“权威”的代表，英语的所谓 authority figure）的盲目支持不仅是“斯德哥尔摩症”的体现，也是中国式教育的一个结果。 理性独立思考让我们能够客观地理解并接受各种意见，理性独立思考能力是文明社会运作的前提。从根本来说中国教育系统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缺点在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和创造性思维的缺乏，这个现象到了大学层次仍然存在，而可见于西方高校文科表现很常优于中国。教育界的朋友常对我们说，中国学生让他们最烦恼的是这些学生缺乏横向思维。西方民主国家的教育体系目的在于在一个无束缚的环境下追求知识，因此西方教学方式用的是横向思维，但在东方文化里，教育被视为国家和政府的工具，因此教育方式往往是“纵向”（而不是横向）的。作为国家的工具，统治阶级的主要目标是塑造公民来为当政者（被混淆并美其名为“国家”）效劳。统治阶层只允许你有一个固定的思维，让人民养出抽象的自由独立思考对当政者不只是一种奢侈，也是一个颠覆性的危险，不足为奇，刘晓波、艾未未这种人物无例外被视为社会稳定的威胁。 儒家教育强调社会秩序、 社会分层、服从权威，不鼓励横向自由思考。由于中国教育体系不提倡横向思维，有些中国人没有在“框子”外面思考的习惯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中国的制导性教育（有人称之为“洗脑”）让很多在中国长大的人常对问题采取主观，甚至极端立场，极端主义的形成往往是同胞自相残杀的原因。利比亚、索马里、斯里兰卡、阿富汗是好例子。中国的历史就是一场不宽容，不断斗争，互相残杀的悲剧。 狭隘的教育的一个影响是有些中国人没有分辨事情的各种微妙的“色调”的习惯（英语叫 shades of grey），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白色或黑色的。同一个原因这些人没有幽默感，很容易发怒，动不动开口骂人。我们知道，无知和偏见有因果关系，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有种族和文化偏见的一个民族，抱怨别人有偏见的人往往自己其实最有偏见。如果我们不能容忍异见，不接受每个人都有持不同观点的权利，不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人类将无法避免战争。 话说回来，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民主体系下有些公立学校与其教导学生，实际上仅根据考题教课，其结果是学生一样培养不出独立思考，无知和肤浅代替学问，并有些学生以模仿、抄袭和作弊来满足作业的要求。对这一点和私立学校之所以生意蒸蒸日上的原因我之前的文章《移民加拿大为了什么？谈子女的教育和英语》已经提起了。 漫谈“批判式思维”与“建设性思考” -- 多思博文 骆家辉、胡士泰、李光耀和“中国DNA” 基辛格《论中国》（书评） 为什么选择民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