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大堡小勞教》：媽媽，我要回家

真微禪

來源：互聯雜談

作者：馮翔

四川的未成年人集中勞教，是“大躍進”在城市公安系統的一種表現。從1958年開始，來自全四川的數千名“小勞教”陸續出現在峨邊縣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歲，最小的九歲。這裡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國營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當年一個姓蔡的組長回憶：“我當年一個一個登記的，死了2600多人。”剛開始還有棺材，後來就用炕席捲起來埋，最後死者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下來跟當地農民換糧食，光身下葬。本文摘自2013年5月30日《南方周末》，作者馮翔，原題為《“媽媽，我要回家”：紀錄片〈大堡小勞教〉尋訪的一段歷史》。

王玉鳳14歲時，被母親送去勞教。她最終活下來，是因為一鍋豬蹄燉花生。因為長得漂亮，她被選進農場的京劇團學戲。一天晚上失火，大家去搶救戲服，她發現劇團灶上一隻鐵鍋里，有滿滿一鍋豬蹄燉花生。她偷偷端走，藏到一個山洞裡，餓了就去吃，吃了好多天，吃得直拉肚子。最後她熬到了大堡作業區被撤銷，最終和另一位“小勞教”結了婚。

1958年仿效蘇聯設置的四川省地方國營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關押了幾千名“小勞教”。

1961年，大堡作業區宣告崩潰，解放軍上山把瀕臨死亡的“小勞教”一個個背下山。一名醫生怕追究責任，喝碘酒自殺；沙坪農場場長被判十五年徒刑。

“你看不出來吧？我是被判過死刑的人。”

2013年5月16日，靠在曾伯炎成都家中的沙發上，68歲的陳德全指着自己的鼻子笑。他聽說曾伯炎在尋找當年的那些“小勞教”，特地從上海趕過來，接受他的採訪。在四川生活了33年，這個老人的上海話摻雜着濃濃的川音。

1958年，《四川日報》的青年記者曾伯炎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到四川省樂山市峨邊縣的勞改農場建築隊強制勞動教養。每一天，他要靠肩挑背扛，把一百多公斤木料運到三十多公里外。

沒幾天，他驚異地看見一群孩子，正是戴紅領巾的年齡，卻都一樣衣衫襤褸，一樣面黃肌瘦，舉着比自己還高的鋤頭開荒種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媽媽呀，我要回家……

五十多年後，白髮蒼蒼的曾伯炎再次行走在那條森森莽莽的路上。他帶着同伴和攝像機，去尋找當年那些孩子。更確切地說，是去尋找他們的墳墓。2013年5月，紀錄片在香港、台灣公映，半個月後，在騰訊等門戶網站上播出，這部紀錄片的名字叫《大堡小勞教》。

還記得電影《教育的詩篇》嗎？

剛13歲時，陳德全就捲入了兩場社會運動。先是上海要在建國十周年搞獻禮，打造“十無城市”，其中一項是“無流浪兒”。1958年10月29日，上海市兒童教養院502名兒童集體被遷到甘肅省張掖縣，陳德全是其中之一。他受不了當地的艱苦生活，偷跑出來扒火車，想要回上海。車到成都查票時，他被趕下車，旋即被收容勞教。

於是他又趕上了另一場運動：1957年末，四川省公安機關對全省流浪在街頭，或有輕微違法行為的未成年人，處以勞動教養——這是向蘇聯學習的未成年人收容教養制度。

蘇聯將內戰產生的大批流浪兒集中起來組成“高爾基工學團”，收容教育；工學團負責人、教育家馬卡連柯主持工作八年，把經歷、心得寫成六十萬字的《教育的詩篇》。1955年蘇聯拍攝了同名電影，1957年這部電影配上了普通話，在中國放映。

時年12歲的重慶人陳桐均跟陳德全成了難友。陳桐均跟老師拌嘴被學校開除，怕家裡打，就流浪街頭，偷些廢銅廢鐵賣錢買餅吃。收容人員對他宣布：“由重慶市五人小組批准，送勞動教養。”

五人小組由公安、民政、司法、勞動等部門負責人組成，是當時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領導機構和具體審批機構，無須任何法律程序便可決定勞教。這也是從蘇聯照搬的做法。

12歲的顏嘉森所在學校里，發現了“反動標語”，派出所懷疑寫標語的是他，就把他勞教了。懷疑的原因，僅僅因為“他父親可能是歷史反革命”。

13歲的楊澤雲，家裡孩子多，生活困難。街道和派出所對他母親說：給孩子一條生路，去勞教。那裡有飯吃，又能讀書。母親就簽了字，申請勞教。

曾伯炎的研究表明：四川的未成年人集中勞教，是“大躍進”在城市公安系統的一種表現。1958年6月，北京市領導說：“要把北京市的社會治安和政治情況搞得像玻璃板，像水晶石，像鏡子一樣。”各地紛紛仿效，提出各種“放衛星”式的口號和做法。上海的“十無城市”、兒童教養院的外遷即是如此。成都一個派出所乾脆宣稱，一天破了一萬件案子。

從1958年開始，來自全四川的數千名“小勞教”陸續出現在峨邊縣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歲，最小的九歲。這裡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國營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

峨邊縣屬於四川小涼山地帶，地廣人稀，人稱“中國百慕大”、“死亡之谷”的黑竹溝就在這裡。1957年，四川省監獄系統派出兩名幹部，去勘察適合設立勞改農場的具體地點。前有大渡河、後有八百里原始森林的峨邊縣中選。

農場設在縣政府所在地沙坪鎮附近，因而得名沙坪農場，曾伯炎等成年“右派”當年就在這裡勞教。大堡作業區是農場專為未成年人設立的一個分部，作業區的房子還沒蓋好時，那些孩子就暫時在沙坪農場勞教。從1949年前的老縣城——大堡鎮到作業區有二十幾里地不通車，孩子們在押送下步行抵達，要走幾個小時。

作業區分為五個中隊，分布在幾十里的一條山路兩側。每個中隊約四百名小勞教，分為五個組。為了最大限度地節省管理人力，除了三名管教幹部，組長、醫生、教師等均由“右派”擔任。

四川省團校教師林憲君是組長。“小勞教和勞改的少年犯，全混在一起，沒有區別。”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惟一的區別是勞改有刑期，勞教沒有。”

每個組住一棟茅草屋，四周用土牆擋住，七八十個孩子睡在一個大通鋪上。大通鋪白天當教室，每一段是一個年級，教師們各占一段，給擠在一堆的孩子們講課。每個孩子都發了些鉛筆和練習本。

半天課上罷，是半天“勞動鍛煉”，每人發一把鋤頭去開荒。開荒有定額，但許多孩子還沒有鋤頭高，一舉起鋤頭人就仰過去了，罰站也無濟於事，開荒定額只好作廢。

開荒名存實亡，另一個原因是這裡不適合發展農業。曾伯炎那一批成年“右派”的勞作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小涼山地區海拔近2000米，風大霧大日照又少，土壤貧瘠。1958年，他們苦幹一年開荒生產收穫的玉米，一個月就吃光了。

沒有人想過這些孩子的個人衛生問題。楊澤雲在大堡一年多的勞教生活，從未見過牙刷牙膏，也沒有人組織他們洗澡和剪指甲。每人發一件帶編號的勞改服，小孩子不會補，沒幾天就形如乞丐。

蘇聯電影《教育的詩篇》，拿到大堡作業區去逐一放給五個中隊的小勞教們看，宣揚“好好改造”的道理。五中隊最偏遠、路最難走。對面可以喊話的兩個人想要見面，需要爬一個多小時的山。背着沉重的放映機翻山越嶺，難度可想而知。

教育效果不佳。當年的一名“小勞教”說：“餓得打偏打偏，都睡在床上不起，還看電影？”

“蕭復新，原諒我”

1959年的冬天，“大躍進”的惡果爆發。最突出的表現便是飢餓。

三年後，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這三年，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糧是21斤，農村居民每天的口糧只有1到2兩大米。大堡的幾千名“小勞教”，當然逃不脫這場災難。

“每天吃兩頓，每頓一個玉米餅子，掰開一看裡頭全是野菜，只有外面薄薄一層玉米粉。”陳桐均用手比劃，那個餅子大約有自己的掌心大，“我一頓吃十個都吃得完。”

飢餓迅速教孩子們學會了辨認油菜、豌豆、胡豆等農作物，開荒變成了一場末日的晚餐。“小勞教”們把所有的種子都挖出來吃掉了，甚至包括用福爾馬林泡過、糞水澆過的蘿蔔。“看起來是一片青，人經過就是一片光。”當時在一中隊的小勞教李世元形容。

李世元回憶：有些同伴在地里翻的時候抓住了老鼠，直接就吃。老鼠被吞下去之前，在嘴裡還吱吱直叫。而蟋蟀就不那麼甘心被吃掉，它會咬人的舌頭。陳桐均吃蚯蚓。“當地的蚯蚓特別大，都有四五十厘米長。我兩頭一掐，中間泥巴用水一抹，就吃。”

“最好吃的是推屎耙（屎克郎）。”如今67歲的楊澤雲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起來還帶着笑意，仿佛在說某種美食，“就是廁所里爬出來的那種，我們烤了吃，蠻香的。”

死神慢慢找到了機會，向孩子們下手。林憲君現在還記得一個名叫蕭復新的孩子，餓得奄奄一息，管教幹部怕這孩子死在隊裡，叫他背到十幾里外的醫務室去。一路上，蕭復新和他講自己的身世：3歲父親去世，母親靠撿垃圾養他到17歲。餓得難受，偷了農民幾塊紅薯，就勞教了。這輩子惟一的願望，就是再見媽媽一眼……說得林憲君也掉起眼淚。剛掉了沒幾滴，感覺自己後脖頸的呼吸沒有了。

怎麼辦？背回隊裡不行，而醫務室也不收死人。“我只好說：蕭復新，原諒我！沒辦法，鋤頭也沒有，不能埋你，只好給你水葬了。”他把蕭復新扔到了一旁的河裡。

1960年，從成都來了幾個母親。孩子給她們寫信說餓。她們對林憲君說，兒子調皮逃學，還有點小偷小摸，派出所叫我們交給勞教所去管教，我們就寫了申請。沒想到……她們申請領兒子回家，自己管教。管教幹部回答：你們的孩子還沒改造好，到這裡還在偷東西，不能領走。這些孩子全部餓死在大堡。

成年人更難忍飢餓。沙坪農場的“右派”大批餓死，曾伯炎體重只剩下三十公斤。管教幹部給了組長一種待遇：每個星期可以去廚房值一天班，跟幹部一樣吃飯。

“我全靠這每周一天的飽飯才沒有餓死。”林憲君說，教員和小勞教們早已無心上課，他們把練習本、黑板甚至小椅子都燒火取暖了。鉛筆則當做引火的工具。

自1960年起，林憲君一個人埋葬的孩子，累計有一百多人。剛開始還有棺材，後來就用炕席捲起來埋，最後死者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下來跟當地農民換糧食，光身下葬。墳墓上也基本都沒有任何標記，後來不少家長來找，只能對着茫茫林海放聲號哭。不斷有孩子被送來，死去。

曾伯炎本來不知道這些。2006年，他和當年一個姓蔡的組長相逢，送對方一本自己的書《倖存者手記》。那人翻了翻：大堡死了那麼多娃娃你咋不寫呢？我當年一個一個登記的，死了2600多人。他一驚，才開始尋訪當年的那段歷史。

“不能怪他，是路線造成的”

楊澤雲回憶：在大堡一年多的時間，他從沒有理過發。“缺營養，頭髮就長不出來。”與此同時，他得了個外號叫“尖溝子”。他坐不了椅子，屁股上沒有肉，坐下骨頭就磨得很疼。另外一些人則是渾身水腫，臉胖得像洗臉盆，腿上一按一個坑，半天平復不了。

65歲的楊友元撩起衣服，給南方周末記者看他後腰上的一些斑駁：當時他去當地農民家偷玉米，挨了一槍。“要不是離得遠，子彈威力沒了，今天你根本見不到我囉。”

曾伯炎的尋訪還原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場景：1960年“六一”兒童節前一天，兩百多個小勞教集體去大堡鎮偷東西。管教幹部、當地農民全體出動，手電滿天，槍聲大作。從抓回來的孩子口中，他們懂了一些黑話：“打夜戰”就是晚上出去偷東西，“殺人放”是火柴……

“他們主要就偷大堡”，大堡鎮火花村一組的農民李里亞回憶：小勞教們可不分公家的還是私人的，麥子、紅薯、玉米、黃豆……

大堡鎮的農民同樣身陷飢餓，同時沙坪農場又經常向他們宣講：這些孩子都是犯了罪的，你們不要同情他們。於是，農民們對偷竊行為毫不留情。

火花村四組村民鍾宣志回憶，餓慌的農民反過來也去勞教隊裡偷糧食，管教幹部們舉着扁擔和三節電池的手電筒追，追上抓住，“往死里打”。

最後，五個中隊的隊長與火花村的生產隊長一起喝了頓酒，還殺了只羊。雙方商定：井水不犯河水。“我們答應他們不偷農場的東西。”李里亞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1961年，大堡作業區最終宣告崩潰。解放軍上山把瀕臨死亡的“小勞教”一個個背下山，轉運到周邊縣城糧食較為充足的勞改工廠去休養。曾伯炎採訪到的所有人，都在床上躺了半年到一年才恢復體力。海拔最高的五中隊死人最多，一名醫生怕追究責任，喝碘酒自殺；沙坪農場的場長則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那一段時間我幾乎成了野獸。”楊澤雲回憶，從大堡撤出後一年多時間裡，他看到任何食物，都會本能地伸手抓來吃，完全不管是誰的。

倖存下來的小勞教，休養之後大致就是留在這些勞改工廠就業，或是被派回沙坪茶場——實在不適合種植糧食，沙坪農場種了茶，名字也改為茶場。1962年前後，他們相繼解除勞教，成為“正式職工”，一年只有一次回家探親的機會。

到1970年代中期，勞改犯人越來越多，人滿為患的監獄需要轉移人口，於是將這批小勞教遣返原籍。由於背着“勞教犯”身份，國營工廠拒絕接收，許多人去了街道工廠的運輸隊，靠背水泥預製板的繁重勞動聊以糊口。

更多的人回到家，發現父母去世已久。一名女性小勞教當年是由姐姐申請勞教的，姐妹為此反目，終生不相往來。

顏嘉森，回到成都找到了那名陳姓警察，對方已調到工商局：“他吞吐地對我說：不能怪他，是路線（鬥爭）造成的！”

“問題最後終於得到解決”

在尋訪中，一個當年的小勞教想把這段“丟人”的過去永久埋藏起來，曾伯炎和他發生激烈爭執，年已八旬的曾伯炎眼睛瞪得要爆裂，白髮憤怒得根根顫抖。這一切，都被同行的女導演謝貽卉攝入了紀錄片《大堡小勞教》的鏡頭。

46歲的謝貽卉是一名民間歷史愛好者。她看到曾伯炎寫的一些文章，開始對這段歷史產生追尋的欲望。整整做了三年，《大堡小勞教》終於出爐，時長104分鐘。

謝貽卉最終沒能查實大堡小勞教的總人數。從林憲君等當初的成年管理人員回憶中，估算出了五六千人這個數字。

她去圖書館查閱了當年的各級黨報，沒有找到小勞教這段歷史的片言隻語。實地尋訪，大堡作業區的五個中隊連房屋都已不復存在，只剩下一堆堆燃燒過的木炭。沙坪茶場還在，但早已改名為四川省沙坪勞教所，離開峨邊，搬遷到附近的眉山市。她不禁感嘆：歷史消失得真夠乾淨的。

死了多少孩子也無法核實。那名提供死亡人數的蔡姓組長，最終拒絕了謝貽卉和曾伯炎的拍攝。

這部紀錄片最終採訪的當事人，不是當年的小勞教，就是“右派”出身的教員、醫生、組長。他們沒能採訪到任何一名管教幹部。當年參與沙坪農場選址的兩名監獄局幹部，都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送沙坪農場勞教。曾伯炎找過其中一位，已從四川省監獄管理局退休的老人同樣拒絕了採訪。

曾伯炎自己也無法排解掉心底的恐懼感，他早已退休，但孩子還在事業單位上班。大量尋訪工作都是謝貽卉完成的。

重慶的大堡倖存者維持着每個月一次的聚會頻率。他們一起喝茶、一起擺龍門陣、一起哭泣。在接受謝貽卉拍攝時，大多泣不成聲。“我們總是有一種相依為命的感覺。”楊澤雲說，一些難友到退休年紀也沒有退休金，一直孜孜不倦地上訪，問題最後終於得到解決。

《大堡小勞教》的最後，是2011年楊澤雲等幾個人去大堡舊地尋訪時的鏡頭。他們尋找到一片樹林，在樹幹係上白布，每一棵樹上都寫一個當年死去難友的名字，作為祭奠。幾經變遷，當年的處處墳塋實在找不到了，只能確定這片樹林裡有。

兩年後，那片樹林也已經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