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沒有人阻止我傾訴激情 方方封城日記全集
重要的是個人表達 文 | 方方 我最初的寫作，是19歲。那時我是一個個頭矮小身體瘦弱的女裝卸工。因為文化大革命，高中畢業後不能繼續升學，於是我被街道辦事處分配到一家裝卸站工作。在這裡，我前三個月能拿到38元的工資，三個月後，可以拿到42元人民幣的工資。我靠這份工資養活母親和我自己。在父親去世以及兄長都下鄉的年代，這是我家一筆重要的收入。19歲，正是青春蓬勃的年齡。裝卸勞動的繁重勞動和艱辛生活以及整個社會對裝卸工人的蔑視和可憐，令我感到生活的苦悶和壓抑。因為裝卸工幾乎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群人。在這樣的生存背景下，面對這樣的工作環境，19歲的我開始寫詩。那是七十年代，寫詩仍然需要兩副面孔，一方寫一些激昂的歌頌勞動的詩寄給報紙或雜誌社，試圖依賴詩歌改變自己的命運；另一方面寫一些抒發自己內心情緒的詩，藏匿在自己的筆記本里或是只在好朋友中傳閱。文革結束後，我有幸參加了高考，並且考入了武漢大學中國文學系。我的大學同學大多都是歷經生活的艱辛而終於有機會讀大學中文系的文學愛好者們。1978年到1982年間，文學幾乎占據了我們全部的生活。我們成天討論着當時最流行的文學話題。記得它們主要是：1、文學作品應不應該寫愛情；2、文學作品是不是只能歌頌光明而不能暴露陰暗；3、文學作品是不是只能有喜劇而不能有悲劇；4、文學是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
它們被我們簡稱為：愛情問題；歌頌與暴露的問題；悲劇與喜劇的問題；工具論等。在那樣的時代，爭論從來都沒有結果。最後拿出結果的是時間。時間自顧自地往前走。走着走着，這些結果便在無需爭論的情況下水落石出。但是，有些事情是不必討論出結果的，有過程就可以了。我們這代人總是和時代同步行進的。時代在想什麼，我們就會跟着想什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這種深刻的烙印伴隨我們的人生許久許久。當然，時代有多幼稚，我們也就會有多幼稚。因為成長背景和教育背景的局限，似乎很少有人可以超越。八十年代，我們就生活在激情之中。寫作也都為這種激情所驅使。一九八七年我寫了四個不同類型的中篇小說，它們分別是《白霧》《閒聊宦子塌》《船的沉沒》和《風景》。這一系列小說，令我收穫到極大的榮譽，給我鼓舞也讓我更有信心。然後，我就被人叫作“新寫實”作家。及至八十年結束，九十年代的來臨，這種激情業已度過了它的高峰和低潮而進入了強帑之末。八九年之後，嚴酷的現實和被挫折的理想使得生活冷峻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示在眼前。改變現實的無力變成了無奈和厭倦。在無奈和厭倦中又不想放棄溫暖。那時的我就是這樣心情矛盾而虛空。我在九十年代的許多作品，都表達着這樣的一種無奈。及至今天，這種無奈感糾結在心，一直延續着，不肯散去。在這裡我想說的是，小說創作不僅是我的熱愛，它更成為我的心理需要。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世道人心常常與我們所構想的或是所需要的完全不同。它使我們的內心因各種情緒的涌動，形成一種衝動或張力。這股力量一刻不停地在尋機迸發，寫作便成了一個很好的突破口。它得以讓我通過文字來傾訴和發泄，以減輕我的內心壓力。我想許多作家大概也是如此。這是一種很個人化的傾訴。至於有沒有聽眾或聽眾有多少，在傾訴者來說並不重要。這個傾訴的過程全然可以盡情盡性。沒有人阻止我傾訴激情，也沒有人會輕視我傾訴平淡；沒有人厭煩我的燥亂，亦沒有人嘲笑我的痛苦。文字就是我絮絮叨叨的話語，筆便有如舌頭。它帶着強烈的個人心境和個人情緒，是最為純粹的個體表達。而文學千年來都被人吸引，即令網絡發達至今，熱愛文學者仍然不計其數。其重要理由，正是在於文學作品源於這樣的個體表達，它坦露的是每一個寫作者的內心。無數的個人內心中折射着無數不同的世界。它記錄着社會真實的場景和莫測的變化，也記錄着人性複雜的層次和幽暗的內在。同時，也體會着人和人之間既簡單亦微妙，既緊張亦舒緩的神秘關係。世界如此之大，而我們個人的生活觸點如此之小。文學尤其是小說，讓我們得以了解到一個超越我們自己視野、超越自身常識、超越自己認知深度的另外的世界。我們從中可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有強者的人生，亦有弱者的人生，而更多的是像我們自己一樣的庸常之輩的人生。於是我們的生活可以得到很多參照，內心得到很多鼓舞。精神上得到某種力量。我們每一個閱讀者都能從中找到自己所對應和所需要的。文學的魅力持久不衰大概也正在於此。雖然一個人的聲音很微弱，並沒有多少人可以聽到。但當它與無數的聲音匯集一起時，便會強大，時代的聲音就是這樣一點點匯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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