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重磅發聲：當前的困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吳敬璉 中關村產業升級研究院 2024年09月21日 19:01

在當前的形勢下，採取應急性的應對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僅僅這樣做還遠遠不夠，因為現實情況是由過往的歷史造成的。

——吳敬璉

作者：吳敬璉   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書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變遷的歷史維度，分專題梳理了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前因後果及其演化路徑，從中也可以看到市場經濟和統制經濟兩種不同的模式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存在的矛盾和衝突，以及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頓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重大風險。儘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已經寫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但市場經濟取向與統制經濟模式之爭並不會就此消失，因此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仍然對國運興替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為吳敬璉教授於2022年6月給《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2版書寫的序言。在他看來，當前遇到的很多困難，除卻某些帶有偶然性的突發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大量問題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是一本為紀念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首版於2018年的作品。轉眼4年過去了，中國經濟出現了許多新的現象，特別是近兩年來，我國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和不確定，國內也面臨許多風險和挑戰。

當前，中國經濟還沒有走出延續多年的經濟增長的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等“三期疊加”困境，又面臨着“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在朝野上下都集中注意力於如何應對現實問題，政府也正在採取一系列“穩住經濟大盤”的政策措施來應對挑戰的當下，重印講述40年改革開放歷史的這本舊著的意義何在呢？

在我看來，在當前的形勢下，採取應急性的應對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僅僅這樣做還遠遠不夠，因為現實情況是由過往的歷史造成的。就拿我們當前遇到的困難來說，除卻某些帶有偶然性的突發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大量問題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如果受制於輕視甚至蔑視理論思維的傳統，熱衷於追逐五光十色和千變萬化的表面現象，對所謂“熱點問題”做出表面的回答，或者採取並非針對病因、而是針對症狀的“對症治療”措施來緩解矛盾，而不能透過變動不居的現象去把握具有恆定性的事物本質和長期駐留的事物運動規律，觸及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就難免陷入揚湯止沸的誤區，而無法收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中國經濟面臨的是兩大基本問題：第一個是如何從過去那種高指標、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長方式轉變為效率驅動的增長方式，以便實現持續的高質量發展；第二個是怎樣改變過去那種封閉僵化的落後體制，建立起一個富有生機與活力的體制。《中國經濟改革進程》這本書的基本內容，就是對於從20世紀70年中期到21世紀10年代中期與這兩大基本問題相關的理論爭論和政策演變的系統梳理。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實質在於選擇由市場-價格機制支配的資源配置方式還是由行政命令和國家計劃支配的資源配置方式；要言不煩，就是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改革開放之初，朝野有識之士就已取得進行市場取向改革、引進市場機制、發揮價值規律作用的共識。之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都被鄭重寫入執政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決議。

然而，市場化、法治化改革並不會徑情直遂地達到預設的目標。雖然市場化改革在20世紀後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使中國經濟發展在世紀之交持續加速，很快躋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主張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人們還是一再發動對市場化改革的攻擊，力主加強政府對資源配置直接或間接的管控，致使改革的進程受到阻礙，甚至使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出現相反的走勢。直到開倒車的行徑遭到摒棄，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才回歸正途。

改革開放以來，關於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經歷過多次博弈。《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對其中五次起死回生的博弈以及這些博弈背後的思想交鋒做了簡明扼要的歷史敘述，並對之作出自己的歷史評論。

“計劃派”最重大的一次反攻，發生在本世紀初期。本來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做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以後，中國經濟走上了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大市場的道路。但由於改革在一些領域進展不足，政府部門還在某些重要領域中起着支配作用，就使整個經濟體制呈現出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過渡性特徵。

在這樣一種計劃與市場、行政命令與自由價格雙軌並行的體制下，行政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進行廣泛干預，使尋租腐敗行為獲得了廣大的制度基礎，加之法治國家的建設嚴重滯後，腐敗蔓延、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就愈演愈烈。這理所當然地引起大眾的不滿。

利用這種情勢，市場經濟的反對派趁機把原本是因為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推進不足造成的問題歸罪於改革本身，要求重新強化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對資源的配置和對企業微觀活動的干預。他們極力鼓動，甚至公然要求為“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翻案和為極左路線的旗手“四人幫”“平反昭雪”和“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民粹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猛然升溫，與建設市場體系相關的一些改革措施受到攻擊，在一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國進民退”的潮流。

在我們為如何應對克服當前問題尋求解法的時候，仍然可以從對改革開放歷程的觀察和思考中汲取經驗教訓。

例如，拿當前“三重壓力”的關鍵“預期轉弱”來說，“預期轉弱”問題的發生固然與疫情等近期突發的因素有關，但顯然是由來已久，逐漸積累起來的。許多研究表明，它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企業家們對良好營商環境和政策環境信心的缺失。

我們不妨回想一下，當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在2013年開始落實的時候，各類市場主體的心氣何等熾熱。那時民營企業踴躍投資，開辦新的企業和擴大原有企業的規模，從2014-2019年的五年間，我國市場主體（包括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的數量翻了一番，達到1.18億戶。他們為強勁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很快地，與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背道而馳的聲音逐漸興起，2018年一開年，就有一位名牌大學的著名教授提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現象，不能凝固化、永恆化”。“我們根據實際情況採取的每一項措施，應當都是朝着共產主義邁進的”，“逐步消滅私有制”。後來，一位金融界的資深人士還就此論證說，“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

雖然“離場論”遭到主流報刊的否定，但是這類反對市場化改革思潮並沒有收斂和停止他們的攻勢。在討伐資本、貶抑私有企業的氛圍下，不少企業家焦慮迷惘、缺乏投資和創業的動力。

為了恢復企業家的信心，給企業家吃“定心丸”和撫慰他們，會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來，重要的是邁開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撤消政府機構對微觀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能夠自主經營的營商環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

除此而外，以放鬆信貸、增加投資為主要內容的短期措施，也需要汲取過去簡單地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拉動增長、結果造成了槓桿率過度提高和釀成資產負債表危機的教訓。

綜上所述，如果《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一書中對改革開放歷史過程的觀察和對所涉基本問題的思考能夠為讀者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和探討克服當前困難的路徑提供一些參考，這本舊著重印便可算達到了預期目標。作為作者的我也會感到十分欣慰。

吳敬璉以直諫敢言著稱，被稱為“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他融膽識、學問、實踐於一身，多次參與高層決策，對中國政治、經濟運轉中的潛規則，各集團之間的權力博弈、思想博弈、利益博弈，比局外人理解更為深刻。他心中對未來的期盼和對過去的深思，冷靜得令人不敢直視。

一個年過耄耋的經濟學大家、理性愛國者，在目睹當下中國經濟遭遇的種種危機後，用他一生的思索和實踐經驗，總結了中國過去40多年的成敗得失、經驗教訓，這本書提供的智慧遠不止於當下。

吳老已92歲高齡，作為當代中國的一個符號性人物，吳敬璉的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經濟學家的職業範圍。他的學識，他的操守，他的社會責任感，匯集成他獨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圍的人，而每多一個被他感染的人，中國走向“好的市場經濟”就多一份希望。

註：本文為吳敬璉教授於2022年6月給《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2版書寫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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