怂不住、打不起；伊朗，是咋混的今天这步田地的

Original 小西cicero 海边的西塞罗

 2025年06月17日 01:06

一个希望之国的夭折与死局。

好多读者让我聊聊伊朗的事情，的确，在新一轮的以伊冲突当中，伊朗被以色列打的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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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伊朗被以色列“定点清除”的高官至少已经有五名：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伊朗武装部队副司令阿里·拉希德、伊朗革命卫队航空部队司令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和前伊朗国家安全负责人阿里·沙姆哈尼。

以色列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打击伊朗已经摇摇欲坠的权力继承体系，考虑到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即便不考虑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计划“送一程”这种可能性，哈梅内伊身后会留下的权力格局也堪称风云诡谲，而以色列现在正在像“抽积木”一样，大量的抽掉这个体系中一些重要的“基石”——

我们可以想见，这些基石被抽掉之后，将进一步让伊朗的权力体系失衡——什叶派教士集团、文官政府、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三支力量之前原本就脆弱的平衡被再次打破。

以色列在以“让领导先走”的方式，拆除伊朗政权体系的“积木”，这恰恰是伊朗最怕的一手棋。

这件事其实解释了为什么面对以色列此轮打击的“手狠”，伊朗似乎只剩下了“嘴硬”——这里要修正一个普遍的误解，很多人认为伊朗在战场上打不过以色列，仅仅是因为其在军事上“菜”，缺乏有效威胁以色列的武器。但事实上不是的，文官政府、教士集团、革命卫队三方直接的裂痕已现，年逾八旬的哈梅内伊只能勉强弥合这个统治集团的表面和谐，才是问题的关键。

作为被霍梅尼授权“保卫伊朗革命果实”的武装力量，伊朗革命卫队目前其实已经高度腐化，不仅把军队经商玩出了花，还深度把控了伊朗的军工、能源等实体行业，并无限度滥用了对内监视和镇压其民众的主要任务，但在地位上，他们却不得不屈居于教士阶层之下。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对这支力量的把控力其实已经递减了，在哈梅内伊之后，革命卫队势必试图获取这个国家更大的话语权，而这就与教士阶层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的教士阶层逐步获取了伊朗的最高权力，这一派势力是伊朗最狂热最保守的一支力量，主张对内的高压和对外封闭，但在其内部，由于最高宗教领袖必须由“圣裔”接管，伊朗教士阶层内部其实也氛围较为开明的白帽派（庶民教士）和原教旨主义的黑帽派（圣裔教士）两支。未来一定会受到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双重压力。

文官政府是伊朗现行体系三大支柱中最为开明、主张与西方和以色列缓和关系，并执行至少有限度开放的一支力量。可是缓和关系、文化放开遭了教士阶层的忌。经济开放搞活，又要动深度经商的军方的蛋糕，所以伊朗文官政府也是与其他两派谁都不对付。

总结起来说，伊朗内部现在的三根支柱，其实正上演着异常勾心斗角的“三方大乱斗”，每一方对其他两方的恨意与提防，都很难说在对以色列人之下。去年5月，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和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在乘坐直升飞机访问阿塞拜疆时离奇坠机死亡，已经让三方对后哈梅内伊时代的角力趋于激化，眼下以色列又开始对其高官进行逐个“点名”，当然就更是火上浇油。

外面硬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其内有忧弊。

以色列摩萨德局长戴维·巴尔内亚在16日团灭了伊朗一众高官后说了一句狂到没变的话，他说"我们知道伊朗一切我们感兴趣的信息。"这句话配合上他的前任“我们在伊朗的特工多到我们自己都数不过来”，再配合上现在以军对伊朗想打哪儿打哪儿，若非美国摁着可能已经点名到哈梅内伊的现状，其实说明了伊朗已经被渗透成了怎样的千疮百孔。

但是面对这种渗透，伊朗却不敢利用其“制度优势”再在内部发动一场如伊斯兰革命后那般的整肃或清洗，原因是如前文所述的，目前三方力量矛盾重重、剑拔弩张，各方都害怕对方以清洗之名削弱自己，甚至三方也都有可能是以色列口中的“内鬼”——因为大家都在知道借以色列人之手互相消灭，是个方便法门。

另外从高层往下看，有人把现如今的伊朗形象的比作晚清——伊朗的军队虽然众多，但主要都是用来监视和镇压国内潜在不满势力的内卫任务的，真正可以调用去和以色列对线，实现”虽远必诛“”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宏愿嘴炮的力量几乎没有。且伊朗主要的反对派集中在城市，所以事实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比现在的伊朗军方更害怕爆发更高烈度的战争，因为在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伊朗经济又一片凋敝、俄罗斯自顾不暇的背景下，成批量的损失和消耗自身实力，是最不理智和划算的举动。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伊朗明面上嘴炮逆天，但对以的”骑脸输出“有效回击寥寥的原因。

再重复一遍，伊朗现在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菜，而是乱。

事实上，眼下美以两国对伊朗态度的分歧，也只是在解决伊朗问题时间表上的差异——

美国觉得就伊朗现在这个样子，下一轮最高领袖政权交接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哈梅内伊都八十多了，伊朗又不是它的主要着力方向，等着就行了。

而以色列出于它自身的安全利益，结合（其所夸耀的）把伊朗渗透成筛子的情报信息，极力主张立刻把伊朗送走——就像其总理内塔尼亚胡最新喊出的口号——以色列要帮伊朗“政权更迭”。

换而言之，美以现在争论的只是究竟让伊朗“自己体面”，还是“给他个体面”的问题。

一个人口九千万，历史悠久、领土面积、石油储量在全中东都数一数二的国家，混到现在这个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的程度，真的也奇葩。

不过伊朗并不从来是这样一个国家，甚至二战之后，它一度是全中东最有希望率先崛起的希望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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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今日伊朗的存在，似乎都是对“进步史观”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反诘。

你就说妇女权益这事儿吧。今日伊朗的女性地位非常低，不仅在公众场合不能漏出头发、手臂、腿部等大多数部位，甚至连足球比赛的观赛权都是靠一个女孩的以死明志、以及国际社会的联合施压才争取来的。

可是你知道吗，这些权益，伊朗女性本来一度已经有了，如果倒回40多年前，伊朗的女性权益解放，其实已经走在了整个中东的前列，直到今天，都鲜有中东国家超越。

早在1963年，当时统治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就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案，改善妇女处境等。女性被允许投票；最低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8岁；离婚权益、抚养权以及其他与婚姻和抚养相关的问题都得到改善和《家庭保护法》保障；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也被要求保障。截止到1970年代末以前，已经有多位女性在伊朗议会中担任议员，数百名女性在地方议会中有席位。

女性在社会中能做到独当一面，在工作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能看到很多在伊斯兰革命发生前的伊朗城市女性的照片，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她们不仅不保守，而且在精神风貌上跟发达国家已经非常相似了。

而女性权益的改善，也仅仅是当时执政的巴列维国王全面改造这个古老国度计划中的一个侧影。

这位国王将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称为“白色革命”，以便跟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和社会党人提倡的“红色革命”相对应。他号召伊朗人通过发展经济、普及教育、文明开化，将伊朗发展成为一个独具中东特色的发达国家。

实话实说，巴列维国王为了推行这个计划确实是下血本的。伊朗王室自己就是国内最大的地主，但为了推行土地改革，国王不惜拿自己开刀。成立“巴列维王室土地分配和出售委员会”，将王室土地无偿或低价的分给了无地农民。

1952年伊朗又建立了“乡村合作和开发银行”，向农民提供购买土地的低息和无息贷款。1955年伊朗颁布法律，规定土地最高拥有量为可灌溉土地10公顷，或旱地15公顷，或游牧区荒地100公顷。地主不得在本村外拥有土地。凡是超出这一限度的土地全由国家强制收购，然后立即以原价加上最多不超过10%的手续费贷款卖给农民。农民第一年可以缓交贷款，以后15年里从收成中偿还其余款项，然后从农业银行手中领得地契。此外，全国所有的水源和坎儿井全部国有化，以消除地主垄断水源、赚取农民高价水费的现象。

这项政策确实是非常惠民的，到了60年代初，伊朗政府正式宣布完成了土改，全国92%的农户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此后伊朗开始到处兴修水利，增加灌溉面积，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和化肥，引进和培育良种作物，修建乡村道路，打破农村的闭塞状态。此外，因为深知伊朗农村话语权长期被宗教势力所垄断，巴列维国王还别出心裁的向农村派出“知识大军”、“开发大军”和“卫生大军”，以消灭农村文盲，教农民科学种田，消灭农村疾病，同时移风易俗。

在这些农业改革初见成效之后，伊朗现代工业化的大门随之打开了。随着教育的普及，交通的方便和农业农业效率的提升，大量的农村青年人口开始进城打工。从1956年到1976年，德黑兰的人口由170万增加到480万，伊斯法罕由25万增至100万，大不里士由30万增至90万，从而进一步刺激了伊朗的工业发展。

而“白色革命”在工业方面的举措也非常有想法：巴列维王朝规定国有和私有企业必须允许工人参加分红，并向人民出售国有工业股份：国有企业出售99%的股份，私有企业则必须出售三分之一到49%的股份。工人购买股份的款项在每月发工资或年终分红时扣除，还可以以优惠条件付款。此外，伊朗政府还成立了工人福利银行和工人信贷合作社，向工人发放住房贷款，帮助工人偿还债务，教工人识字读书，开办夜校提高工人的技术专长。

于是伊朗开始出现了真正的“市民阶层”，国王在这批人的支持下，开始推动国家的世俗化进程。从1963年起，政府着手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他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实行免费教育，用世俗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还参考法国的现代司法体系，以民法取代伊斯兰法，不再允许宗教人员依照教法对民众进行审判。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外加伊朗还有石油和西方支持这两个大buff。白色革命在1970年中期看起来似乎非常成功——伊朗的年经济增长率十数年稳定维持在恐怖的15%以上。是当时中东经济发展和世俗化最成功的国家。而到1973年，伊朗全国平均寿命从60年代初的41岁提高到51岁，国民收入更是相较“白色革命”开始前翻了好几番。民众在这场改革中是收益的。

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骄傲的宣称：“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我们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

白色革命中建造的，为纪念波斯帝国2500周年建造的阿扎迪塔，时至今日仍然是伊朗最具现代气息的地标建筑。

所以在1971年，当巴列维国王在古都波斯波利斯举行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的盛会，被请来观礼的全世界各国政要名流们，看到的是一个空前富裕、现代、世俗化，乃至自信的国家。《时代》杂志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

当时与会者，一定没人能想到，以改革成功者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野心勃勃的巴列维国王，会在短短八年后就被愤怒的民众推翻。而他们眼前的伊朗，会随之剧变为一个极端宗教保守的国家。

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为什么？

3

如果我们以地缘学说方法去分析，我们会发现伊朗的确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既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中原王朝式的农业国，也不是长期作为中国中原王朝对手的那种游牧民族联盟。它是一种奇怪的“旱田-游牧文明”。

伊朗目前的耕地面积1800万公顷，看起来不少，但即便经历了巴列维王朝的大兴水利，其中可获得灌溉的田地只有700万公顷，其中最高产的水稻田，更是只有区区56万公顷。全国接近三分之二的农田依然是旱田（与我国陕北等地相似）。这种旱田产量极低，农民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同时从事放牧等副业。

所以，由于生活状态非常类似于中国元明清时代挣扎于黄泛区的两淮农民，以及400毫米降水等高线上的长城沿线旱地农民。伊朗大量农民长期处在收入极为不稳定，没有多少积蓄，随时可能破产的生存边缘状态。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不仅古典时代伊朗各部落一遇灾荒就会彼此之间发生劫掠、械斗，并最终优胜劣汰的碰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三洲的大帝国波斯。而且让底层农民特别容易选择聚集在宗教旗帜下，用强宗教结社的方式进行互保。伊朗原生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最初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应运而生的。阿拉伯人武力征服这片土地之后，伊朗逐步完成了伊斯兰化。并在公元16世纪初（也就是《伊朗五百年》开篇的时代），正式宣布伊斯兰教为其国教。

伊斯法罕，世界之半

但伊朗最终皈依的是什叶派，相比于分布更广的逊尼派，什叶派以伊玛目（领拜人）为核心结成宗教社团，维持其组织内部互保的特性天生就更强。所以也更符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伊朗传统农民的支持。所以之后的几百年里，宗教在伊朗的社会生活扮演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多面性的角色——宗教既是伊朗底层社会的稳定剂、粘合剂。神职人员会在农民破产，或村庄之间因彼此抢掠发生械斗时出面调解、提供应急救济。让底层农民对其感恩戴德，认为离开他们不幸。但同时，它又让伊朗的这个底层社会总体趋向于宗教式的守旧。神职人员总是会最为激烈的批判一切试图改变伊朗社会组织模式、生产模式的尝试。让伊朗的基层社会始终维持在高稳定性同时也绝对守旧的死局中。巴列维国王绝非昏君，他看到宗教保守势力与伊朗底层民众这种彼此深度抱合，并不惜血本、试图用向农村派出“知识大军”等方式拆散之。

但这太难了。内部教育体系完整，动员能力极高的宗教保守势力几乎一开始就看明白了国王和世俗派想干什么，并立刻作出了反制。早在60年代初，伊朗宗教圣城库姆等级的底层农民就曾在毛拉的带领下进行反世俗化抗议，他们走上街头，看见不戴面纱、头巾的年轻女孩就进行殴打。国王对此严厉镇压，激烈批评“白色革命”的教长霍梅尼就是在这种镇压中被迫流亡的。

这里要说一句，在伊朗，像“女性不得暴露羞体，必须蒙面纱、戴头巾。”“男人可以随意休妻、甚至买卖妻子”等现代社会看来非常落后的极端宗教保守主义主张，在底层民众中其实是有相当号召力的。因为，就像前文所言的，伊朗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就不是肥沃的富壤，除了丝路上的少数商人之外，大量农民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于是，就像所有贫困地区一样，歧视甚至买卖妇女等等大量的规矩，是这些底层民众传宗接代的必要手段。但现在，国王要推动全面现代化的白色革命，虽然经济大幅度发展，但底层农民没办法立刻受惠，甚至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变得更加穷困了。于是伊朗大量农村青年虽然因土改分到了土地，社会地位却下降了。因为放开国际粮食进口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低迷，旱田本就不多的产出变得更加微薄。而进城务工者面临住房、生活等多项困难。他们受到新兴市民阶层的歧视，甚至因女性权益解放而娶不到妻子。于是这些大量的底层民众选择了倒向极端保守的宗教势力。因为教士们会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国王、城里人、西方、美国所犯下的罪恶。想让日子过好，就要在伊朗回到过去，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而意识到这种动向的巴列维国王，则犯了一个更致命的错误——他为了镇压宗教保守主义的反对者，而停下了伊朗政治改革的步伐。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是相辅相成，因为只有推动社会不断完善民主和法治建设，才能遏止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腐败问题。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可是巴列维国王由于惧怕裹挟底层农民的宗教势力妨碍他的“白色革命”，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在经济放开的同时不断加强其权力。六十年代末开始，巴列维国王成立了大量官方机构，全面监控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最著名也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伊朗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也即“萨瓦克”。该组织长期采用暗杀、绑架、拘禁、构陷等非法手段，血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特务组织“瓦萨克”的标志。在国王的铁腕下，伊朗的报纸、电台等舆论是被严控、打压的。这就使得本来应该支持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的市民阶层反而没有办法形成自组织，助推国家的进一步现代化。但相反，由于国王毕竟无法取缔宗教，宗教人士反而可以在他们的寺庙里宣讲自己的主张。于是，伊朗的市民进步派在这种打压下，始终是孱弱而散碎的，而伊朗极端保守派却越来越强，声音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选择强化权力而不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必然导致了腐败的滋生。白色革命成功创造的巨量财富，开始被伊朗王室成员和其他当权者所截流、垄断。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国王本人也日渐变得挥金如土、穷奢极欲。他用黄金建造厕所，用钻石镶嵌马车，花费10多亿美元为自己预修坟墓，花费上亿美元操办了那场波斯帝国烟火晚会……

当然，国王也想过大力反腐，他曾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精心遴选一些自己最亲信的调查者，像古代的“刺史”们一样，不断走访全国各地，严厉调查官员们的贪污和渎职。然而，国王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所有伊朗地方上的腐败问题，都会有一根甚至几根线连通帝国的高层，这些地方上的贪官污吏，不过是上层乃至王室们用于吸取社会发展红利和民脂民膏的狗腿子而已。

比如巴列维国王的双胞胎姐姐阿什拉芙公主，就被认为是伊朗很多贪官的总保护伞。

而国王又不舍得、也不敢拿这些“自家人”开刀，因为这样会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搞到最后，一切“调查”都难免雷声大、雨点小。于是，原本应当是支持伊朗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中坚的市民阶层也对国王失望了。转而对国王的统治感到厌倦，并对即将到来的、越来越受底层农民支持宗教保守势力反扑持坐观其成的态度。必须承认，中产阶层的特点，天然是因为“有的选”而眼光挑剔。实在不行，跑么。到了巴列维王朝的最后几年，在政局的不断动荡中，大量伊朗中产阶层开始像泰坦尼克号上乘客们一样，大批逃离这艘快沉的船。

而这些人的后代，很多就是今天人们在世界杯赛场上为伊朗队加油助威的那些开放的男女球迷们。

这些伊朗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市民、中产阶层、社会精英们，当然不喜欢越闹越凶的霍梅尼和其极端保守主张，不想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带上面纱，生活按教法行使。可是曾经主张世俗化的那个国王，他们也同样无心保卫。于是他们选择了离开，这个群体在伊朗像煮开的锅里的水蒸气一样，逃逸、蒸发掉了。这个社会越来越只剩下了愤怒、激进的中下层，在那里兀自沸腾。然后，爆炸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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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支持霍梅尼主张的伊朗军校学生发生武装哗变，哗变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大量出身农村的伊朗军人选择支持这场“伊斯兰革命”，把巴列维王朝的高官显贵、军队将领投进了监狱，并迅速集体处决。

3月，流亡在外的霍梅尼回到伊朗，并立刻发表了就妇女着装讲话：“妇女不应裸露羞体，她们必须戴面纱。”同年7月他又以相似的理由禁止了他认为不符合宗教教义的音乐、电影、戏剧、舞蹈、绘画、雕刻和摄影……在伊朗如果被发现观看或收听这些东西，都会被道德警察找麻烦。

霍梅尼基于他对宗教典籍的研判，一口气提出了“七个反对”：“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在伊朗，只要你被认为有上述任何一种主张，你都有可能被认为不是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公民，而是国家的敌人，并将遭遇最严厉的处置。1979年12月3日，伊朗举行全民公决，正式通过了新的宪法，建立新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时候，的确已经没有什么反对者再能阻止霍梅尼了。因为自认为在“白色革命”中受损的底层农民，都狂热的支持他这样做。而那些最拥护世俗化、在改革中起飞的社会精英们，早已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没有能力，或没来得及移民的中下层市民阶层，组织了一些十分微弱的抗议活动。但很遗憾，因为伊朗的市民阶层从一开始就是过于年轻且缺乏组织的，又经历了巴列维王朝末期的“蒸发”和“掐尖”。这些人的声音已经无法决定什么了——他们宛如一个梦幻时代的弃儿，被抛弃在了这个日渐不属于他们的国度里，曾经的现代生活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这就是伊朗成为今日伊朗的那个故事——一个国家，在现代化、世俗化的坦途上高歌猛进，却突然意外而又必然的中道崩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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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从这个故事当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第一，国家的本质，就是一个民族认知的均值，诚然、伊朗的城市阶层、中产人口，其认知和文化曾经一度非常接近世界先进国家，但很无奈，这个国家的“基本盘”实在是过于沉重了，当伊朗的城市女性们穿着比基尼在海滩上游泳的时候，她们不会在乎也不会想到那些旱田里的老农和亲近他们的教士们在用仇恨的眼光盯着她们，而后者的思想，会在不久的未来让她们不得不在“逃离德黑兰”穿上罩袍和遭受石刑之间作三选一。所以每一个超越其族群的认知的个体，如果不愿意沉默，最终都要为他们偏离族群认知的”方差“付出沉重的代价，诚然，一个民族的历史正是因为先觉者们而进步的，但具体到个体，看看那些在伊斯兰革命中或殉难或逃亡的伊朗知识精英、社会中产，你就能明了这个古老国家的沉重勒痕给他们留下的悲剧。第二，任何体系都是有它的“发展容量”的，当伊朗选择了伊斯兰革命，从世俗化改革中退回之后，伊朗今天所呈现的原教旨、贫困和矛盾重重，其实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注定的必然。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给这个国家所预留的经济发展“容量”是天然不足的，民营企业、城市人口膨胀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与教法所限定的规则发生冲突，伊朗在每一次这种选择中都不得不进行割足适履，最终酿造了今日之败。第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时间已经进入现代，发展、进步、开放，也并非一定是一个文明自然而然的必然选项。已经启动的发展可能会突然停滞，已经走的很远的进步会突然倒退，已经开放的门也可能重新关上。就像《三体》世界里的太阳不一定会升起一样，历史并不向人类许诺它一定会往哪个方向走，对个体而言，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繁荣的环境，也许只是个偶然。所以，如果你幸运的生活在一个发展、进步、开放的春天里，你应该深感庆幸。请你所喜欢的这种生活，勤奋的阅读、勇敢的反思、执着的守望。因为你至少比她们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