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政治學學者，普遍將民主社會的體制腐敗（institutional curruption）現象，歸罪為客戶主義。所謂客戶主義（Clientelism），是指選民或者利益團體，用選票同候選人交換物質利益的政治主張。例如，美國參議員的承諾性項目投資（earmarks），公司對候選人的贊助，政治遊說活動等，都具有客戶主義的特徵。客戶主義的最大問題，在於它偏離了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則。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我發現，華裔移民對客戶主義的認同度格外地高。例如，很多華裔主張將自己的選票無條件地投給華裔候選人，至於這位候選人是貓還是狗，他們是不大關心的。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多個華裔團體聯合起來控告哈弗大學在招生配額問題上存在種族歧視。他們雖然列舉了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但是對於公共利益（public good），他們卻極少提及。這說明，他們對於民主的理解，不超過客戶主義。對美國大學的招生配額現象，我歷來主張以個人的名義，而不是以華裔社團的名義進行法律訴訟。因為兩者之間有着本質的不同。

顯而易見，在民主社會，客戶主義的主要問題是出在選民一方，而不是出在候選人一方。類似地，在獨裁專制下的中國，與客戶主義相對應的，是這樣的一個強民族特徵。我暫時把它稱之為“喝湯主義“。所謂喝湯主義，就是將”跟着土匪賺湯喝“，作為無條件的政治正確原則。至於什麼是真正的公共利益，他們是不大關心的。

民主體制的優越性，在於它建立了這樣一個機制，使得各方的利益，可以通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得到實現。相比之下，獨裁體制不僅沒有這樣的機制，而且更缺少這樣的的共識。在獨裁體制下，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則，總是被國家利益至上所綁架。結果是公共利益被異化為“沒有國，哪有家，”社會正義被異化為少數服從多數和無產階級專政。與此同時，國家利益又總是被統治者所架空。結果是國民黨國不分，被賊偷了，還要替人家數錢，只因為自己從土匪那裡分到了一碗骨頭湯。

追溯中國歷史，可以發現，客戶主義不僅也存在於中國，而且貫穿於整個中國文化和道德中，並且一直對中國歷史的演進起着主導作用。與民主版客戶主義不同，中國版的客戶主義不是用選票與候選人交換利益，而是以道德和靈魂，與統治者換骨頭湯。從跟了闖王不交糧，到打土豪分田地，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中國政治的一個基本的特徵，是綁匪政治同客戶主義的一拍即合。幾乎每一個新朝代，都無一不是從土匪的造反起家干起，而擁護者們，又無一不是因為接受了土匪的骨頭湯承諾才給土匪跑龍套的。

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大問題，不在於它的好與壞，而在於它的非普世性。例如，從仁義禮智信和忠孝節義出發，很難導出諸如公共利益和社會正義這樣的普世原則。不僅如此，在客戶主義的主導下，傳統道德原則很容易被狹義化和扭曲。例如，霧霾可以被解讀成“喝湯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勤勞勇敢的最高境界，被狹義化為邱少雲堵搶眼以及火線入黨。

火線入黨的真正反動之處，不在於那隻雞，而在於中共政治的幫匪本性。退一步講，即便是在奪取政權之前，挑選一些有賊膽兒的人入黨是可以理解的。那麼在和平時期，還要繼續大玩神碼火線入黨，三刀六眼，生死不怕，雞血盟誓，也有點太土匪了吧。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中國唯一的一次有限的歷史進步，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使中國的政治從傳統世襲制（Patrimonial Institution）過度到了新世襲制（Neopatrimonial Institution）。世襲制和新世襲制的區別，簡單地說，就是一個人做皇帝和一百個人同時做皇帝的區別。習近平反腐的動機，具有很強的被動性，同實現社會公正這個普世目標可以說是毫不相干。因為皇帝太多了，以至於就連一貫奉行“跟着土匪賺湯喝”的客戶主義者們都感到養不起。習近平明白，如果連跑龍套的基本盤都保不住，那中共只有死路一條。因此，打老虎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將皇帝的數量減低到喝湯派可以忍受的水平，然後接着玩幫匪政治。

當然我也知道，很多人肯定不會認同我的說法，例如，有人可能認為，之所以中國沒能實現民主，是因為中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我認為，中共太狡猾只是一個原因，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由於客戶主義文化所導致的全民政治無能。這就好比騙子之所以能夠成功，不僅僅是因為騙術高明，還因為存在着一個容易受騙上當的群體。所以，從某個角度說，辛亥革命是將中國政治煮成了一鍋夾生飯。

幫匪黨同喝湯派之間的關係，跟e租寶和投資者之間的關係非常類似。雖然中共的GDP可以像e租寶那樣，回報率可以一度高達百分之10，但是隨着騙局被揭穿，喝湯派同中共最終翻臉，也是遲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