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对格致夫《川普时代的世界态势 冷战、凉战？》一文的反驳）
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一大特征是井蛙心态。一部分海外华人即便是身体跳出了井口，他们的心理仍然是在井底。如果理性，或者格致夫所理解的所谓“客观”，就是非黑即白，即川普的不好，就是反证了习近平好，那您就就继续坚持您的所谓客观吧。反正在我眼中，井蛙的“客观精神”肯定是狭隘的。井蛙的理性肯定是山寨的。 民族主义的最可恶之处，在于多数暴政。例如，格致夫的所有“大道理，”都是以不让一部分人说话为前提的。除非习近平和普京开始认同普世价值，否则西方人的“冷战思维”是不可能消除的。因为冷战意识的核心是地面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意识，而非井底下的经济意识。 全球化其实是一个新概念。之所以古代人没有这个概念，是因为没有这个需要。因为古人即没有船，也没有其他国际交通工具，甚至不知道地球是圆形的。欧洲最早的”全球化“概念，并不是像中国人所理解的丝绸之路，或者昭君出塞，而是要归功于传教士。最初的结果当然并不乐观。古德意志民族将斯拉夫族当成奴仆的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启蒙运动之前，欧洲人一直在民族主义的偏见中挣扎。好的方面是，他们最终终于走出了井蛙偏见。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欺骗性，在于他们骨子里虽然还是井蛙的，充满偏见的，但是口头上却是打着“全球化”的旗帜。如今，中国的太监文人们谈论起爱情来，您根本就看不出他们是太监。 当年维京海盗的无比凶残，却让他们的后代建立了当今世界最为文明的北欧。今天蒙古人的善良好客，如何又不可以解读为对当年成吉思汗残暴精神的彻底反叛？如果能够去掉邪恶和残暴，蒙古民族迟早会像丹麦，瑞典，挪威一样，靠祖先的鲜血的赎罪而复生。当然，在中国民族主义心目中，奥巴马和北欧都是傻冒。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知道赎罪的民族，从衰落到灭绝，是未来一千年之内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之所以我这样说，是因为中国人至今不懂，您或者您的后代活得更好些的唯一办法，是同时也让别人活的更好一些，两者是充分必要关系。这便是全球化的普世道理。 要说西方国际政治观，是跟中国人一样狡黠，那是绝对不公平的。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三十年战争，让西方人对世界和平失去了自信。西方人的全球化的智慧，是受到了维斯特伐利亚合约的启发。人类最强大的意志聚集力量，绝不是诸如海盗，马克思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之类的世俗观念，而是宗教的意志。如果连宗教冲突都是可以和解的，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不能和解的呢。 联合国思想，是维斯特伐利亚合约体系的延续，具体体现为旧金山体系。不幸的是，以苏联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了比宗教更为困难的新障碍。西方人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联合国的谈判桌，刚好也是民主的短板。因为民主原则正是崇尚多数暴政的流氓国家的最佳工具。 当年中共，就是利用了西方民主观念，用流氓小国的“国多示众”手段，把台湾政府赶出了联合国的。台湾的例子说明，民主和自由本身并非是人类的最高普世价值，只有人道主义才是普世的。民族主义者总是有一千个理由，堂而皇之地否定人道主义精神。例如，格致夫就认为，同是二战时期的美国的受益国，美国却应当对中国对南海的侵略行为保持中立。我认为这种想法非常的无耻。 苏维埃和中共的例子都说明，单纯的民主自由也可以是邪恶的。郭文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无论是民运中的挺郭派，还是非民运的挺过派，都具有绝对的邪恶性。例如，黄艳和马蕊的公道，只能指望美国法庭，而不是挺郭派。郭文贵的邪恶，就是中华民族的邪恶。这种反人类而没有感觉的邪恶，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战胜中共。因为中共和郭文贵本质上都是土匪，因而自然不配享受西方意义上的民主。 冷战思维的因果关系是，正是因为中共，格致夫，和普京听不懂人类文明的语言，所以才让西方人才产生了“后维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感觉。以美国为首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念，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格致夫不懂国际政治的前因后果。所以才会闹出西方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错误印象。这种思维是因果颠倒的。川普和英国脱欧，代表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的耻辱一面。这一耻辱，亚当斯密最多只可以抵消掉一部分。 |
呵呵，楼主您被洗脑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