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對格致夫《川普時代的世界態勢 冷戰、涼戰?》一文的反駁)
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一大特徵是井蛙心態。一部分海外華人即便是身體跳出了井口,他們的心理仍然是在井底。如果理性,或者格致夫所理解的所謂“客觀”,就是非黑即白,即川普的不好,就是反證了習近平好,那您就就繼續堅持您的所謂客觀吧。反正在我眼中,井蛙的“客觀精神”肯定是狹隘的。井蛙的理性肯定是山寨的。 民族主義的最可惡之處,在於多數暴政。例如,格致夫的所有“大道理,”都是以不讓一部分人說話為前提的。除非習近平和普京開始認同普世價值,否則西方人的“冷戰思維”是不可能消除的。因為冷戰意識的核心是地面觀念上的意識形態意識,而非井底下的經濟意識。 全球化其實是一個新概念。之所以古代人沒有這個概念,是因為沒有這個需要。因為古人即沒有船,也沒有其他國際交通工具,甚至不知道地球是圓形的。歐洲最早的”全球化“概念,並不是像中國人所理解的絲綢之路,或者昭君出塞,而是要歸功於傳教士。最初的結果當然並不樂觀。古德意志民族將斯拉夫族當成奴僕的結果,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 啟蒙運動之前,歐洲人一直在民族主義的偏見中掙扎。好的方面是,他們最終終於走出了井蛙偏見。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欺騙性,在於他們骨子裡雖然還是井蛙的,充滿偏見的,但是口頭上卻是打着“全球化”的旗幟。如今,中國的太監文人們談論起愛情來,您根本就看不出他們是太監。 當年維京海盜的無比兇殘,卻讓他們的後代建立了當今世界最為文明的北歐。今天蒙古人的善良好客,如何又不可以解讀為對當年成吉思汗殘暴精神的徹底反叛?如果能夠去掉邪惡和殘暴,蒙古民族遲早會像丹麥,瑞典,挪威一樣,靠祖先的鮮血的贖罪而復生。當然,在中國民族主義心目中,奧巴馬和北歐都是傻冒。中華民族是一個不知道贖罪的民族,從衰落到滅絕,是未來一千年之內一定會發生的事情。之所以我這樣說,是因為中國人至今不懂,您或者您的後代活得更好些的唯一辦法,是同時也讓別人活的更好一些,兩者是充分必要關係。這便是全球化的普世道理。 要說西方國際政治觀,是跟中國人一樣狡黠,那是絕對不公平的。基督教與天主教之間的三十年戰爭,讓西方人對世界和平失去了自信。西方人的全球化的智慧,是受到了維斯特伐利亞合約的啟發。人類最強大的意志聚集力量,絕不是諸如海盜,馬克思主義,或者民族主義之類的世俗觀念,而是宗教的意志。如果連宗教衝突都是可以和解的,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不能和解的呢。 聯合國思想,是維斯特伐利亞合約體系的延續,具體體現為舊金山體系。不幸的是,以蘇聯為首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成為了比宗教更為困難的新障礙。西方人沒有意識到的一點是,聯合國的談判桌,剛好也是民主的短板。因為民主原則正是崇尚多數暴政的流氓國家的最佳工具。 當年中共,就是利用了西方民主觀念,用流氓小國的“國多示眾”手段,把台灣政府趕出了聯合國的。台灣的例子說明,民主和自由本身並非是人類的最高普世價值,只有人道主義才是普世的。民族主義者總是有一千個理由,堂而皇之地否定人道主義精神。例如,格致夫就認為,同是二戰時期的美國的受益國,美國卻應當對中國對南海的侵略行為保持中立。我認為這種想法非常的無恥。 蘇維埃和中共的例子都說明,單純的民主自由也可以是邪惡的。郭文貴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無論是民運中的挺郭派,還是非民運的挺過派,都具有絕對的邪惡性。例如,黃艷和馬蕊的公道,只能指望美國法庭,而不是挺郭派。郭文貴的邪惡,就是中華民族的邪惡。這種反人類而沒有感覺的邪惡,決定了中國人不可能戰勝中共。因為中共和郭文貴本質上都是土匪,因而自然不配享受西方意義上的民主。 冷戰思維的因果關係是,正是因為中共,格致夫,和普京聽不懂人類文明的語言,所以才讓西方人才產生了“後維斯特伐利亞時代“的感覺。以美國為首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念,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格致夫不懂國際政治的前因後果。所以才會鬧出西方人“抱着冷戰思維不放“的錯誤印象。這種思維是因果顛倒的。川普和英國脫歐,代表了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哲學的恥辱一面。這一恥辱,亞當斯密最多只可以抵消掉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