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的《保存生命是第一正义原则》一文，遭到了一位博主的激烈反弹。这让我想到了关于民主的伦理问题。

这位博主反驳说：【一个“博导”，一个“史学大师”，发出了这种虚伪的声音：希望人们倾听生命的声音。希望博导与博主先去倾听猪羊牛兔在被斩杀前的哀咛，因为博导希望人们“注意倾听那些弱小生命声音，………包括…”其他物种的声音，“可能是奄奄一息的声音。】

以下是我的评论：【－－－－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首先，民主与人文主义应当是一致的，而不应当是对立的。其次，何怀宏与高伐林呼唤人文主义的文章，与民主也并没有矛盾嘛。我不明白他们俩有什么错。

中国要想走向文明，仅仅有民主意识是远远不够的。有两个问题是所有的中国人必须考虑的。一个是人文主义精神问题，另一个是民主运动的政治伦理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何怀宏和老高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革命，其政治理论通通都是空白。也就是说，中国的革命，从来就没有哲学的基础。

好的方面是，这次通过郭文贵与基金民运之间的勾心斗角，总算是让一部分海外华人开始思考政治伦理问题了。例如，隔着太平洋，以最安全的方式忽悠大陆人和台湾人流血，这样的行为不仅不具正义性，而且是非常邪恶的。当越来越多的华人有了政治伦理意识的时候，中国的民主运动才算是有了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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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就有一种感觉。同样是民主革命，法国革命与中国海外民运就是有区别。但是到底区别在哪里，我过去一直没有想清楚。我如今的结论是，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革命一样，如今海外民运仍然没有走出农民革命的循环宿命。原因是今天的民主革命，仍然缺乏政治伦理意识。

所谓民主革命的政治伦理，就是关于革命的道德基础。首先，政治伦理是超越政治的。例如，如果有两个华人因为经济纠纷而走进了美国法庭，法官不会因为其中一个是民运领袖而让他占到什么便宜。这就是道德的道理超越政治的道理的一个例子。

没有伦理意识的民主理念，逻辑上一定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中国人一方面批判中共的政治挂帅，但同时又在支持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挂帅。除非中国未来的民主革命，是建立在超越政治的政治伦理之上的，否则民运的道德基础，逻辑上属于循环论证。因为仅仅为了民主而革命，与仅仅为了革命而革命，二者在逻辑上是没有区别的。同理，民主至上的民运意识，逻辑上也无法将自己的革命与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的革命从性质上区分开来。

唐柏桥，郭宝盛，李洪宽，曹长青，等激进民运人士的民主至上主义，道德上与ISIS同样是无法区分的。例如，假如ISIS偷到了美国总统的核按钮，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按下按钮。同理，从这几位激进民运哥们的言论可以肯定，他们同样也会毫不犹豫地按下按钮。唯一的区别是具体目标，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北京。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了某个意识形态理念而不会在意老百姓的死活。

郭文贵与激进民运之间的勾心斗角，让一部分曾经一贯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海外华人不得不在纯粹道德与政治理念之间作出选择了。其实，这种选择也正是政治伦理觉醒的开始。这种超越政治的伦观，代表着中国民主的一个巨大思想进步。因此也可以说，郭文贵以反面教材的形式，为中国人的文明意识迈向一个新台阶立了一大功。

当然还有一部分反郭的民运人士并没真正觉醒。他们反郭的原因仍然是政治的。即，如果郭文贵开始反习反共，那么这些人还会支持郭文贵。他们无法解释这一个道德矛盾。同样是撒谎，爆假料，打着公德的旗号报私仇这样的恶劣品行，仅仅因为郭文贵是否反习反共而翻转一百八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