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指文化的核心部分。即以孔子， 孟子，和老子等人为代表的一系列学说。 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教义等。按照哲学的划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两大部分，1. 有关对自然界认识的学说，即认识论；2. 有关道德的学说。本篇只集中谈道德部分。

不知道‘弘扬’一词在古汉语中应当对应着哪个词，也不知道中国古代是否也像今天这样，有一帮子臭文人整天给老百姓弘扬这，弘扬那。但是俺觉得，如今文人对‘弘扬’一词的理解，更同中共的’宣传‘一词相辅相成。

说到这里， 肯定有人会问：历史上，佛家不也一直到处弘法吗？问的好！弘扬佛法的人是用身体力行的方法，而如今中共的‘弘扬’都是只用嘴而不用腿。想象一下，假如佛教徒们个个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骗子，如今还会有人信佛吗？不幸的是，如今中共正在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你越是弘扬啥，人民就越是不信啥。中国如今的道德滑坡，可以解读为人民对中共宣传所产生的一种逆反效果。

同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从心态上讲，中共和其他体制外文人还是有差别的。一个重要差别是，中共属于自己不信，却要骗别人信。用周小平的话，就是“其不可告人之目的，早已是司马昭之心了。”俺不怀疑那些想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体制外文人们，他们自己也许确实相信中国文化是个好东西。但是，因为他们的‘弘扬’方法仍然是只用嘴而不用腿，所以最多也不过是白忙活。更重要的一点是，弘扬的概念，违背了道德的基本属性，即自然性。

道德的自然性，也是自然法的一个基本公设。用通俗话说，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公平秤。” 孔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大体上指的也是这个东西。除了自然道德之外，人类意识中还存在这另一个具有自然属性的东西，那就是利益。显然，孔子也隐隐约约地认识到了利益这个东西的天然存在性。他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利益和道德两者之间经常是相互冲突的。面对这一冲突，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股脑地主张道德应当无原则地优先于利益，或者干脆将利益做为坏东西来加以批判和压制。例如，孔子说“君子趋于义，小人趋于利”就属于这样的拉偏架行为。

因此，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实际上是存在着两套道德天平。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即别人思想的灌输，它属于‘人工产品’。另一个，是来自个人的意识直觉，它是一种‘天然产品’。虽然孔子的无条件“善”跟老百姓的天然道德可能没有冲突，但是孔子的无原则的“义”，却是无法同每个人的“利”永远合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理论认为，个人的自然道德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灌输等手段，以外来的人工道德取而代之，最终统一于某个个人的思想之上。然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唯有洗脑。相比之下，虽然民主制度也需要‘统一思想’，但是民主制度的道德基础是来自公民共识，因此更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精英主义者们可能要问，假如百分之九十的屁民都认为抢银行是合法的，那该咋办？民主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美国的立法依据，也就是法律的‘法律’，不是依据某个人，或者某一批伟人的思想，而是根据自然法原理。这一点反映在John Rawls的《正义论》一书中。按照John Rawls 的观点，公民共识，而不是某个人的高明思想，才是判定法律正义性的唯一依据。这一点同中国人正好相反。中国人普遍缺少独立思维和创新能力。如果没有老祖宗告诉他“不随地吐痰，不奕君子乎”，似乎就连随地吐痰的好与坏，都没有能力给出一个判断。

当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利益分配问题。唯有建立起一个合理的体制，才能保证“利”和“善”冲突最小。打个比方，假如把道德体系比作一张渔网，按照毛泽东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说法，体制就是纲，道德和利益都是目，连接起纲和目的，是公平。所以，中国人的首要任务，不是神马弘扬文化，而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分配体制。使”善“和”利“两者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