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的創始人，肯尼斯-沃爾茨（Kenneth Waltz)僅僅用了一句話，就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說的清清楚楚。他說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存在911電話。其實，對於獨裁體制國家內部來說，這個原理也是蠻適用的。即，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也不存在911電話。因此嚴格地說，除非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存在着一個類似警察局那樣的獨立第三者。否則，將 legitimacy 一詞譯為‘合法性‘，的確是有問題的。但是，在西方民主國家，這樣的問題基本上不存在。因為三權分立確保了法律的至高無上地位。因而法律便自然而然地成為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獨立第三者‘。

因此，嚴格地講，只有在民主體制的語境下，“政權合法性”才具有實際意義。但是，這也並不等於說，獨裁體制下的被統治者，對於統治者的好與壞，連一點兒判別的標準或者主觀感覺都沒有。然而，這些標準，只不過是一些約定成俗的潛規則而已。一般來說，潛規則的道德約束力是很弱的，很難達到’法‘的標準。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和權利更迭現象，也許同沒有911電話大有關係。正因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缺乏一個雙方認同的‘法’，即中間調停者。因而被統治者的處境，要麼是認栽，要麼是逼急了造反，而不存在其他的中間選擇。

政權合法性，也叫政治合法性，是近代西方政治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它也是歐洲啟蒙運動的產物。政權合法性屬於政治道德的範疇。一切獨裁體制，都是以違反了合法性的標準為標誌的。有意思的是，最近王岐山也首次提出了執政合法性的概念。他說“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辦好中國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

政權合法性，其實是賦予了被統治者一項政治法權。按照洛克，衡量一個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標準，是看這個政權是否獲得了被統治者的認同。換句話說，只要一個政權不能夠獲得被統治者的認同，那麼被統治者就有權推翻統治者。顯然，洛克是在民主的語境下提出這個標準的。因此，這個定義必然也是不完備的。例如，在被統治者的言論自由和選舉權被剝奪的情況下，又如何判斷統治者是否獲得了被統治者的認同？因此，像洛克這樣的提法，會給狡猾的獨裁者留下一個鑽空子的機會。王岐山就是鑽了洛克的這個空子。

洛克所提出的這個合法性標準，說明了歸納型邏輯的不嚴謹性。這就好比，只要黃蓋願意被打，那麼周瑜打黃蓋，就是理所當然沒有問題的。問題是，沒有人生來就喜歡被人打。但是，如果我們使用波普爾的演繹方法，那麼政權合法性就可以這樣來定義：判斷一個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標準，是看被統治者能否在不受到外來脅迫和輿論導向的前提下，自由地表達對統治者的認同或者不認同。按照這樣的標準，即便是尖嘴猴腮的王岐山，也沒有了鑽空子的機會。

無論如何，王岐山作為中共第一個敢吃‘合法性螃蟹’的領導人，將過去一貫的“離開了中共領導，中國人沒法活”之類的強盜標準，降格為如今的“人心向背”之類的正常人標準，總算是有了一個標準。從講匪理，到開始講一點點兒人理，也不失為一個進步。即便是一個撒謊成性的騙子，也總有說漏嘴的時候。只要在騙子反悔之前，抓住這些‘口誤’不放，也是一個倒逼騙子認罪的方法。

也不乏有一些中國學者認為，跟英國一樣，中國皇權體制的合法性基礎，同樣也是來自‘君權天授’。例如，孔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孟子“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諸如這樣的‘聖人聖語’，人們可以輕易地找出上千條來。但是，這並不能說明，中國皇權的政權合法性，真的就是來自君權天授。

因為中國不存在一個對政治有實際影響力的宗教。因此，中國人心目中的“天”其實是一個很空洞的概念。中國文人的一大特點，就是以為只要從聖人那裡找出幾句話，就可以證明自己的某個‘理論’了。事實上，皇上實際做的和實際說的，以及聖人是如何說的，三者之間其實沒有太多的關聯。例如，“昏君無道”一詞，要比“真龍天子”的使用頻率高得多。人人都可以打着替天行道的名義造反，都是例證。中國皇權政治中的另外一個同‘政權合法性’有一點關係的概念，是世襲合法性。例如，嫡出皇子繼位，要比庶出皇子繼位，更加名正言順些。狸貓換太子的行為，被視為是不道德的。

另外，聖言聖語和大眾政治之間，其實也是相互脫節的。對於聖人，老百姓既不是很買帳，也不是很不買賬。例如，對於狸貓換太子這樣的‘不規矩’行為，老百姓最多不過是通過民間戲說的形式‘嚼嚼舌頭’而已。換了也就換了。總之，在中國，無論是天授合法性，還是世襲合法性，都屬於弱政治道德。

其實，中國文化中的唯一一個強政治道德，不是別的，而是成王敗寇。例如，經常聽到諸如“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弱國無外交，落後就要挨打”等說法。說明在一部分中國人的骨子裡，對成王敗寇的認同度是非常高的。另外我還發現，在成王敗寇政治道德之下，一個政黨是否‘合法’的關鍵，並不完全取決於它本身有多麼強大，而在於是否有一個足夠心狠手辣的黨魁。只要黨魁足夠狠，那麼這個政黨就自然而然地獲得了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這其實恰好也是當今中共危機的本質之一。自打毛澤東逝世那天起，中共的成王敗寇合法性，就已經開始流失了。然而巧合的是，鄧小平又及時地為中共找到了一個用於彌補’狠主兒‘流失的東西，這個東西便是GDP。

基於GDP的政權合法性，本質上屬於包養合法性。正如二奶對包養者的認同，完全是基於包養者能夠提供的金錢的數量。今天的中國人對中共的認同，基本上也是基於中共的GDP這個大錢包。中共自己似乎也明白這一點，因此拼命也要死守GDP。但是，包養合法性是難以為繼的。這是因為，二奶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只能上不能下。正所謂婊子無情，戲子無義。一旦保養者的錢包出了問題，那麼二奶會更容易翻臉。更嚴重的是，這種完全無視道德的包養合法性不具普適性。例如，對於包養者的錢是怎麼來的，二奶是不大在意的。

另外，除了成王敗寇合法性，包養合法性，天授合法性，以及世襲合法性之外，毛澤東還有另外一手絕活。那就是最充分地利用和忽悠人民。毛澤東通過忽悠人民，也使得中共獲得了一定的支持度。公平的說，歷史上的統治者們，還從來還沒有一個像毛澤東這樣，先把屁民夸暈，然後再利用之。什麼”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了，”工人階級最有遠見“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了，不一而足。當年小靳莊的老大娘們，也許還真的以為自己的水平可以和李白平起平坐呢。

在夸屁民的手腕方面，當今中共領導人確實不如毛澤東。如今中共光顧了自己發財了，哪裡還有夸屁民的閒情逸緻！因此，在用給人民抬轎子的方法，來獲得合法性方面，如今的中共也確實丟了不少分。當年，毛澤東一句‘世界是你們的’，就把一大幫傻逼青年們給夸到差點兒暈死過去。還沒等明白過味兒來，緊接着一句‘農村大有作為’，他們又樂呵呵地到農村種大田去了。如今的習近平有這樣的本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