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创始人，肯尼斯-沃尔茨（Kenneth Waltz)仅仅用了一句话，就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说的清清楚楚。他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存在911电话。其实，对于独裁体制国家内部来说，这个原理也是蛮适用的。即，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也不存在911电话。因此严格地说，除非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类似警察局那样的独立第三者。否则，将 legitimacy 一词译为‘合法性‘，的确是有问题的。但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这样的问题基本上不存在。因为三权分立确保了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因而法律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独立第三者‘。

因此，严格地讲，只有在民主体制的语境下，“政权合法性”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这也并不等于说，独裁体制下的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好与坏，连一点儿判别的标准或者主观感觉都没有。然而，这些标准，只不过是一些约定成俗的潜规则而已。一般来说，潜规则的道德约束力是很弱的，很难达到’法‘的标准。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权利更迭现象，也许同没有911电话大有关系。正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缺乏一个双方认同的‘法’，即中间调停者。因而被统治者的处境，要么是认栽，要么是逼急了造反，而不存在其他的中间选择。

政权合法性，也叫政治合法性，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政权合法性属于政治道德的范畴。一切独裁体制，都是以违反了合法性的标准为标志的。有意思的是，最近王岐山也首次提出了执政合法性的概念。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政权合法性，其实是赋予了被统治者一项政治法权。按照洛克，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是看这个政权是否获得了被统治者的认同。换句话说，只要一个政权不能够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同，那么被统治者就有权推翻统治者。显然，洛克是在民主的语境下提出这个标准的。因此，这个定义必然也是不完备的。例如，在被统治者的言论自由和选举权被剥夺的情况下，又如何判断统治者是否获得了被统治者的认同？因此，像洛克这样的提法，会给狡猾的独裁者留下一个钻空子的机会。王岐山就是钻了洛克的这个空子。

洛克所提出的这个合法性标准，说明了归纳型逻辑的不严谨性。这就好比，只要黄盖愿意被打，那么周瑜打黄盖，就是理所当然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没有人生来就喜欢被人打。但是，如果我们使用波普尔的演绎方法，那么政权合法性就可以这样来定义：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是看被统治者能否在不受到外来胁迫和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自由地表达对统治者的认同或者不认同。按照这样的标准，即便是尖嘴猴腮的王岐山，也没有了钻空子的机会。

无论如何，王岐山作为中共第一个敢吃‘合法性螃蟹’的领导人，将过去一贯的“离开了中共领导，中国人没法活”之类的强盗标准，降格为如今的“人心向背”之类的正常人标准，总算是有了一个标准。从讲匪理，到开始讲一点点儿人理，也不失为一个进步。即便是一个撒谎成性的骗子，也总有说漏嘴的时候。只要在骗子反悔之前，抓住这些‘口误’不放，也是一个倒逼骗子认罪的方法。

也不乏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跟英国一样，中国皇权体制的合法性基础，同样也是来自‘君权天授’。例如，孔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孟子“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诸如这样的‘圣人圣语’，人们可以轻易地找出上千条来。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皇权的政权合法性，真的就是来自君权天授。

因为中国不存在一个对政治有实际影响力的宗教。因此，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其实是一个很空洞的概念。中国文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以为只要从圣人那里找出几句话，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某个‘理论’了。事实上，皇上实际做的和实际说的，以及圣人是如何说的，三者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关联。例如，“昏君无道”一词，要比“真龙天子”的使用频率高得多。人人都可以打着替天行道的名义造反，都是例证。中国皇权政治中的另外一个同‘政权合法性’有一点关系的概念，是世袭合法性。例如，嫡出皇子继位，要比庶出皇子继位，更加名正言顺些。狸猫换太子的行为，被视为是不道德的。

另外，圣言圣语和大众政治之间，其实也是相互脱节的。对于圣人，老百姓既不是很买帐，也不是很不买账。例如，对于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不规矩’行为，老百姓最多不过是通过民间戏说的形式‘嚼嚼舌头’而已。换了也就换了。总之，在中国，无论是天授合法性，还是世袭合法性，都属于弱政治道德。

其实，中国文化中的唯一一个强政治道德，不是别的，而是成王败寇。例如，经常听到诸如“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等说法。说明在一部分中国人的骨子里，对成王败寇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另外我还发现，在成王败寇政治道德之下，一个政党是否‘合法’的关键，并不完全取决于它本身有多么强大，而在于是否有一个足够心狠手辣的党魁。只要党魁足够狠，那么这个政党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其实恰好也是当今中共危机的本质之一。自打毛泽东逝世那天起，中共的成王败寇合法性，就已经开始流失了。然而巧合的是，邓小平又及时地为中共找到了一个用于弥补’狠主儿‘流失的东西，这个东西便是GDP。

基于GDP的政权合法性，本质上属于包养合法性。正如二奶对包养者的认同，完全是基于包养者能够提供的金钱的数量。今天的中国人对中共的认同，基本上也是基于中共的GDP这个大钱包。中共自己似乎也明白这一点，因此拼命也要死守GDP。但是，包养合法性是难以为继的。这是因为，二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只能上不能下。正所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一旦保养者的钱包出了问题，那么二奶会更容易翻脸。更严重的是，这种完全无视道德的包养合法性不具普适性。例如，对于包养者的钱是怎么来的，二奶是不大在意的。

另外，除了成王败寇合法性，包养合法性，天授合法性，以及世袭合法性之外，毛泽东还有另外一手绝活。那就是最充分地利用和忽悠人民。毛泽东通过忽悠人民，也使得中共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度。公平的说，历史上的统治者们，还从来还没有一个像毛泽东这样，先把屁民夸晕，然后再利用之。什么”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工人阶级最有远见“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了，不一而足。当年小靳庄的老大娘们，也许还真的以为自己的水平可以和李白平起平坐呢。

在夸屁民的手腕方面，当今中共领导人确实不如毛泽东。如今中共光顾了自己发财了，哪里还有夸屁民的闲情逸致！因此，在用给人民抬轿子的方法，来获得合法性方面，如今的中共也确实丢了不少分。当年，毛泽东一句‘世界是你们的’，就把一大帮傻逼青年们给夸到差点儿晕死过去。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紧接着一句‘农村大有作为’，他们又乐呵呵地到农村种大田去了。如今的习近平有这样的本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