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少生活在海外的挺共派和反共派都有一个共同毛病。那就是将自己的啦啦队角色当成了运动员角色。表现之一，是两个啦啦队之间的厮打和敌视，要比运动员之间的正规比赛还要激烈，还要认真。 从反共倒共，到反啦啦队员倒啦啦队员，就在无意间，中国人已经悄悄地完成了从正义之师到义和团的转变。现在看来，无论是文革，还是义和团，都不是个别人教唆的结果。就在今天，中国人仍然在大摇大摆地上演着义和团和文革的闹剧，只不过自己意识不到而已。 文革两派的武斗，是义和团意识的另一次实现。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么容易就结成了。我以前一直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今天看来看来却是挺自然的。从文革的两派，到反共拥共，到左右两派，挺到川反川，到挺郭反郭，根本就是同一个思想基础，义和团意识嘛。 道理上说，反共啦啦队员将拥共啦啦队员的“邪恶”等同于中共的邪恶，与当年义和团将使用洋铅笔的女孩的头一刀砍下的行为性质上是相同的。好的方面是，人类至今还没有发明隔着电脑杀人的技术。否则我敢肯定，万维至少一半的博主早已躺在坟墓里了。 对洋铅笔女孩的愤怒达到砍头的程度，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从郭文贵的小蚂蚁，到海外民运美国之音抓特务，到当年麦卡锡主义的受害方如今主动呼唤麦卡锡，到黄川粉对白左，黄左，穆斯林，黑人，墨西哥人的不加区别的愤怒和仇视。都是义和团精神的典型实例。 另外一个例子是发生在我个人身上。虽然我从来没有得罪过德孤。但是仅仅因为我的一篇《意识形态可论，但艺术无罪音乐无罪》，其中播放了《红色娘子军》的视频。结果惹恼了德孤。这小子显然是把我当成了使用洋铅笔的女孩了，新帐老偏见一起算。结果一连发表了四篇砍头博文来骂我。 至今为止，他都不知道我的愤怒来自何方。我对道德骗子的愤怒程度，与女孩对感情骗子的愤怒程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仍然相信对方不是骗子。但是一旦得出“您就算骗子”的明确的结论之后，我的愤怒会立马消失。 例如，除非他学德孤的拐弯抹角骂人法学过了头，我一般不会对溪谷烂人产生愤怒，因为我知道他原本就是个烂人。打个比方，我也许会对随地吐痰者感到愤怒，但是我不会对大小便失禁者产生同样的愤怒。德孤原本就是个道德失禁者，但是他愣是在万维憋了整整十年的屎。一旦我知道了德孤是因为失禁而拉屎，而非故意拉屎。我的愤怒也就自然消失了。德孤如果想要继续骂我，随便了。 拜托德孤的高智商，万维现在又有了一个骂人新词儿，“混种。”反正我以前从来没见有人使用过。这不，溪谷烂人刚刚将这个词用在了习近平头上。你们不是自以为聪明吗，我愿意跟你们接着玩。 啦啦队就是啦啦队，运动员就是运动员。请不要混为一谈。认识到者一点我认为很重要。打个比方，篮球比赛的胜负，与两伙啦啦队员之间的厮杀没有关系。如果中国人的政治打斗仅仅限于两个啦啦队之间也就算了。反共拥共啦啦团的一个更严重问题，是把斗争扩大到了观众席。 我其实并非是一个拥共派，我之所以会从过去的激进反共右派，转变成如今的独立的观察者，是因为我意识到了激进反共的义和团性质。我现在的立场，相当于做在观众席上看比赛。像我这类人在西方社会多如牛毛。例如哈拉利，以及不少西方政治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共有可能会永远执政下去。 问题是，同样的话如果由我来说，便会激怒反共啦啦团。啦啦团搞不懂的一点是，最符合实际的，理性的预测，肯定是出在观众席上。而不是出在啦啦队员当中。因为啦啦队是有自己的预设立场的。义和团啦啦队与理性啦啦队的一个区别，在于能否宽容和理解对方啦啦队的预设立场。即便是做不到这一点，起码来说，也不应当根观众过不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