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以东北盲流子为首的四位光头党成员去唐柏桥的住宅挑衅被当场逮捕。作为东北人，我对东北流氓骨子里的那点儿德行还是比较了解的。虽然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呼唤黑社会，或者抱团欺负人的倾向。但是相对来说，东北流氓的这种倾向更加突出。东北流氓有三个共同特征，狗仗人势，欺软怕硬，得寸进尺。假如唐柏桥选择了不报警，那么将会被光头党视为软弱。郭文贵的壮胆儿加上对方的软弱，会让许大马棒们的胆子更大。下一次直播会带上更多的人，语言也会更加嚣张，没准连蝴蝶迷都会亲自到场，对着楼上喊一嗓子：“唐柏桥你这个邪恶之徒，敢不敢下楼跟我比邪？” 郭文贵爆料事件，从一开始便带有邪教色彩。例如只要对郭教主稍有微词，就会遭到一大群郭粉的集体围攻，羞辱或者谩骂。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和沮丧。殊不知，他们所面对的，是一场邪教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任何一场革命或者社会运动，都具有邪教的性质。政治运动邪教化，是由中国文化的非理性特征所决定的。 我对中国邪教的定义是，以精神教主为核心的，表面上打着正义的大旗，实则是以实现教主的个人贪婪或者报私仇为唯一目的，以无条件伤害大批无辜者为显著标志的激进社会运动。按照这个定义，法轮功根本就不是邪教。正如中国的一切事情都具有中国特色一样，中国邪教也具有中国特色。例如，中国邪教一般与宗教信仰关系不大，而教主就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中国的个人崇拜现象，都是邪教文化在作怪。 郭文贵爆料唤醒了一群流氓人渣。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非常符合“物以类聚”原理。中国人经常用“乱世英雄起四方”来形容乱世现象。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乱世流氓起四方”，“乱世邪教起四方。”中国历史上邪教的结局都有三个共同特征。一是短命。二是中国人做了邪教徒而没有感觉，老子的邪恶，必须要由他们的子孙后代来总结。当年英国人喀嚓义和团成员的时候，我猜想他们肯定个个感到无比委屈。因为就跟今天的郭粉一样，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三是邪教徒普遍脑残。例如，郭粉普遍没有独立思维和独立判断能力。对于一切反对者，不同意见者，或者是不合自己的意的人或事，通通解读为沉默力量，中共特务，中共五毛，或者是蓝金黄。 中国文化的功利主义道德特征决定了流氓意识的普遍性。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或多或少的。一时糊涂的或者长期一贯的，机会主义的或者实用主义的，大多数中国人本质上都是流氓。平时人们看似安静，但是一旦搅动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乱世或者乱局。流氓只有大小的区别，而没有性质的区别。按照各类人等对郭文贵的态度，立场和表现的不同，流氓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级别。一级流氓郭文贵；二级流氓盲流子，元建斌，程斌麟，曾宏等；三级流氓郭宝盛，曹长青，赵岩，昭明等；四级流氓不计其数。所有铁郭粉，以及挺郭后援会，都属于四级流氓；五级流氓，在我看来，是那些为了反共，而对郭文贵的恶劣品行视而不见的，或者不惜与郭文贵的恶劣品行进行无限勾兑，无限容忍，仍然在做着爆料可以改变中国之梦的人。典型的包括，赖建平，李洪宽，东方来，美猴王等。东方来曾经企图劝郭文贵放弃郭宝盛。在我看来，这相当于劝一级流氓放弃三级流氓。殊不知，在一级流氓眼中，三级流氓是天使。因此这类劝说是一种自欺欺人行为。 我过去也曾经是一名铁郭粉。按照我的分级，我应当属于三级流氓。现在我只能说，不是我无能，而是大流氓太狡猾。让我着实地上了他一次当。趁着郭邪教还没有彻底穿帮，及时觉醒。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郭文贵的“本事，”还不仅仅在于他的巧嘴舌簧，更主要的一点，是他的“爆料复仇”这种独特形式属于前无先例。对于这类爆料复仇大王，连上帝都有可能上当。看了最近郭文贵对李洪宽的“爆料”视频之后我才发现，原来郭文贵的爆料，是属于"One Size Fits All." 很多原来属于王岐山和孟建柱“料”，也完全适用于李洪宽。如果不提名字，我还以为他是在爆孟建柱的料。例如，李洪宽也成了一个”夜夜做新郎“的幸福男。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仍然有人对郭文贵的爆料信以为真，我不得不怀疑你们的智商了。 华人在西方社会上演的这出流氓大戏，盲流子演的是微型版，郭文贵演的是小型版，全体华人演的是文化版。一级流氓利用民主。二级流氓不谈民主，三级流氓误导民主，四级流氓邪教化民主，五级流氓勾兑民主。有这么多的流氓糟蹋民主，您说中国的民主它能有戏吗？ 郭文贵在十九大之后对民运态度的大转变其实很容易得到解释。在郭文贵给中共最高领导的那封信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他在海外的立场，属于“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如今郭文贵的态度，可以说是“身由己，言由衷”的回归。郭文贵自信的回归，主要是来自一段时间以来他对美国言论和法律环境的试水。就像郭文贵的东北哥们盲流子一样，郭文贵认为，只要不去砸唐柏桥家的大门，那么坐在唐柏桥的家门口的大街上胡闹是安全的。因此，郭文贵未来的胆子也将会越来越大。问题是，只要东北流氓骨子里的土匪邪教本质不改变，迟早也会遭到西方法律的惩罚。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