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政治学学者，普遍将民主社会的体制腐败（institutional curruption）现象，归罪为客户主义。所谓客户主义（Clientelism），是指选民或者利益团体，用选票同候选人交换物质利益的政治主张。例如，美国参议员的承诺性项目投资（earmarks），公司对候选人的赞助，政治游说活动等，都具有客户主义的特征。客户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偏离了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我发现，华裔移民对客户主义的认同度格外地高。例如，很多华裔主张将自己的选票无条件地投给华裔候选人，至于这位候选人是猫还是狗，他们是不大关心的。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多个华裔团体联合起来控告哈弗大学在招生配额问题上存在种族歧视。他们虽然列举了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但是对于公共利益（public good），他们却极少提及。这说明，他们对于民主的理解，不超过客户主义。对美国大学的招生配额现象，我历来主张以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以华裔社团的名义进行法律诉讼。因为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

显而易见，在民主社会，客户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出在选民一方，而不是出在候选人一方。类似地，在独裁专制下的中国，与客户主义相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强民族特征。我暂时把它称之为“喝汤主义“。所谓喝汤主义，就是将”跟着土匪赚汤喝“，作为无条件的政治正确原则。至于什么是真正的公共利益，他们是不大关心的。

民主体制的优越性，在于它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使得各方的利益，可以通过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得到实现。相比之下，独裁体制不仅没有这样的机制，而且更缺少这样的的共识。在独裁体制下，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总是被国家利益至上所绑架。结果是公共利益被异化为“没有国，哪有家，”社会正义被异化为少数服从多数和无产阶级专政。与此同时，国家利益又总是被统治者所架空。结果是国民党国不分，被贼偷了，还要替人家数钱，只因为自己从土匪那里分到了一碗骨头汤。

追溯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客户主义不仅也存在于中国，而且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和道德中，并且一直对中国历史的演进起着主导作用。与民主版客户主义不同，中国版的客户主义不是用选票与候选人交换利益，而是以道德和灵魂，与统治者换骨头汤。从跟了闯王不交粮，到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的特征，是绑匪政治同客户主义的一拍即合。几乎每一个新朝代，都无一不是从土匪的造反起家干起，而拥护者们，又无一不是因为接受了土匪的骨头汤承诺才给土匪跑龙套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它的好与坏，而在于它的非普世性。例如，从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节义出发，很难导出诸如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这样的普世原则。不仅如此，在客户主义的主导下，传统道德原则很容易被狭义化和扭曲。例如，雾霾可以被解读成“喝汤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勤劳勇敢的最高境界，被狭义化为邱少云堵抢眼以及火线入党。

火线入党的真正反动之处，不在于那只鸡，而在于中共政治的帮匪本性。退一步讲，即便是在夺取政权之前，挑选一些有贼胆儿的人入党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和平时期，还要继续大玩神码火线入党，三刀六眼，生死不怕，鸡血盟誓，也有点太土匪了吧。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唯一的一次有限的历史进步，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使中国的政治从传统世袭制（Patrimonial Institution）过度到了新世袭制（Neopatrimonial Institution）。世袭制和新世袭制的区别，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做皇帝和一百个人同时做皇帝的区别。习近平反腐的动机，具有很强的被动性，同实现社会公正这个普世目标可以说是毫不相干。因为皇帝太多了，以至于就连一贯奉行“跟着土匪赚汤喝”的客户主义者们都感到养不起。习近平明白，如果连跑龙套的基本盘都保不住，那中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打老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将皇帝的数量减低到喝汤派可以忍受的水平，然后接着玩帮匪政治。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肯定不会认同我的说法，例如，有人可能认为，之所以中国没能实现民主，是因为中共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我认为，中共太狡猾只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客户主义文化所导致的全民政治无能。这就好比骗子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因为骗术高明，还因为存在着一个容易受骗上当的群体。所以，从某个角度说，辛亥革命是将中国政治煮成了一锅夹生饭。

帮匪党同喝汤派之间的关系，跟e租宝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虽然中共的GDP可以像e租宝那样，回报率可以一度高达百分之10，但是随着骗局被揭穿，喝汤派同中共最终翻脸，也是迟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