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学运的历史可以简单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反共阶段，反华阶段和反人类阶段。 １反共阶段 反共阶段即天安门广场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两个现象的快速出现。一是以官倒为标志的社会腐败现象，二是大学生群体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盲目崇拜的急剧升温现象。六四学运就是在这两个背景下发生的。在中国社会现实与西方主观印象的强烈对照下，大学生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冲动。 跟一切社会运动一样，以改变政治体制为目的运动是一个意志聚集现象。六四学运的意志是认为有一部分坏人需要被打倒或者被否定。在六四时期，这一部分坏人包括中共当权者，官倒，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商人。 现在回顾起来，大学生们对民主的理解显然是不成熟的。主观上说，六四民主，是一种不包含人民大众的民主。虽然主观上，学生们自认为是代表了民意的，但是事实上，学生的骨子里其实并没有对大众民意给予足够的尊重。当然，按照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习惯，他们自以为是人民大众天然代表。其实只需做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就会发现，中国民主变革的时机并非是像大学生们想象的那样成熟。而这一点也最终决定了六四民主运动必然是一个昙花一现现象。 与六四的失败形成对照的一个例子是南韩的光州起义。即便是南韩光州起义被镇压之后，民众的反抗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由此可以看出，正是足够的民意才导致了南韩反抗运动的连贯性，以至于在短短十年之后，南韩的民主便得以实现。 民主精神并非仅仅指一种政治体制。它更应当体现民主运动本身中。不含“民”的民主运动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运动。同理，没有足够民意的学生民主运动必然是孤立的。 即便是只反共不反华，那也是因为历史没有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提供反华的机会。要想从逻辑上证明这一点其实非常简单。假如中美贸易战是发生在三十年前。广场上的学生会不会跟今天的反共老海黄一样，通通站在美国一边？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２反华阶段 自从学运领袖逃到国外的那一天起，便标志着他作为个人从反共到反华的开始。从逻辑上说，只反独裁者而不反国家的远距离民主运动是不可能存在的。虽然他们自己也许感觉不到。或者明明知道但也死不承认。我并非在给反共老海黄扣大帽子，我只是指出了一个逻辑事实。 以委内瑞拉为例，瓜一多打着民主运动的旗号，事实上却是在勾结外国势力。海外民运的反华性质，与瓜一多反委内瑞拉人民的性质是一样的。 而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干涉，却无一不是以民主作为幌子，实际上是觊觎拉丁美洲的经济资源。历史上，由美国的经济觊觎和军事干涉所导致的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怪诞傀儡体制，早就有政治学者给赋予一个专门术语“香蕉共和国。”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如今所有的香蕉共和国，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民主体制无一是成功的。 研究社会学的一个有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方法是比较。对于海外民运的反华性质，只需将海外民运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做一个比较即可证实。在反华这个问题上，海外民运与美国人民以及美国政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美国的外交方针和价值理念，总体上是只反共但不反华的。但是海外民运却是即反共也反华。魏京生，陈光诚，夏业良纷纷被美国相关机构停止经济赞助。便是这种冲突的典型实例。 就说魏京生吧。在他刚刚来到美国之日起，哥伦比亚大学便给他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和工作条件。但是出于反华的目的，魏京生经常与美国人发生冲突。按照魏京生的民主理念，无论是美国，还是美国人，任何同中共的交往都是反民主行为。另外，陈光诚和夏业良的情况与魏京生非常类似，总之，民运人士与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之间，基本上是谁也听不懂谁。 ３ 反人类阶段 海外民运的反人类阶段，应当以川普的上台为标志。自从川普上台以来，不仅反共老海黄的反华行为完全公开化。一部分人甚至开始进一步走向了反人类。黄川粉便是反人类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仅反华，而且还反移民，反穆斯林，反黑人，反一切少数族裔，包括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以及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基本单位，中国。很不幸，我发现大多数海外民运都是铁杆黄川粉。在民运黄川粉当中，又以夏业良，何清涟，郭宝盛，韩连桥，等人为最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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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视频，是魏京生的一次TED TALK.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魏京生的民主，是一种宗教化了民主。宗教化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跟上帝至上的道理相同，是民主至上。无论是谁，包括中国人民，美国人民，美国政客，只要谁档了民主的道，都是魏京生的敌人。
例如，按照民主教思想，魏京生把所有西方政客，通通视为西方人民的的对立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魏京生眼中，西方政客普遍不反华。或者说，不像魏京生在中国监狱里的时候所想象的那样反华。
我无意跟老魏个人过不去。我一直认为老魏是条汉子。但是正值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深度讨论和反思一下六四背后的思想是非常有意义的。俺拿老魏当样板，是因为作为民运的“一把手，”他的极端和激进在整个海外民运当中很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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