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學運的歷史可以簡單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反共階段，反華階段和反人類階段。 １反共階段 反共階段即天安門廣場階段。中國的改革開放導致了兩個現象的快速出現。一是以官倒為標誌的社會腐敗現象，二是大學生群體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盲目崇拜的急劇升溫現象。六四學運就是在這兩個背景下發生的。在中國社會現實與西方主觀印象的強烈對照下，大學生們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衝動。 跟一切社會運動一樣，以改變政治體制為目的運動是一個意志聚集現象。六四學運的意志是認為有一部分壞人需要被打倒或者被否定。在六四時期，這一部分壞人包括中共當權者，官倒，靠不正當手段致富的商人。 現在回顧起來，大學生們對民主的理解顯然是不成熟的。主觀上說，六四民主，是一種不包含人民大眾的民主。雖然主觀上，學生們自認為是代表了民意的，但是事實上，學生的骨子裡其實並沒有對大眾民意給予足夠的尊重。當然，按照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習慣，他們自以為是人民大眾天然代表。其實只需做一個簡單的民意調查就會發現，中國民主變革的時機並非是像大學生們想象的那樣成熟。而這一點也最終決定了六四民主運動必然是一個曇花一現現象。 與六四的失敗形成對照的一個例子是南韓的光州起義。即便是南韓光州起義被鎮壓之後，民眾的反抗也一直沒有停止過。由此可以看出，正是足夠的民意才導致了南韓反抗運動的連貫性，以至於在短短十年之後，南韓的民主便得以實現。 民主精神並非僅僅指一種政治體制。它更應當體現民主運動本身中。不含“民”的民主運動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運動。同理，沒有足夠民意的學生民主運動必然是孤立的。 即便是只反共不反華，那也是因為歷史沒有為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提供反華的機會。要想從邏輯上證明這一點其實非常簡單。假如中美貿易戰是發生在三十年前。廣場上的學生會不會跟今天的反共老海黃一樣，通通站在美國一邊？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２反華階段 自從學運領袖逃到國外的那一天起，便標誌着他作為個人從反共到反華的開始。從邏輯上說，只反獨裁者而不反國家的遠距離民主運動是不可能存在的。雖然他們自己也許感覺不到。或者明明知道但也死不承認。我並非在給反共老海黃扣大帽子，我只是指出了一個邏輯事實。 以委內瑞拉為例，瓜一多打着民主運動的旗號，事實上卻是在勾結外國勢力。海外民運的反華性質，與瓜一多反委內瑞拉人民的性質是一樣的。 而問題的關鍵，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干涉，卻無一不是以民主作為幌子，實際上是覬覦拉丁美洲的經濟資源。歷史上，由美國的經濟覬覦和軍事干涉所導致的某些拉丁美洲國家怪誕傀儡體制，早就有政治學者給賦予一個專門術語“香蕉共和國。”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如今所有的香蕉共和國，無論是經濟體制還是民主體制無一是成功的。 研究社會學的一個有非常具有說服力的方法是比較。對於海外民運的反華性質，只需將海外民運與美國的外交政策做一個比較即可證實。在反華這個問題上，海外民運與美國人民以及美國政府之間其實是存在着不可調和的衝突的。美國的外交方針和價值理念，總體上是只反共但不反華的。但是海外民運卻是即反共也反華。魏京生，陳光誠，夏業良紛紛被美國相關機構停止經濟贊助。便是這種衝突的典型實例。 就說魏京生吧。在他剛剛來到美國之日起，哥倫比亞大學便給他提供了很好的經濟和工作條件。但是出於反華的目的，魏京生經常與美國人發生衝突。按照魏京生的民主理念，無論是美國，還是美國人，任何同中共的交往都是反民主行為。另外，陳光誠和夏業良的情況與魏京生非常類似，總之，民運人士與大多數美國知識分子之間，基本上是誰也聽不懂誰。 ３ 反人類階段 海外民運的反人類階段，應當以川普的上台為標誌。自從川普上台以來，不僅反共老海黃的反華行為完全公開化。一部分人甚至開始進一步走向了反人類。黃川粉便是反人類的典型代表。他們不僅反華，而且還反移民，反穆斯林，反黑人，反一切少數族裔，包括屬於他們自己的民族，以及作為一個民族整體的基本單位，中國。很不幸，我發現大多數海外民運都是鐵杆黃川粉。在民運黃川粉當中，又以夏業良，何清漣，郭寶盛，韓連橋，等人為最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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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視頻，是魏京生的一次TED TALK.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魏京生的民主，是一種宗教化了民主。宗教化民主的一個主要特徵，跟上帝至上的道理相同，是民主至上。無論是誰，包括中國人民，美國人民，美國政客，只要誰檔了民主的道，都是魏京生的敵人。
例如，按照民主教思想，魏京生把所有西方政客，通通視為西方人民的的對立面。道理很簡單，因為在魏京生眼中，西方政客普遍不反華。或者說，不像魏京生在中國監獄裡的時候所想象的那樣反華。
我無意跟老魏個人過不去。我一直認為老魏是條漢子。但是正值六四三十周年之際，深度討論和反思一下六四背後的思想是非常有意義的。俺拿老魏當樣板，是因為作為民運的“一把手，”他的極端和激進在整個海外民運當中很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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