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九十七周年。一百年来,虽然有关五四的文章和专著很多,但是似乎存在着一个人们不敢触碰的禁区。直到今天,反帝反封建仍然被视为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由于五四运动刚好是发生在中国近代历史重大转折的一个十字路口处,因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五四运动确实起到了一个“扳道岔”的作用。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便从民主科学的正轨,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岔道。纵然晚清时期的问题很多,但是从预备仿行立宪,到资政院,咨议局等,晚清对君主立宪的推进,倒也是实实在在,可圈可点的。相比之下,九十七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主进程甚至不及慈禧太后时代。从这个角度说,五四运动代表着中共开历史倒车的始发站。 按照中共官方的定性,五四运动既是为了反帝反封建,又是为了弘扬民主和科学精神。但是事实上,民主科学口号都不过是装门面而已。借着民主科学的幌子,马克思主义堂而皇之地等上了中国革命的舞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神话,中共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进一步抽象化,意识形态化和永久化。难怪毛泽东会自豪地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可不是嘛,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习民主科学,的确不如玩现成的义和拳来的更顺手。 很多人认为,义和团运动只是一个孤立事件,是由于农民的没文化和愚昧所导致。其实不然,义和团意识乃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反帝反封建口号,也只不过是一个漂亮外壳而已,而内核却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五四运动的欺骗性,在于将反帝反封建的暂时正确,上升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永久正确,并却最终走向了民主的反面。 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分为内民族主义和外民族主义。所谓内民族主义,是指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而外民族主义,是指中外族之间的民族对立。五四运动的反封建口号,表面上是反儒,而实际上是反对包括满族在内的一切少民族。同理,五四运动的反帝本质,是从政治上的反帝,上升为意识形态的反西方和反民主。看来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本质的确是非常了解的。毛作为一个彻底的政治实用主义者,我不认为他是民族主义的真正信奉者。但是,他却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民族主义,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要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并无明确的反帝反封建一说。毛泽东之所以将农民视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并非是依据他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的骨子里还有另外一本账。要论拳匪意识的强烈程度,农民当属第一。工人第二,学生和知识分子第三。毛泽东与习近平的差别,在于毛泽东是义和团的利用者,而习近平自己就是义和团。 义和团意识是外民族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它将国与国之间的暂时性对立,上升为民族之间的永久性仇视。从这个角度说,五四运动不过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个减毒版而已。从火烧赵家楼的那一刻开始,五四运动就已经开始变味了。直到今天,义和团意识在中国仍然大有市场。从打土豪分田地,到文革大屠杀,到遍地的爱国愤青。。。例子不一而足。 义和团意识的最大问题,在于将暂时的民族冲突永久化。电视片《大国崛起》,是从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回顾了世界近代史上九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的崛起和兴衰过程。与其说这部片子是讲大国兴衰的,倒不如说它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义和团版解读。中国人在考察世界历史时,只在意别人是如何为了争夺利益而导致战争的一面,而对人家打完了仗能够很快和好如初的一面,以及如何避免了大量的战争的一面视而不见。民主和科学,与其说是一种可以用来高效率制造物质财富的工具,它其实更是一种精神。具体说,人文主义精神,保证了由战争所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仇恨的短暂性。而契约精神,避免了大量因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导致的不必要的战争。这种超越民族意义的文明精神,才是大国崛起的关键所在。 如果中国人真的理解了这种精神,那么就自然就不会好意思整天将大国崛起的口号挂在嘴上。西方国家的崛起,既非是因为存在着一个预设的国家崛起目标,也不是为了国家的崛起而崛起。从个体人格的崛起,到国家经济的崛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关于这个道理,片子中所邀请的十几位嘉宾说的都挺到位。反倒是解说员自己,不断地曲解着嘉宾的本意。中国崛起的第一步,是个体公民的自由精神崛起。而公民崛起的第一步,是去义和团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