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将民主体制归类为一种变态体制。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体制最容易走向暴民政治。首先，政治竞选的出胜者，往往是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而最容易受到蛊惑的人群是暴民。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让当今很多崇尚民主的人感到有些尴尬。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社会一致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另一方面他又不大赞同民主体制。 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很多例子，诸如美国的川普现象，以及极端黄川粉的崛起，又明确无误地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是对的。例如川普的上台，与民粹主义崛起之间的观系，完印证了亚里士多德对民主体制的担心。亚里士多德对“最佳政体”的评价是基于两个原则，德性原则和平等原则。只有二者同时兼备的政体才有可能成为最佳政体。如果仅仅强调平等原则，那么民主体制也许的确是一种好的体制。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原则比平等原则更重要。因此按照亚里士多德，只有贵族才最有可能成为有德性的统治者。并且只有中产阶级才最有资格代表有德性的公民。因此，民主体制是好体制还是变态体制，首先取决于人民的德性，其次才取决于一国之君的德性。 当代西方民主的“基本成功”要归功于两个方面，１有德性的公民基本盘。２.存在一批既有德性，又有智性的“高级工匠，”包括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等。相比之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中国有德性的公民基本实在是盘太小。中国的基本盘是无德性的暴民和奴才。各位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亚里士多德认为，针对德性不同的人民，存在着一个最适合他们的政体。即，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 因此，中共独裁体制的确是最适合于以暴民和奴才占据大多数的国家体制。江泽民也曾经强调过以德治国，但是后来却不了了之。原因是中共很快就认识到，有德性的统治者最多只是好体制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有德性的公民基本盘才是关键。中国最缺少的，正是这个基本盘。 暴民最讨厌的词汇是德性。而奴才有最善于利用统治者的德性，以达到造反目的。所谓奴大欺主，主大欺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一直认为习近平的集权，是有着不得已的必要性。在一个充满了奴才和暴民的国度里，仁政等于自杀。 川普的上台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美国的有德性的公民基本盘还不够大。我这样说，并非是认为白川粉个个都是无德性的。相反，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大多数白川粉还是相当有德性的一群人。为了实现平等原则，他们不得不将德性原则暂时靠后。例如，其实没有几个白川粉打骨子里认同或者喜欢川普的个人人品。但是作为自由竞争和利益分配的失败者，他们的确有不得已的一面。因此，我对白川粉的愤怒是即理解也同情的。然而，我最不能理解的是黄川粉暴民。他们不仅对川普的流氓本性没有感觉，而且个别人甚至将其当成优点来赞美。 我之所以得出“大多数中国人是暴民和奴才”这一结论，并非是根据中国大陆的例子，而是根据海外华人的例子，尤其是黄川粉的例子。黄川粉与白川粉之间的差别。是一群毫无德性的东方暴民，与另一群一时愤怒但有一定德性的西方公民的差别。 西方的民主龙种，一旦遭遇到中国暴民，收获的只可能是跳骚。黄川粉就是一群货真价实的民主跳骚。暴民大体上有这样几个特征。 １ 暴民要么期盼着以运动取代法制，要么期盼着推翻现有法制。例如，几乎所有黄川粉的观点，包括在欧洲难民问题上，种族歧视问题上，非法移民问题上，黑人犯罪率问题上等等，通通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希望有一天能够用自己的棍子来取代警察的工作。纵观中国历史，从陈胜吴广，太平天国，义和团，朱元璋，文革，共产革命的成功。。。等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暴民呼唤运动的例子。 ２ 中国暴民的问题不在于德性的多少，而在于无德性，甚至反德性。暴民骨子里最反感的词汇是诸如道德，人文精神等。例如万维的好几位暴民黄川粉，都公开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们对“人文”二字会“浑身起鸡皮疙瘩。”虽然黄川粉自认为自己的理由是严丝合缝的，完美无缺的。但却在无意识地证明着同一件事：你们是暴民，你们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性。你们和白川粉是不一样的。 ３万维的几位极端型黄川粉代表了中国暴民的典型特征。之所以暴民平时不作恶，是因为他们不敢作恶，而非不想作恶。这不，一旦有川普给他们壮胆，他们的暴民的本色便立即暴露出来。过去一直不敢说的匪言匪语，例如赞美希特勒，如今却成了堂而皇之的所谓“事实论证。” 最近中国大陆发生了一起出租车司机奸杀女孩的事件。比较让我吃惊的并非是事件本身，而是滴滴微信群里对犯罪者的普遍麻木，羡慕，赞美，甚至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