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將民主體制歸類為一種變態體制。亞里士多德認為，民主體制最容易走向暴民政治。首先，政治競選的出勝者，往往是那些善於蠱惑人心的政客。而最容易受到蠱惑的人群是暴民。亞里士多德的這一思想讓當今很多崇尚民主的人感到有些尷尬。一方面，亞里士多德是西方社會一致公認的偉大思想家，另一方面他又不大讚同民主體制。 但是另一方面，現實中的很多例子，諸如美國的川普現象，以及極端黃川粉的崛起，又明確無誤地證明了亞里士多德是對的。例如川普的上台，與民粹主義崛起之間的觀系，完印證了亞里士多德對民主體制的擔心。亞里士多德對“最佳政體”的評價是基於兩個原則，德性原則和平等原則。只有二者同時兼備的政體才有可能成為最佳政體。如果僅僅強調平等原則，那麼民主體制也許的確是一種好的體制。但是亞里士多德認為，德性原則比平等原則更重要。因此按照亞里士多德，只有貴族才最有可能成為有德性的統治者。並且只有中產階級才最有資格代表有德性的公民。因此，民主體制是好體制還是變態體制，首先取決於人民的德性，其次才取決於一國之君的德性。 當代西方民主的“基本成功”要歸功於兩個方面，１有德性的公民基本盤。２.存在一批既有德性，又有智性的“高級工匠，”包括哲學家，科學家，思想家等。相比之下，美國與中國之間的一個最大區別，在於中國有德性的公民基本實在是盤太小。中國的基本盤是無德性的暴民和奴才。各位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亞里士多德認為，針對德性不同的人民，存在着一個最適合他們的政體。即，有什麼樣的人民，便有什麼樣的政府。 因此，中共獨裁體制的確是最適合於以暴民和奴才占據大多數的國家體制。江澤民也曾經強調過以德治國，但是後來卻不了了之。原因是中共很快就認識到，有德性的統治者最多只是好體制的一個必要條件，而有德性的公民基本盤才是關鍵。中國最缺少的，正是這個基本盤。 暴民最討厭的詞彙是德性。而奴才有最善於利用統治者的德性，以達到造反目的。所謂奴大欺主，主大欺奴，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一直認為習近平的集權，是有着不得已的必要性。在一個充滿了奴才和暴民的國度里，仁政等於自殺。 川普的上台只證明了一件事，那就美國的有德性的公民基本盤還不夠大。我這樣說，並非是認為白川粉個個都是無德性的。相反，根據我的個人經驗，大多數白川粉還是相當有德性的一群人。為了實現平等原則，他們不得不將德性原則暫時靠後。例如，其實沒有幾個白川粉打骨子裡認同或者喜歡川普的個人人品。但是作為自由競爭和利益分配的失敗者，他們的確有不得已的一面。因此，我對白川粉的憤怒是即理解也同情的。然而，我最不能理解的是黃川粉暴民。他們不僅對川普的流氓本性沒有感覺，而且個別人甚至將其當成優點來讚美。 我之所以得出“大多數中國人是暴民和奴才”這一結論，並非是根據中國大陸的例子，而是根據海外華人的例子，尤其是黃川粉的例子。黃川粉與白川粉之間的差別。是一群毫無德性的東方暴民，與另一群一時憤怒但有一定德性的西方公民的差別。 西方的民主龍種，一旦遭遇到中國暴民，收穫的只可能是跳騷。黃川粉就是一群貨真價實的民主跳騷。暴民大體上有這樣幾個特徵。 １ 暴民要麼期盼着以運動取代法制，要麼期盼着推翻現有法制。例如，幾乎所有黃川粉的觀點，包括在歐洲難民問題上，種族歧視問題上，非法移民問題上，黑人犯罪率問題上等等，通通指向了同一個方向，即希望有一天能夠用自己的棍子來取代警察的工作。縱觀中國歷史，從陳勝吳廣，太平天國，義和團，朱元璋，文革，共產革命的成功。。。等等等，無一例外都是暴民呼喚運動的例子。 ２ 中國暴民的問題不在於德性的多少，而在於無德性，甚至反德性。暴民骨子裡最反感的詞彙是諸如道德，人文精神等。例如萬維的好幾位暴民黃川粉，都公開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們對“人文”二字會“渾身起雞皮疙瘩。”雖然黃川粉自認為自己的理由是嚴絲合縫的，完美無缺的。但卻在無意識地證明着同一件事：你們是暴民，你們沒有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德性。你們和白川粉是不一樣的。 ３萬維的幾位極端型黃川粉代表了中國暴民的典型特徵。之所以暴民平時不作惡，是因為他們不敢作惡，而非不想作惡。這不，一旦有川普給他們壯膽，他們的暴民的本色便立即暴露出來。過去一直不敢說的匪言匪語，例如讚美希特勒，如今卻成了堂而皇之的所謂“事實論證。” 最近中國大陸發生了一起出租車司機姦殺女孩的事件。比較讓我吃驚的並非是事件本身，而是滴滴微信群里對犯罪者的普遍麻木，羨慕，讚美，甚至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