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所說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指文化的核心部分。即以孔子， 孟子，和老子等人為代表的一系列學說。 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教義等。按照哲學的劃分，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分為兩大部分，1. 有關對自然界認識的學說，即認識論；2. 有關道德的學說。本篇只集中談道德部分。

不知道‘弘揚’一詞在古漢語中應當對應着哪個詞，也不知道中國古代是否也像今天這樣，有一幫子臭文人整天給老百姓弘揚這，弘揚那。但是俺覺得，如今文人對‘弘揚’一詞的理解，更同中共的’宣傳‘一詞相輔相成。

說到這裡， 肯定有人會問：歷史上，佛家不也一直到處弘法嗎？問的好！弘揚佛法的人是用身體力行的方法，而如今中共的‘弘揚’都是只用嘴而不用腿。想象一下，假如佛教徒們個個都是說一套做一套的騙子，如今還會有人信佛嗎？不幸的是，如今中共正在這樣做。在這種情況下，你越是弘揚啥，人民就越是不信啥。中國如今的道德滑坡，可以解讀為人民對中共宣傳所產生的一種逆反效果。

同是為了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然而從心態上講，中共和其他體制外文人還是有差別的。一個重要差別是，中共屬於自己不信，卻要騙別人信。用周小平的話，就是“其不可告人之目的，早已是司馬昭之心了。”俺不懷疑那些想要弘揚中國文化的體制外文人們，他們自己也許確實相信中國文化是個好東西。但是，因為他們的‘弘揚’方法仍然是只用嘴而不用腿，所以最多也不過是白忙活。更重要的一點是，弘揚的概念，違背了道德的基本屬性，即自然性。

道德的自然性，也是自然法的一個基本公設。用通俗話說，就是“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杆公平秤。” 孔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大體上指的也是這個東西。除了自然道德之外，人類意識中還存在這另一個具有自然屬性的東西，那就是利益。顯然，孔子也隱隱約約地認識到了利益這個東西的天然存在性。他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大體上就是這個意思。我們知道，利益和道德兩者之間經常是相互衝突的。面對這一衝突，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一股腦地主張道德應當無原則地優先於利益，或者乾脆將利益做為壞東西來加以批判和壓制。例如，孔子說“君子趨於義，小人趨於利”就屬於這樣的拉偏架行為。

因此，對於每一個個體來說，實際上是存在着兩套道德天平。一個是來自外部的，即別人思想的灌輸，它屬於‘人工產品’。另一個，是來自個人的意識直覺，它是一種‘天然產品’。雖然孔子的無條件“善”跟老百姓的天然道德可能沒有衝突，但是孔子的無原則的“義”，卻是無法同每個人的“利”永遠合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理論認為，個人的自然道德可以通過宣傳和教育灌輸等手段，以外來的人工道德取而代之，最終統一於某個個人的思想之上。然而，想要做到這一點，唯有洗腦。相比之下，雖然民主制度也需要‘統一思想’，但是民主制度的道德基礎是來自公民共識，因此更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精英主義者們可能要問，假如百分之九十的屁民都認為搶銀行是合法的，那該咋辦？民主的實踐已經告訴我們，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發生。

美國的立法依據，也就是法律的‘法律’，不是依據某個人，或者某一批偉人的思想，而是根據自然法原理。這一點反映在John Rawls的《正義論》一書中。按照John Rawls 的觀點，公民共識，而不是某個人的高明思想，才是判定法律正義性的唯一依據。這一點同中國人正好相反。中國人普遍缺少獨立思維和創新能力。如果沒有老祖宗告訴他“不隨地吐痰，不奕君子乎”，似乎就連隨地吐痰的好與壞，都沒有能力給出一個判斷。

當代社會的根本問題，是利益分配問題。唯有建立起一個合理的體制，才能保證“利”和“善”衝突最小。打個比方，假如把道德體系比作一張漁網，按照毛澤東的“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的說法，體制就是綱，道德和利益都是目，連接起綱和目的，是公平。所以，中國人的首要任務，不是神馬弘揚文化，而是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分配體制。使”善“和”利“兩者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