芹泥最近連續發表了幾篇介紹蘇雪林“挺胡反魯”的博文。從觀點上看，博主顯然也是強烈“挺蘇”的。但是我個人的感覺，蘇雪林批判魯迅的手法，更像一個辛亥版的紅衛兵。誰敢反對胡老師，俺就跟他拼了。蘇雪林是在用一張比魯迅更‘惡毒’的嘴，來批判魯迅的‘惡嘴’。有意思的是，她自己對此毫無感覺。無論如何，胡適的水平，的確還是遠遠超過了紅衛兵的。總之，蘇雪林並沒能給俺留下一個才女印象。

幾千年來，中國人更在意君子小人的劃分，而對真理的探索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一方面，中國人對真理的認知水平，最多是停留在形而上學外加教條的層次。在這個層次上，對於西方人所極力推崇的“批判思維”這個玩意，是很難消受和理解的。然而，只有批判思維，才是突破形而上學和教條主義的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到對人品的批判，以及對君子小人的判決，中國人立馬會變得兩眼發光，炯炯有神起來。這正是文革思維的本質。從辛亥革命時期的文人相傾，到文革時期的文功武衛，再到今天的左右之爭，中國的文人，仍然在自覺不自覺地使用着文革思維。表明在總體思想水平方面，中西方知識分子的差距，的確不在一個檔次上。

我一直就有這樣一個感覺，我認為文革同毛澤東的關係其實並沒有那麼大。文革的乾柴其實一直都是存在的。毛澤東只不過是點了一把火而已。文革思維，是帶有很強的文化傳統色彩的。文革思維有如下幾個特徵：1. 以感性代替理性，以人代物，對人不對事，以人品取代思想。對於人的判斷，要麼君子，要麼小人。要麼魔鬼，要麼天使；2. 以‘人’的派別取代‘理’的立場。

中國的左右之爭之所以是難以調和的，是因為我們並沒有真正理解西方民主思想的哲學要義。我們自然而然會將兩種觀點完全對立起來，一方是天經地義， 另一方是大逆不道。由於人總是觀點的載體，雖然偶爾我們也可以做到“就事論事”，或者“因事而論人”，但是最終還是難免陷入“因人而論人”的思維模式。於是，觀點的對立就變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文革的乾柴就是這樣形成的。西方民主國家也存在着觀點對立。例如保守共和黨同自由民主黨之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是，就算毛澤東在世，他如果企圖在民主社會點把火，也是沒有用的。因為在一個真正的理性社會，文革這把火是永遠也點不起來的。

正如科學思想的產生，是源於對數千年來一成不變的超自然教條的懷疑。民主思想的產生和發展，也是從對集權專制體制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懷疑開始的。集權專制體制，作為人類社會幾千來的一個既定現狀，其存在的正當性，幾乎就是天經地義的。要麼君權神授，要麼君權天授。中國歷史上，也不乏有對封建皇權體制的懷疑精神，以及樸素的人人平等和法制（不是民主意義上的法治）思想。例如，早在秦朝末年，陳勝吳廣就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樣的豪邁口號。中國古代的人人平等，法制思想，大致上可以集中歸類為“法家思想”。但是，同當代西方民主思想相比，法家思想體系（其實並沒有真正形成體系）的認識高度，整體上明顯相差了一個台階。這是因為，法家思想並沒有能夠在道義的高度完成對集權體制本身的徹底否定。

稍加留意便可發現，包括胡適在內的幾乎所有改良派，其實他們也都沒有邁上這個台階的。改良派對民主的喜愛，其實不過是一種葉公好龍而已。在道義上，對民主的宣傳只可以動口不動手，只可以對行為的後果做某些沙盤推演式的功力算命，但就是不能動正格的。所以我說，改良派是獨裁體制有意或者無意的奴才，根據就在這裡。

我從來不反對體制內知識份子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思想。就像楊子榮的智取威虎山一樣，體制內的機會主義，的確是實現民主的一個潛在捷徑。但是，因為改良派的骨子裡充滿了實用主義，功利主義，以及對獨裁體制事實上的“放不下”心態，在包括胡適在內的改良派 看來，似乎人人都應當是體制內的一員。每個知識分子，似乎都應當是坐在龍椅上，設身處地地思考政治問題才是正確的。難怪胡適會大聲疾呼：“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人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原來，胡適是把自己定位為一位太監大總管了。由此可見，胡適對知識分子的角色，存在着嚴重的錯位。相比之下，魯迅對中國社會弊端的無情揭露和批判，才是更符合知識分子的正確角色。 

中國第一位徹底地，不帶功利保留地， 從體制意義上徹底否定古代封建集權專制的，不是胡適，而是毛澤東。這體現在毛髮動的批評林批孔運動。與習近平相比，毛澤東更具批判和懷疑精神。雖然毛澤東是從無產階級專政的角度來批判儒家思想的。並且將儒法鬥爭，簡單地解讀為庶族地主階級，同士族皇權之間的鬥爭，是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的鬥爭。確實有些勉強和教條。但是，同西方的當代民主思想相比，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至少主觀上和字面上，是強調法制和民主的。所以，我傾向於認為，之所以中共早期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很顯然，是因為他們主觀上將馬克思主義看成了一條通往民主的“快捷便道”了。雖然在今天看來，中共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也不等於說，胡適的極端實用主義改良思想，真的就比早期中共高明到哪裡去。胡適的一個最大問題，在於企圖用民主的規則來實現民主。打個比方，蓋大樓的正確材料是磚頭，而不是大樓本身。

無論毛澤東個人的人品是如何的糟糕，無論馬克思主義有多麼的反動。只要我們能夠但凡地‘超越’一下“要麼魔鬼，妖魔天使”的文革思維，那麼就可以發現，從古代法家思想，到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確實是朝着當代民主思想向前進了半步。相比之下，習近平的所謂依法治國，不過是儒法思想的某種折衷而已。其本質，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現有獨裁體制，是在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又向後倒退了半步。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的‘挺魯反儒’和習近平的‘挺儒反魯’，問題就變得清楚起來，也就更容易理解下面幾個問題了：為什麼當年共產國際現象，來的迅猛，消失的也迅猛？為什麼從共產政權直接過渡到民主體制，要比受傳統文化束縛的獨裁體制來的更容易？為什麼在中國，民主體制的實現格外的困難？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文化，對中國民主進程的阻礙，哪個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