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瀏覽了一下中共監察部（中紀委）網站。發現裡面有大量談從嚴治黨，依法治黨方面的文章。總的感覺是，這些文章存在着一些共性。首先，中共對於真正的法律精神，仍然存在着不少誤讀和誤導。其次，對黨紀和國法之間的關係解讀，中共仍然是隨心所欲，信口開河，誇誇其談，缺少學術性嚴謹性，顯得很浮躁。其三，口號喊的太響亮，太誇張。像什麼“莊嚴承諾”之類，感覺有點兒像少先隊的決心書。過去六十年的經驗已經反覆證明，政治口號的“響亮度”，總是同它的“欺騙度”成正比。全世界的決心書加在一起，也不及中國人的一個零頭。不少學者認為，中國正在進入另一輪口號治國時代，並非沒有根據。多年來，中共喊政治口號，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但是，法律卻有這樣一個特性。在法律精神面前，很多政治口號的虛偽性和矛盾性，會顯得更加格外突出。口號越多就越顯違法。

僅以其中的一篇‘核心閱讀’文章《紀嚴於法，紀在法前，紀法分開》為例，文中不少論述，都是明顯地背了憲法或者法律的基本精神的。例如，單就文章的標題本身，就同憲法精神存在着明顯的衝突。例如，按照憲法第五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如果在中共眼裡，憲法真的不是兒戲的話，那麼原則上，就不應當存在“比法律更嚴格”的組織紀律，否則就是一種特權。

黨紀同國法之間的關係，類似於西方民主國家的組織章程（bylaw）同法律（law）的關係。以美國為例，雖然各類組織也都有自己制定的章程。但是，所有的這些組織章程，都有幾個共同點。首先，概念上，雖然組織章程中有一部分條款，並沒有直接出現在聯邦，州，或者縣的法律條款中。但是組織規則的精神，必須同法律精神完全一致。美國實行案例制，經常會有一些原本是組織章程的條款，被直接移入到州的法律條款中。例如，美國的州法律內容非常細緻，包含有同各類組織直接相關的處罰（Discipline)和具體運作條款。諸如對犯錯承包商的具體罰款額和專業考核標準等。。。因此，從概念上說，美國所有的規則，包括組織規則，公司的職業倫理等，都是法律的一部分。因此，組織規則的存在，是一種資源的權衡，是手段，而並非是因為存在着一個類似於”紀法分開“之類的道德目的。這就好比維護北京的社會治安，原本應當是警察的工作。但是因為警察不夠用，所以才不得雇用一些街道大媽，是一個道理。進一步講，街道大媽執法的法律性質，不會因為是否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比警察還要嚴格的”大媽紀律“而有所不同。雖然法律的手段可以是不唯一的，但是法律精神的目的，必須是唯一的。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人普遍認同的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的說法。其實也是有問題的。例如，家長體罰自己的孩子，就屬於違法行為。因此，”紀嚴於法，紀法分開“的說法的實質，是法外法，和重複懲罰的概念，因而同法律精神必然是相互違背的。《紀嚴於法，紀在法前，紀法分開》這句口號的一個比較正確的喊法，應當是《紀服於法，紀在法中，紀法一致》。

真正的法律精神，不是體現在它的嚴厲性或者寬鬆性，而在於它的正義性和公正性。如果單就嚴厲性而論，奴隸社會的法律才是最嚴厲的。但是，奴隸社會的法律，無論多麼嚴厲，都同法律精神無關。法律的公正性的一個基本點，用中國人常說的話，就是不枉不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僅僅是指懲罰的平等，而且還應當包括法律對公民權利保護的平等。除非中共認為自己是特殊公民，否則他就沒有理由和權利，設立一個比法律更嚴厲的黨紀。

中共問題的關鍵，是存在太大的特權。而特權的存在，最終必將導致利益的衝突，包括黨內的利益衝突，和黨內外的利益之間的衝突。在法律層面，表現在黨紀和國法之間的衝突。直到有一天，中國的法律有了如此的尊嚴，以至於每一位普通公民或者黨員，可以像美國人那樣，直接將中共中央或者紀檢委告上法庭。否則依法治國的說法純屬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