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座的使節們比我更了解這個世界。
是的，國際秩序正在被一種全新的方式給顛覆，而且我敢肯定的說，這是我們歷史上經歷的一次重大顛覆，它在幾乎所有地區都具有深遠影響。
它是一次國際秩序的轉型，一次地緣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戰略重組。
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自18世紀以來，以西方霸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這是一個源自18世紀受到啟蒙運動啟發的法國。
這是一個源自19世紀受到工業革命引領的英國。
這是一個源自20世紀受到兩次大戰崛起的美國。
法國、英國、美國，讓西方偉大300年。
法國是文化，英國是工業，美國是戰爭。
我們習慣了這種偉大，它讓我們對全球經濟和政治掌控着絕對的支配權。
但事情正在起變化。
有些危機來自於我們西方國家自身的錯誤，而有些，則來自於新興國家的挑戰。
在西方國家內部，美國在面對危機中的多次選擇錯誤，都深深動搖着我們的霸權。
注意，這不只是從特朗普政府開始的，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國的其他總統也作出了其他錯誤選擇，克林頓的對中政策，小布什的戰爭政策，奧巴馬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及量化寬鬆政策。
這些美國領袖的錯誤政策，全都是動搖西方霸權的根本錯誤，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又極大的低估了新興大國的崛起。
低估這些新興大國的崛起，不是這兩年才開始的，而是早在十年或二十年前。
我們打從一開始，就低估了他們。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和俄羅斯在不同的領導方式下，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印度也在快速崛起為經濟大國，同時他也在成為政治大國，中國，俄羅斯，印度，這幾個國家對比美國，法國和英國。
我們不說別的，光是他們的政治想象力，都要遠比今天的西方人強，他們在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後，開始尋找屬於他們自己的“哲學和文化”。
他們不再迷信西方的政治，而是開始追尋自己的“國家文化”。這和民主不民主無關，印度是民主國家，他也同樣在這麼做，尋找屬於自己的“國家文化”。
西方霸權的終結，不在於經濟衰落，不在於軍事衰落，而在於文化衰落。
當你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那就是你衰落的開始。
我認為目前這些新興國家的政治想象力，是高於我們的。
政治想象力很重要，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內涵，能夠引出更多的政治靈感。
在政治上我們能不能做的更大膽點，新興國家的政治想象力，遠超過今天的歐洲人，這一切都深深震撼了我。
中國已經讓7億人口脫貧，未來還將有更多人擺脫貧困，但在法國，市場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現象。
過去一年中產階級的憤怒，讓法國的政治秩序發生了極深刻的變化，從19世紀以來，法國人的生活就在一種平衡中。
個人自由，民主制度，富裕的中產階級，這三者是平衡法國的政治的三腳架，但是當中產階級不再是我們國家的基石時，當中產階級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時，危機就誕生了。
他們就會對民主與市場制度產生根本的懷疑，這樣的制度還能讓我獲得更好的生活嗎？
他們有權利這麼懷疑，並且也有權利加入到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去。
在英國，政治體制的淪陷更為明顯。
英國脫歐的響亮口號，Take back control(奪回控制權)說明了一切。
民眾認為，自己的命運已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要“奪回控制權”。
而“奪回控制權”的直接方式，就是脫歐，他們厭惡了歐盟，厭惡了老套的政治，他們想要更富有政治想象力的事情出現。
歸根結底，是過去的政治制度無法讓英國人獲利，甚至讓他們活得越來越糟，但上層的政治領導者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於是，他們失敗了。
至於美國，美國人雖然同屬西方陣營，但他們一直與歐洲有着不同的人道主義標準（暗示宗教）。
美國人對氣候問題，對平等，對社會的平衡敏感性，和歐洲並不是以相同方式存在的（暗示美國貧富差距比歐洲大得多）。
美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存在着明顯差距，即使美歐深深結盟，但我們的差異一直存在。
特朗普的上台，只不過是將原本的差異，放大化了。
歐洲的文明計劃，當然不能由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或者俄羅斯的東正教徒來決定，但歐洲長時間的跟隨美國，將俄羅斯從歐洲大陸驅逐出去，這樣的政策，並不一定是正確的。
美國需要讓“俄歐對立”，但歐洲需要嗎？
歐洲配合美國，驅逐俄羅斯，這可能是歐洲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錯誤。
驅逐俄羅斯的結果，就是普京別無選擇的必須去擁抱中國，而這正好給了中國與俄羅斯抱團取暖的機會。
讓我們的一個競爭對手，與另一個對手相結合，形成一個巨大麻煩，這就是美國人的做法。
如果歐洲不驅逐俄羅斯，俄羅斯的政策也絕不會那麼反西方。那如今在地緣政治上，給與東方大國的幫助，也就不可能那麼多。
但歐洲的問題，在於軍隊。
因為北約的存在，歐洲想要再組建一支歐洲軍就變得非常困難，而只要“歐洲軍”一天不存在，歐洲就一天要受到美國的政治指令操控。
可悲的是，當我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談到這些時，我們都是悲觀的，目前的歐洲，沒有人擁有這種能力去組建一支歐洲軍，更沒有人對這項重大的戰略性政策，給與投資。
但歐洲軍是制衡美國的關鍵點，沒有歐洲軍，歐洲就沒有真正的獨立性可言。
是的，美國是盟友，是我們長期的盟友，但同時，他也是一個長期綁架着我們的盟友。
法國是一個強大的外交大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更是歐盟的心臟。
讓俄羅斯脫離歐洲，或許是一個絕對深遠的戰略錯誤。
法國如果無法將俄羅斯拉回歐洲，那也不願再繼續參與，加劇緊張局勢與孤立俄羅斯的政策。
目前俄羅斯與那個東方大國，雙方都沒有要結盟的興趣，但沒人敢肯定，倘若西方世界再步步緊逼的話。
中俄還會不會如此肯定的說，我們不會結盟。
我們朋友的敵人，就一定是我們的敵人嗎？
俄羅斯是美國的敵人，那他一定是歐洲的敵人嗎？
我們需要建立歐洲自己的新的信任與安全架構，因為如果我們不能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那歐洲大陸將永無寧日。
美國人說，這個在武器裝備上進行大量投資的國家，這個人口結構不斷下降惡化，這個不斷老齡化的國家。
美國人問我，我們該害怕這個國家嗎？我們該和這樣一個國家和解嗎？
我反問美國人，把俄羅斯與加拿大的位置互換一下怎麼樣呢？
除了經濟動盪和地緣政治動盪外，我們現在所經歷的第三個大動盪，無疑就是技術革命動盪。
大數據互聯網，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在大智能於全球化中鋪開時，信息技術的進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
智能全球化所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情感、暴力、甚至仇恨的全球化。
科技革命，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人類學變化，也為我們創造了全新的空間，一個需要人類去重新審視和制定規則的空間。
這是一個目前全球都不曾觸碰的新技術規則空間，也是一個所有人都該認同與參與的，互聯網國際秩序規則。
但在這套新規則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新技術革命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失衡，更是人類學上的階級矛盾與意識形態矛盾。
最終，它會給我們引以為豪的民主帶來沉重的撕裂與不穩定性。
在座的使節們都能看到，經濟動盪，地緣政治動盪，信息技術動盪，民主的動盪。
所有這些動盪都是同時發生的，但我們該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需要如何做？我們是繼續當觀眾，當個評論員，還是去承擔我們所必須承擔的責任？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都失去了政治想象力，讓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習慣來主導我們的策略，那我們……
一個共和國總統，一位部長，一位外交官，一個士兵，在這房間裡的每個人都繼續照過去的方法做下去的話。
那可以肯定的是，我們肯定會“失去控制”。
而“失去控制”後，等待我們的，就是消失。
文明逐漸消失，歐洲逐漸消失，西方霸權的時刻也會一同消失。
最終，世界將圍繞兩個極點運轉：即美國和中國，歐洲將必須在這兩個統治者之間做出選擇。
歐洲，將完全失去掌控權，因此我至今只相信一件事，就是勇敢——敢於突破和冒險的政治策略。
這種不同於以往老歐洲的政治策略，會導致現在的很多事情失敗，而且國內也有大量的評論員，批評家說它不會成功。
但致命的不是評論和批評，而是失去“勇敢的心”與“充滿想象力的思維”，並且我認為，唯有去嘗試一些勇敢的，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才是深刻體現法國國家精神的最佳方法。
只有法國，能重新樹立深刻的歐洲文明；只有法國，能從歐洲戰略和國際政治的高度，去考慮歐洲的存亡問題。
法國精神，是一種頑強的抵抗精神，是對與眾不同的世界追求的精神。抗拒精神絕不會屈服於事務的必然性與適應性
這種貫徹於法國人靈魂的不凡精神，塑造了唯有法國，才能改變歐洲漸漸被“兩極”吞噬的歷史趨勢。
接下來法國將有幾個重要的議程方向，第一是“歐亞議程”。
法國將促進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與歐洲聯通戰略的更好融合，但是該融合必須在尊重我們的主權和規則上進行。
十年前我們在歐亞融合上犯了一些錯誤，歐洲在處理那場重大的金融危機時，為了求得援助，而被迫開展了私有化，來降低歐洲的部分主權。
從南方的意大利到北方的英國，但我們不會去責怪聰明的中國人，我們只能怪自己蠢。
另外在面對中國崛起時，法國還必須和美國在印太地區，建立起“法國戰略”。
這是對於法國歡迎中國絲綢之路戰略的一個“補充”。
我們在一個地方幫助了對手，那我們就必須在其他地方制衡它一下，這是政治的一貫玩法。
法國必須在印太地區建立“法國影響力”，去平衡中國在該地區的勢力崛起，畢竟法國在該地區擁有百萬居民，更有近一萬名戰士。
法國要成為該海域的主要海上力量之一。
我已經與很多人聊過，歐洲主權絕不是一個空洞的詞，但我們早已犯了將主權的話語權留給民族主義者的錯誤。
民族主義者絕不代表我們的主權，主權是一個好詞，他代表我們民主的核心。但如果政府失去對一切的控制，那主權也將一無所有。
所以民族主義者有權發表他們的聲音，但他們絕不代表歐洲主權。
幾十年來，歐洲已經建成了一個強大，友好的市場，但同時我們也是最開放，和最幼稚的市場。
而且我們在討論歐洲主權時也必須非常深入的包括英國，無論英國脫歐最後結果如何，歐洲主權都包括英國。
歐洲主權另一個方向，是國防，關於歐洲防務問題，自1950年代以來就沒有任何進展，它甚至是被禁止討論的。
但是時候建立一個擁有更多國防主權，依靠歐洲基金和歐洲軍隊的倡議。
我認為目前正是商談“歐洲國防主權”，幾十年來的最佳時機，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使節，多加努力。
歐洲主權的另一個側重點，是歐洲對於邊界的思考，這問題也將引申到對於人口和移民的話題。
歐洲自2015年以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機，我們必須摒棄關於難民的緊急管理制度，從而建立一個可持續的人才登陸機制。
我們更應該與國際移民組織合作，恢復我們在巴黎所做的移民過濾工作。
最後是關於經濟和金融主權的部分。
我們現在正積極的談論伊朗，繼續捍衛我們主張的伊朗議程。
但美元存在其“特殊性”，即使我們決定保護伊朗，但我們的公司要前進，也要依賴美元。
注意，我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和美元作鬥爭，而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實實在在的“歐元主權”。
但這個過程實在太慢了，我們進展的太慢了！
而且在建立數字貨幣主權上，歐洲也需要重新思量，因為數字貨幣，也必將影響未來的經濟主權。
重建歐洲的主權，經濟主權，國防主權，邊界主權，唯有這樣才能真正的加強歐洲的一體化而不受外界其他國家的干擾。
女士們，先生們，讓我們擁有強大而一致的外交，在目前西方霸權受到挑戰的時刻，我們更應發揮各自的政治想象力。
掌控歐洲人自己的命運，將控制權還給我們的人民。
在外交上我依靠你們發揮重要作用，我不勝感激的提出這些要求。
我將永遠在你們身邊，以讓法國成為引領一系列重要政治問題的核心。
使得我們的使節在世界各地都有強大的代表實力，來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超越我們的國家利益，讓我們的價值傳遍世界。
我謝謝你們！
——伊曼紐爾.馬克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