芹泥最近连续发表了几篇介绍苏雪林“挺胡反鲁”的博文。从观点上看，博主显然也是强烈“挺苏”的。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苏雪林批判鲁迅的手法，更像一个辛亥版的红卫兵。谁敢反对胡老师，俺就跟他拼了。苏雪林是在用一张比鲁迅更‘恶毒’的嘴，来批判鲁迅的‘恶嘴’。有意思的是，她自己对此毫无感觉。无论如何，胡适的水平，的确还是远远超过了红卫兵的。总之，苏雪林并没能给俺留下一个才女印象。

几千年来，中国人更在意君子小人的划分，而对真理的探索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一方面，中国人对真理的认知水平，最多是停留在形而上学外加教条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对于西方人所极力推崇的“批判思维”这个玩意，是很难消受和理解的。然而，只有批判思维，才是突破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到对人品的批判，以及对君子小人的判决，中国人立马会变得两眼发光，炯炯有神起来。这正是文革思维的本质。从辛亥革命时期的文人相倾，到文革时期的文功武卫，再到今天的左右之争，中国的文人，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着文革思维。表明在总体思想水平方面，中西方知识分子的差距，的确不在一个档次上。

我一直就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认为文革同毛泽东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文革的干柴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毛泽东只不过是点了一把火而已。文革思维，是带有很强的文化传统色彩的。文革思维有如下几个特征：1. 以感性代替理性，以人代物，对人不对事，以人品取代思想。对于人的判断，要么君子，要么小人。要么魔鬼，要么天使；2. 以‘人’的派别取代‘理’的立场。

中国的左右之争之所以是难以调和的，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方民主思想的哲学要义。我们自然而然会将两种观点完全对立起来，一方是天经地义， 另一方是大逆不道。由于人总是观点的载体，虽然偶尔我们也可以做到“就事论事”，或者“因事而论人”，但是最终还是难免陷入“因人而论人”的思维模式。于是，观点的对立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文革的干柴就是这样形成的。西方民主国家也存在着观点对立。例如保守共和党同自由民主党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就算毛泽东在世，他如果企图在民主社会点把火，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在一个真正的理性社会，文革这把火是永远也点不起来的。

正如科学思想的产生，是源于对数千年来一成不变的超自然教条的怀疑。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从对集权专制体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怀疑开始的。集权专制体制，作为人类社会几千来的一个既定现状，其存在的正当性，几乎就是天经地义的。要么君权神授，要么君权天授。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对封建皇权体制的怀疑精神，以及朴素的人人平等和法制（不是民主意义上的法治）思想。例如，早在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豪迈口号。中国古代的人人平等，法制思想，大致上可以集中归类为“法家思想”。但是，同当代西方民主思想相比，法家思想体系（其实并没有真正形成体系）的认识高度，整体上明显相差了一个台阶。这是因为，法家思想并没有能够在道义的高度完成对集权体制本身的彻底否定。

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包括胡适在内的几乎所有改良派，其实他们也都没有迈上这个台阶的。改良派对民主的喜爱，其实不过是一种叶公好龙而已。在道义上，对民主的宣传只可以动口不动手，只可以对行为的后果做某些沙盘推演式的功力算命，但就是不能动正格的。所以我说，改良派是独裁体制有意或者无意的奴才，根据就在这里。

我从来不反对体制内知识份子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就像杨子荣的智取威虎山一样，体制内的机会主义，的确是实现民主的一个潜在捷径。但是，因为改良派的骨子里充满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对独裁体制事实上的“放不下”心态，在包括胡适在内的改良派 看来，似乎人人都应当是体制内的一员。每个知识分子，似乎都应当是坐在龙椅上，设身处地地思考政治问题才是正确的。难怪胡适会大声疾呼：“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人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原来，胡适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位太监大总管了。由此可见，胡适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存在着严重的错位。相比之下，鲁迅对中国社会弊端的无情揭露和批判，才是更符合知识分子的正确角色。 

中国第一位彻底地，不带功利保留地， 从体制意义上彻底否定古代封建集权专制的，不是胡适，而是毛泽东。这体现在毛发动的批评林批孔运动。与习近平相比，毛泽东更具批判和怀疑精神。虽然毛泽东是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来批判儒家思想的。并且将儒法斗争，简单地解读为庶族地主阶级，同士族皇权之间的斗争，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确实有些勉强和教条。但是，同西方的当代民主思想相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至少主观上和字面上，是强调法制和民主的。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之所以中共早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很显然，是因为他们主观上将马克思主义看成了一条通往民主的“快捷便道”了。虽然在今天看来，中共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也不等于说，胡适的极端实用主义改良思想，真的就比早期中共高明到哪里去。胡适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企图用民主的规则来实现民主。打个比方，盖大楼的正确材料是砖头，而不是大楼本身。

无论毛泽东个人的人品是如何的糟糕，无论马克思主义有多么的反动。只要我们能够但凡地‘超越’一下“要么魔鬼，妖魔天使”的文革思维，那么就可以发现，从古代法家思想，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确实是朝着当代民主思想向前进了半步。相比之下，习近平的所谓依法治国，不过是儒法思想的某种折衷而已。其本质，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现有独裁体制，是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又向后倒退了半步。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挺鲁反儒’和习近平的‘挺儒反鲁’，问题就变得清楚起来，也就更容易理解下面几个问题了：为什么当年共产国际现象，来的迅猛，消失的也迅猛？为什么从共产政权直接过渡到民主体制，要比受传统文化束缚的独裁体制来的更容易？为什么在中国，民主体制的实现格外的困难？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对中国民主进程的阻碍，哪个更大？